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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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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办、岁办是公开的掠夺
据《明史·食货志》载，早在永乐时，买办颜料，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内官马骐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弄得“人情骚动”。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等，先后奏称采买劳扰民间，妨碍农务，靡费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诏除军器，军需物品外，停止买办，召所差出内官着令还京。但实际上这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采办鸟兽花木珍异的内官之派遣，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吴中为例，宣德时“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日来内官，……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77］。不仅吴中，其他地方亦有内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内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隶应天、镇江等府州县并湖广、浙江等处所属河泊采取鱼只等项制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内使王宠等到长州等县买办布匹。这些内官、内使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长州等县民人沈多福等，曾联名状告内使王宠等六年（1431）来坐买阔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并不出产，于是“每布一匹，逼价银三两”，致“各行赔闭辏数，完足共银二千一百两”。七年（1432），王宠等“仍复到来，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封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过，宣宗朱瞻基当时仍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宦官，也曾给予严厉的惩治。袁琦等的被处死就是显著的例子。谭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载：当时，内使阮巨队等往广东公干，受内官监太监袁琦指使，借采办的名义，凌辱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以数万计。事发，宣宗于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迟“自小随侍，颇称使令”，而得以逐步升为太监管事的袁琦，斩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阿可、陈友、赵准、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此外，内官裴可烈以贪暴，被逮下锦衣狱拷死。内使马俊公差还京，至良乡，闻袁琦事，自经死；宣宗以马俊亦与袁琦同恶害民，命锦衣卫戮其尸，枭首于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宣宗命锦衣卫逮至京师，狱具，械赴南京，凌迟于市，枭首示众。宣宗还令都察院揭榜晓示中外：凡内官内使在外，不许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已经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不许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有投托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同罪。因此，在宣德以前，采办宦官有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0）
正统以后，随着皇帝需求的增多，采造不断扩大，其祸害亦不断加深。成化时，购书采药之中官“动以朝廷为名，需索要求，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80］。他们“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81］。十七年（1481），中官王敬同奸徒王臣往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采药。这二人以地方无赖二十余人跟随，大扰吴越，公然“信意出一纸，录市人姓名，括取金宝，人无得免”，以致百姓“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市人则“空肆而匿”，甚至郡县“亦或闭门不敢治事”［82］。其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张庆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而所贡之物仍出自民间。这种采办——掠夺，虽边远地区亦不免。如： 甘肃巡抚罗明揭露边卫的采办，是镇守、分守内外官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竞尚贡献”，实际上是扣军士的月粮、马价，或骗取番人的犬马奇珍，佥派厨役造酥油等物品。及至起运进京时，无不沿途勒索骚扰。
正德年间，刘瑾乱政，更是渔利无厌。由于各地镇守中官均得分别进贡一二万金才谋得这差事，因而以“岁办”之名进行的对地方的搜刮，就成了更普遍的、公开的、几乎是合法的现象。据《明史·食货志》载，这时“岁办多非土产”。如河南镇守太监廖堂以进贡为名，无名之征百出，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锦鸡、猎犬、羔羊皮之类。与此有关的还有拜见银、须知银、图本银、税课司银、出办椿草银、扣除驿传银、马价银、甲首夫银、快手月钱银、河夫歇役银等名色。而左右用事之人，又私于下属卖马、卖布、卖纸、卖钞、卖铺陈；于沿途抽索客货。河南巡抚李克嗣曾上疏揭发阻止，但武宗“诏进贡如旧，其下人科取者，禁之”。不言而喻，诏令中第一句是实的，第二句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不但廖堂之搜刮未被遏止，而且后来的镇守太监还把这作为常规，固定下来。
（3） 岁办的典型事例——贡茶、贡鲜
贡茶、贡鲜是宦官们生财之道。据常州知府莫愚奏，宜兴旧贡茶额只一百斤，宣德六年（1431）猛增至二十九万斤。六安茶是贡品，而“中贵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茶户被迫“鬻产卖子以充”。结果是“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83］ 。
成化七年（1471），湖广镇守太监开始进鱼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以后，猛增至二三万斤。贡鱼要装载船、车、人夫、保鲜，因而宦官从中大搞花样。以南京进贡鲥鱼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押运宦官遂得以乘机勒索，起运时，每岁在南京鲥鱼厂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更倍取其数。又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其实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价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到京后，虽然加入鸡、肉、笋、菹及各种作料来掩盖这些臭气，但仍然不堪下筷。显然，这样的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
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85］。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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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1）
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多取船只，夹带私货，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就被指挥王良查出船中夹带有硫磺等违禁物品。而且贡船由宦官督运，沿途恃势纵横，强要人夫、财物，凌辱吏民。嘉靖时诗人王磬，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后来张守中为王磬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督运贡品船的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由于上贡严重扰害百姓，所以在韩邦奇以外，还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员的抵制。英宗时，萧山令苏琳敢于对着皇帝指责岁贡樱桃是“朝廷以口腹残民”［87］。文温州在永嘉时，中使令纳当地美梨进贡。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祸害，文温州断然下令尽砍梨树。无独有偶，常熟知县郭南，也令全部拔去当地所种之良种软栗，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岁办对生产之破坏是何等强烈。
