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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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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多久就要露面的。可能堕入情网了，从事态发展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肯定是找了一个有妇之夫。我想像着凯利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的情景，这对于偷情的男女来说是两座理想的城市。于是，我就尽量冷静对待此事，耐心等待吧。可是一周后，她那女合伙人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仍然没有凯利的消息。她对我说起有一两份合同要违约了，她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觉得孤立无援。我想像那女子心慌意乱地在那黑暗的办公室里乱转悠的样子。我感到震动。我问她：圣特莱莎方面有什么消息？那女子早就跟警方谈了。可是警方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想说。警察说：仅仅就是失踪了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打电话，他从前为我工作过，我介绍了情况。那朋友说最好当面谈，于是我俩约定在一家名叫白脸的时尚咖啡馆见面。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关门。您也知道，墨西哥的时尚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像人一样躲藏起来，没人惦记时尚。我向我的朋友说明了凯利的事情。他提了几个问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答应晚上给我来电话。分手后，我上了自己的车，一面想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是，我惟一的感觉是愤怒，越来越强烈的愤怒，艾斯基维尔家族几百来珍藏的全部怒火，忽然之间在我的神经系统里安营扎寨了；我还怀着愤怒和内疚的心情想到：这样的怒火或者勇气早应该点燃，不应该如此被个人友谊推动，或者促成，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虽说这个人友谊肯定已经超出了个人友谊本身的概念，而是还由我自从懂事以来见过的大量事情所推动。但是，我哭着，咬牙切齿地说没用，没用，没用；生活就是这个鬼样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那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首先问我的电话是不是安全。我立刻想到：坏了，肯定是坏消息。但不管怎样，我的态度再次镇定下来。我说：电话绝对安全。于是，朋友说，我给他提供的姓名（他有意回避说出）是个银行家，专门给圣特莱莎团伙洗钱，据他的情报，也叫索诺拉团伙。我说：明白。他说那位银行家的确在郊区有牧场，不仅是一处，而是多处；可是，据他的情报说，凯利在圣特莱莎的那几天，没有一处牧场举办过晚会。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晚会，没有什么社交拍照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我说：明白。朋友又说：那位银行家，据他和知情人了解，跟党有良好关系。我问：关系特别好吗？他低声说：属于殷勤款待的那一种。我追问道：殷勤到什么程度？朋友说：很深，很深。最后，我俩互道“晚安”。接着，我陷入了沉思。“很深”在时间上的概念就是很久、很久了，根据我们使用的暗语来说，就是几百万年以前，就是恐龙时代。我猜想：这革命制度党里的恐龙会是哪些人呢？有几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来了，其中二人是北方人，或者在北方有买卖。这二人我都不认识。片刻间，我在想一个普通朋友。但我不愿意让任何朋友卷入什么麻烦。那天夜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就像是两天前的事情，而不是几年前，天空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个家里，这所住宅静悄悄，连住在花园里的夜鸟都不歌唱，虽然我知道我的保镖就在附近，大概在跟我的司机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如果我按铃，马上会有女佣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睡觉，我就乘坐飞机去了埃莫西约，然后转机去圣特莱莎。当有人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女众议员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等着他时，主席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出来接见。可能是因为从前我俩见过面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记得他了。我一看见他面带笑容，像小狗一样殷勤周到的样子，就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他就像那种前腿直立摇头摆尾的小狗，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
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文档。她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个用混成语写成的神秘小说开头。有发表过的文章。有关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牧场短工的人物简介。有关于克劳斯·哈斯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的。别的价值很小。
12月10日，永罚牧场的几个工人报告警察：在通往黑屋公路约一公里二十五米的地方、位于牧场的边界地区发现尸骨。起初，他们以为是动物骨架；但一看到骷髅，方才明白是判断错误。据法医分析，是一具女尸，由于时间久远，死因难以断定。距离尸骨三米处发现了一条紧身裤和一双网球鞋。
