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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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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哈斯说：我正在进行调查。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他说：监狱里消息灵通得很。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可以讲出来许多事情。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很大的活动范围，给你提供帮助。没人笑。丘伊·比门特尔继续拍照。照片上有女律师，她好像要哭。勇敢点！记者们的目光如同爬行动物的眼睛：他们注视着克劳斯·哈斯。后者的目光落在灰墙上，好像在剥落的水泥上已经写好了他的台词脚本。有个记者轻声耳语道：请说出名字来！但大家都听清楚了。克劳斯·哈斯不再看墙壁，眼睛盯着这个记者。他没直接回应这个要求，而是再次解释在露易丝·桑多瓦尔那个案子里他是无辜的。他说：我不认识她。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脸。他说：那是个美人，早点认识她就好啦！他觉得头晕。想像着落日下一条街道上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和和气气地散去，最后空无一人，只剩下一辆停在街角的轿车。接着，夜幕降临了。克劳斯·哈斯觉得女律师的手指放到了他手上。她手指太粗，太短。另外一个记者说：需要名字。没有名字，我们没法继续写下去。
9月，在市南区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的裸体，她裹在一条毯子里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她双脚用电线捆着，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确定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的时间大概在星期五十二点至周六凌晨一点半之间，因为那广场上的其余时间有买卖毒品的人，有去听音乐的成群年轻人。听取各路人马的报告后，他确信夜里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广场无人。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家住韦拉克鲁斯区，广场方向不是她通常会走的道路。她二十三岁，有个四岁的男孩。跟她共住房子的是两个加工厂的女工，案发时其中一人失业。这位失业女工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她试图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她问胡安：您觉得怎么样？就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把我给开除了。检察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问谁准备照顾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儿子。那下岗女工说：是我。这孩子没别的亲人吗？有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岗女工说：大概没有。不过，可以找一找。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器击打头部致死，虽说她肋骨有五根断裂，胳膊上有轻微刀伤。她被强奸过。在毒品贩子发现她躺在市南区布满垃圾、杂草空地上之前至少四天，她就被害了。据她同事说，玛丽娅·埃斯特拉有或者有过未婚夫，大家叫他“奇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但是，人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塞拉芬·卡拉比多区一家小五金店找“奇诺”。在小五金店里，他打听“奇诺”。人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胡安按照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女同事说的样子，给店里人描绘了一番。回答依然是：这个店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叫“奇诺”的人工作过，无论是店前还是店后，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特征的人。胡安发动线人工作，自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寻找“奇诺”。可是结果他好像只是在捕风捉影。