（4） 织造，矿税之别名
在采造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是织造和烧造。
织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丝织，陕西的毛织，其中又以江南的丝织为大宗。
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棉织业这时虽已蓬勃兴起，但主要是民用，宫廷、官贵以及作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丝织品。所以这时丝织地区虽然由于棉织的兴起而相对有所缩小，但生产仍然发展得很快，生产工具有显著改进，技艺上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产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种繁多，仅《博物要览》上列得出名字的锦、绫，即有紫宝阶地锦、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锦等四十三种锦，涛头水波纹绫、白鹫水纹绫等二十九种绫。产量也大，在外贸商品中占居首位，而且深受欢迎，开始远销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
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蓬勃发展中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它不仅直接限制、摧残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还把所得利润变成了私人的巨额外快或皇帝内库的一笔可观收入，从而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开支，既销蚀了本来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因而又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苏州织造局为例，永乐时有奉御萧月、内官阮礼，洪熙时有太监刘景、罗玉，宣德时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时有太监韦义，天顺间有内官来福。成化以后，各朝所遣均为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当更可观。这些织造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始的，由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对江南丝织业是个深重的灾难。所以嘉靖万历时，宦官督织造已成为社会上一大顽疾，“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矣！”［89］等呼声，响遍朝廷内外。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织宦官拨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与国家财政混乱。二是宦官借织造之名，营私舞弊、敲诈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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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2）
甲、丝织造数额与费用之日增
天顺时，增造彩缎七千匹。弘治初称“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但不久又复设。据《明实录》载，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书徐贯等提出“近岁织造改样，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工未就绪。今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一千五百余匹，每匹价银有多至四五十两者，奇巧过多，费用不赀”。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丝，共八万四千七百六十匹”，要求将派往各处之织造内臣取回，停止工作，“以苏民困”。对此，孝宗刚刚批准，太监邓即以供应不足，又要求照旧织造。经工部力争，才于十六年（1503）减苏杭额数三分之一。据《杭州府志》载，即使是遭灾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上供织造费仍达巨万，而且责限甚严。
正德时，刘瑾擅权，滥赏日增，尚衣监提出，内库所贮诸色丝、纱罗、织金、闪色［90］、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91］，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均已赏赐完毕，请令苏、杭、应天诸府依式织造。于是，武宗朱厚照马上下令织造，一次数额便达一万七千匹。
隆庆之始，也曾诏撤织造中官，但旋即复遣。不仅复遣，还把杭、嘉等地劝农厅改为织造馆，织造数量也增加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命李往苏杭督织造，计费约四十万金。李尚未行，内织染局太监陈洪又呈新花样，于是又以新花样续发李，催办一千八百六十匹，计费共六十余万金。《明实录》载，工部官员当时曾一再奏请停止，揭露陈洪之续发新花样，只是因为穆宗曾令将织造贡品直接解进，不必经内织染局，这样陈洪便失去一个解进时索取常例的机会，因而以此作为补偿。但在内织染局频称“匮乏”的情况下，皇帝直接提出了“朕用不可缺”，坚持续发，官员也就无可奈何了。四年（1570），尚衣监太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缎匹，数至十余万。六年（1572）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万历初，苏杭织造亦尝停止，织造太监曹金也被撤回。不久，以神宗将大婚，遣司礼监随堂孙隆到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92］。万历三年（1575），又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承运库太监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项已足够用的情况下，仅因赏赐三卫“夷人”，缎匹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每岁赏赉溢于旧额，便提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包括上用袍服等项在内共三万七千匹，用银约四五十万。十年（1582），内承运库又以急缺缎匹，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动支无碍官银织造各色丝纱罗锦布绫，共十万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万历十年（1582），又把素丝改织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丝改织红云虎豹。以后纱罗又改丝，浅色改为大红。这一系列改动使造价越来越高，承应愈来愈难。四十三年（1615），改缎、袍缎又动费数十万。这些费用都是在“毫无额设，抚按与职部（按，指工部）方蒿目而忧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请而夕得旨”的情况下被迫令执行的［93］。
为了完成这不时的、巨大的上供织造额，历代以来不得不从各方面挪移经费。以浙江为例，弘治时，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两万引，户部尚书周经请止，不从。周经再疏请断其后，但孝宗仍于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盐五千引拨给织造局。同年七月，浙江守臣又请给竹木银钞税为织造费，只是在周经以征关非旧、水大民贫等理由力争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命户部拨两浙运司官盐两万引付太监杨等织造，户、工二部力谏，无效。据《明史·食货志》载，织造的费用，有直接取给户、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库藏，拘留军国之需”的。
乙、丝织造中宦官之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织造太监有敕谕关防，在太监中地位甚高。太监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一书中，说织造太监“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因而宦官以讨得织造之职为登仙，不惜花数万金来行贿营求。嘉靖二年（1523），浙江镇守太监梁借口进贡，派人私带宝货，满载舳舻到京打点，其目的就是想谋得带管织造。果然不久以后，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即请差官苏杭等处织造。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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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3）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的参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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