女众议员说：我在圣特莱莎一共度过两夜，睡在墨西哥饭店。虽然大家都准备容忍我的任何怪念头，可实际上，事情毫无进展。这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像是一派。市政委员会主席像另外一派。副首席检察官像个耄耋老者。人人撒谎，个个胡说。一下子都信誓旦旦地肯定，绝对没人报告凯利失踪的事情，可我确凿地知道她的女合伙人就报了案。萨拉萨尔·克莱斯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人提起。没人告诉我妇女失踪的事情。可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题。更没人把凯利与这些案子联系起来考虑。临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三家地方报社，通知他们我要在墨西哥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讲了凯利的事情。后来全国性的大报也转载了。我说除去我是凯利的朋友，我还是政治家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人，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揭开真相。我心里暗暗盘算：这群浑蛋，他们不知道在跟谁斗呢！该让他们尿裤子了。那天夜里，新闻发布会后，我躲进房间，开始打电话。我找了革命制度党的两位众议员，是我可靠的朋友。他俩说一定会支持我走到底。这正是我希望的。接着，我给凯利的女合伙人通话，告诉她我在圣特莱莎。这个可怜又非常丑陋的女子哭了，不知为什么连连谢我。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是否有人找我。罗莎给我念了来电话的名单。没有意外的电话。一切如常。我打算睡觉，但无法成眠。有一阵工夫，我望着窗外的城里建筑、花园、时不时有豪华轿车通过的大街。我在房间里转悠。注意到室内有两面镜子。一面在房间尽头，另外一面挂在门口，并不互相映照。但如果你摆个特定的姿势，一面镜子会出现在另外一面镜子里。没有出现的是我。我想：真怪啊。我一面等着睡意，一面摆各种姿势做实验。这样熬到了清晨五点钟。我越是琢磨这两面镜子，心里越是不安。我明白到了这个钟点再上床就有些荒唐了。洗个淋浴，换了衣服，打点行李。六点一到，我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了。这个时候，餐厅还没开门。但是，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了厨房，为我准备橘汁和浓咖啡。我想吃，可吃不下去。七点，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路经城里街区的时候，我想起了凯利，想到凯利看街景的心思会跟我一样；于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一回到首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曾经在联邦政府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求他推荐一位优秀侦探给我，希望这个侦探没有可疑之处，能胜任工作。朋友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原委说了出来。他给我推荐的人名叫路易斯·米盖尔·罗亚，他曾经在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过。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工作了呢？朋友说：因为私企挣钱多。我在想：这位朋友没有把应该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因为在墨西哥从什么时候开始私企和国企是水火不容了呢？但我只说声“谢谢”，请他为我约见这个罗亚。我的朋友通知了罗亚，说好跟我见面。罗亚的模样很怪。个子矮胖，但像个拳击手，没有半点赘肉，虽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彬彬有礼，穿着整齐；他办公室很大，至少有十个人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女秘书和专业保卫人员。我把凯利的事情说了一遍，谈到了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跟贩毒集团的交易、圣特莱莎当局的态度。他没提任何愚蠢的问题。不做记录。甚至问我的电话号码时，也不写下来。我猜测他有录音。我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三天后会有消息。他散发着润肤水或者我不熟悉的香水味。那是一种薰衣草和香料的混合物，有一点淡淡的进口咖啡香。他送我到门口。三天。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等待时间的流逝会变得遥遥无期。我老大不情愿地又去工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接待了一群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在凯利失踪后，我对这些人士的态度似乎有宜人的妇女味儿了。她们来了三人，根据我的理解，她们的组织不大。要是从前，我就很想把她们踢出门去；但那时可能我心情郁闷，不大清楚我该做什么，便邀请她们坐一会儿。虽然没谈政治，她们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一位还是我和凯利在教会学校的同学呢，虽说比我俩低两届，但有共同的回忆对象。我们喝茶，聊男人，说说各自的工作；她们三位是大学教师，其中有两位离了婚。她们问我为什么一直独身，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比你们更讲女权主义啊。到了第三天夜里十点钟，罗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第一份报告出来了；如果我想看，可以马上送过来。我说：快来吧！都有点晚了。我问他：您在哪里呢？罗亚说：我在车里。用不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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