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声望卓著的专家。据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对连环杀手进行心理侧写的先驱者之一。教授说：我得知他曾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还为美国宪兵服务过，或者说是为军事情报局效力。教授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当特工，似乎不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政府没有委托我开培训班，我丝毫没有委屈或者不自在的感觉。教授说：索诺拉州政府很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教授说：在墨西哥，我们总是让很多事情闹得晕头转向。我一看见或者听见或者读到报刊上某些形容词、某些从疯猴子部落说出来的溢美之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可人们多年来都习惯了。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是瞧不起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你准备一辈子养老的积蓄都不见踪影了，你慢慢就习惯了。要是你儿子骗你，你会习惯的。假如根据法律你本来可以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你却不得不干活，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还减少你的工资，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为了涨工资你不得不给不诚实的律师和腐败的侦探工作，你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也比不发你的文章要好，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能保住岗位了。教授说：我一向在说，凯瑟勒先生是个声望卓著的专家。据我所知，他用计算机工作。这是有趣的工作啊。他还在电影里当顾问。我没看过，因为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好莱坞的垃圾片子只能让我打瞌睡。教授说：不过，我孙子告诉我，那些片子好玩，里面总是好人胜利。
记者说：请说出名字来。克劳斯·哈斯说：他叫安东尼奥·乌里韦。片刻间，几位记者面面相觑，似乎在问：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结果，人人都耸耸肩。克劳斯·哈斯说：他名叫安东尼奥·乌里韦，是杀害圣特莱莎妇女的凶手。沉默片刻后，他又补充说：还有附近的。一个记者问：什么附近的？克劳斯·哈斯说：杀害圣特莱莎城里妇女的凶手，也是杀害城外附近妇女的人。有个记者问：你认识这个安东尼奥·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说：我见过他一次，就一次。随后，他喘口气，似乎准备讲个长长的故事。摄影师丘伊·比门特尔连忙抓住机会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光线和他站立的姿势，照片上的克劳斯·哈斯显得较瘦，脖子很长，好像火鸡脖子，但不是普通的火鸡，而是能唱歌的火鸡，或者说是那时候准备高歌一曲的火鸡，不是简单地唱，而是扯着嗓子喊叫、尖叫、像研磨玻璃那样尖叫，还带着大量玻璃残渣，就是说声音纯粹，全神贯注，没有半点假嗓的成分。
10月7日，在距离铁道三十米的地方，位于一处棒球场交界的乱草丛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年龄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胳膊、胸部和大腿有多处青肿以及利刃的扎伤（有个警察还兴致勃勃地计算了一下伤口的数目，数到三十五处的时候，就烦了）；但是，没有任何一处伤口深入致命的器官。受害人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左边的乳头有咬过的痕迹，被咬掉一半，仅靠软组织连接。法医提供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死者一腿长一腿短。起初，警方以为借此可以查明她的身份了，后来证明没有根据，因为在圣特莱莎警察局因失踪报警的名单中，没有人与这个特征相符。发现这具女尸的是一群玩棒球的少年。就在他们报案的当天，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就赶到了现场。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警察。有几个检察员，有市局警察，是技术科的人，有红十字会的，有记者。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在周围兜了一圈，最后到了停尸的地方。她个子不矮，至少有一米六八。除去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衬衫和一件白乳罩，她是裸体的。二人离开那里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的看法如何。拉罗·古拉问：你说的是死者？艾比法尼奥点上一支香烟，说道：是作案现场。拉罗·古拉说：没有什么现场了。有人已经认认真真地弄干净了。艾比法尼奥启动了警车。他说：那些人是蠢货，不可能认真办案，但情况是一样的。现场清理过了。
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老警察在一起。他老早就对女人没兴趣了，除非她是女警察，从事研究杀人案的女刑警。有一次，一位日本同行劝他用闲工夫搞搞园艺。那位同行像他一样也是退休警察，一度是日本大阪刑警队的一流专家。他听从日本同行的劝告，一回到家中就对妻子说别雇花匠了，以后花园里的事情由他照管。但是，很快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只好把花匠重新请回来。他自己纳闷：我根本不神经紧张，干吗要借助园艺来治疗紧张呢？有时候，出差（推销著作，或者给作家和导演当顾问，或者应邀去大学讲学，或者应邀去警察局协助破案）二三十天后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觉得陌生了许多。当然，认识老婆是肯定认识的。也许让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走路和在家里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她在黄昏时分请他一道去超市的样子。她总是下午要去一趟超市购买冰冻面包做早餐，吃起来像欧洲刚出炉的而不是从美国微波炉里烤出来的面包。有时候，夫妻俩买完东西，各自推着各自的小车，站在一家书店窗前，那里摆着他平装本的著作。老婆指指里面，说道：你的书还在那里呢！他总是点点头。随后，夫妻俩继续在步行街上闲逛。他认识她吗？当然认识，只不过这个现实、这个小小的现实（给眼前生活充当锚的）似乎失去了轮廓，仿佛时间的流逝对万物产生了多个细孔效应，仿佛把那自身本质就是轻柔、令人满意和真实的东西变得轮廓模糊和更加轻柔起来了而已。
克劳斯·哈斯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家歌舞厅里，或者类似歌舞厅的地方，不过也许就是一个带高音喇叭音乐的酒吧。我是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的。里面有朋友，也有客户。这个年轻人（指安东尼奥·乌里韦）也在那里，坐在餐桌旁，跟我一起去的熟人中有认识安东尼奥的。坐在这年轻人身边的是他堂兄，名叫达尼尔·乌里韦。有人把这两个乌里韦介绍给我。他俩像是很有教养的小伙子，说英语，穿着打扮像牧场主，但显然不是。二人都结实高大。安东尼奥·乌里韦比他堂兄更高大些。看得出来他俩都去健身房锻炼，举重，练肌肉。还可以看出二人很在意外表形象。脸上的胡须有三天没刮，但是身上没有臭味，头发修剪得合适，衬衫是干净的，裤子是干净的，都是名牌货；马靴锃亮，内衣估计也是干净的，也是名牌，总之，是两个讲究时尚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东拉西扯，聊些你听我说的闲话，都是一些男人的话题，诸如，新车、录像带、DVD、牧场歌曲、包丽娜·卢比奥、歌手，还有那个黑人女歌手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惠特尼·休斯顿吗？不，不是，是拉娜·琼斯吗？也不是。是个黑人女子，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跟他俩和别人喝了一杯。后来，我们都离开歌厅到外面去了。不记得原因了。忽然间就都到了外面。那时天黑了，我再也没见到那堂兄弟俩。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他俩。后来，有个朋友拉我进了他的车子。我们匆匆离去，好像那里有颗炸弹要爆炸。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介于卡纳内阿公路与铁路之间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的尸体。她十八岁，半埋在土坑里，高度腐烂。尸体裹在工业用塑料袋里，法医说，死因是拧断了脖子、舌骨断裂而死。认领尸首的是她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报告警方女儿失踪了。拉罗·古拉一面查看现场一面想：为什么凶手不怕麻烦挖个小坑想要掩埋尸体？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尸体扔到卡纳内阿公路一侧，或者扔在铁路旧仓库的废墟里？莫非凶手没意识到他把尸体丢在了足球场旁边了吗？拉罗·古拉站在发现女尸的地方好久，直到被人赶走。那个小土坑连个小孩子或者小狗都放不进去，更别说女尸了。难道凶手急于甩掉尸体？莫非是天黑他不认得这个地方？
艾伯特·凯瑟勒研究员在来到圣特莱莎之前的那天夜里四点钟，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接到一个电话，是女记者、革命制度党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打进来的。接电话时，塞尔希奥有点担心是家里人通知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里面的声音是个女人，口气严厉，有霸气，像是发号施令，那是一种不习惯道歉，也不接受道歉的声音。那声音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塞尔希奥说他在睡觉。那声音问：傻瓜，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他凭借听力辨别出那人是谁了。只能是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墨西哥政界的女精英、佼佼者、革命制度党的“热情之花”、某些众议员以及五十岁以上接近六十岁几乎全部政治记者的梦中情人，这些人像鳄鱼一样沉溺在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统治的泥潭里（更多是心灵而不是真实的泥潭，有人说是阿苏塞纳发明的泥潭）。塞尔希奥说：我一人在家。她说：你还穿着睡衣吧？我说得不对吗？他说：对，对，您没错。她说：那就穿上衣服！到街上来！十分钟后，我去接你。实际上，塞尔希奥没穿着睡衣，但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顶撞她，觉得那样不大文雅；于是，穿上牛仔裤、袜子和绒线衫；然后下楼到门厅。他看见门对面有一辆大奔驰熄灯停车。奔驰上的人也看到了他。车子的后门开了，一只佩戴戒指的手伸出车外招唤他上来。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女众议员，大姐大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紧裹在一条苏格兰毛毯里；虽然夜间黑暗，她好像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23］的私生女，戴着宽边墨镜，很像史提夫·汪达［24］戴的墨镜，也像有些盲人不让好奇的人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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