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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第1期　　　…　考察记
威尔·斯特格　　　　官泳松　　译
　　　　我向往南极洲已经整整30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自己成了一名探险家，并于1986年带领一个考察组到达了北极。恰是那次北极之行，我在探险途中遇到了法国探险家让·路易·艾蒂安，他当时是单人滑雪去北极。那天夜里，我们在一顶帐篷里坐下，交谈之间发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我们要坐狗拉雪橇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横向穿越南极大陆。
　　　　在那千里冰封的北冰洋中间，我俩相互留下了电话号码。从北极返回后，即开始筹备横越南极大陆的旅行。
　　　　从英国来的杰弗·萨默斯已经到过南极，来自苏联的维克多·波亚斯基和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秦大和也已到过南极。我从未去过。副队长让·路易和日本来的船津京造也都没有去过南极。
　　　　横越南极考察活动于1989年7月27日正式开始，起点是西尔努纳塔克斯。全队有6名科考人员，都是男的，有一辆可载500公斤的雪橇和40条狗。气温为零下2摄氏度，不算太低。我们的考察路线将经过南极大陆最长的一条径线，从长达1300公里的南极半岛最边缘附近开始，经过南极，再穿越那个目前尚属“无法进入禁区”的地方，最后到达苏联设在伏斯托克和米尔尼的科学考察基地，全程6000公里。
　　　　为了实现在约7个月的时间里横越南极大陆的目标，我们必须平均每天在冰雪里滑行约30公里。考察开始后的第11天，气温降至零下18摄氏度，风速加大到每小时120公里。反复出现乳白景象，而且周围出现许多30米深的冰隙，象迷宫一样，迫使我们停止前进。
　　　　去年冬天，杰弗曾经驾驶飞机来到南极，沿我们预定的考察路线在12处地方埋藏了食物，这些食物是我们的命根子。遇到多日持续不息的风暴，我们就不能指望有飞机来补充给养了，有时候与设在智利彭塔阿雷纳斯城的基地一失去无线电联系就是好几天。不过我们倒还有一位暗藏着的通讯专家；那是一部无线信号发射器，把我们所在方位的信息，传送给经过南极上空轨道的一颗人造卫星。
　　　　8月21日刮起了下降风，这是一种非常险恶功下曳气流，其速度可达每小时250公里。下降风把南极半岛群山上的积雪刮了下来，能见度下降为零，风速已达每小时100公里。杰弗正帮着维克多和我把一顶帐篷搭起来，忽然刮来一阵狂风，帐篷被卷走了。杰弗如三级跳远一般猛扑上去，抓住帐篷，维克多和我连忙把帐篷用绳子牢牢地绑在支撑柱上。这真算得上是一次国际性的合作！
　　　　到处隐藏着冰隙，对狗、人和雪橇造成很大的威胁。而狗是用瓜子着地，人用滑雪板着地，狗爪子单位面积所受重力更大一些，所以常在雪地里跌倒。它们受了惊吓，但并未受伤，于是耸身一摇又跑起来。
　　　　采集雪样是一项日常性的工作，每份雪样都标记有采集时的所在方位和深度。以后要送到一些实验室去研究，便于积累气候学的资料。
　　　　9月17日，考察第53天。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越过了代表800公里路程的路标。”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乳白景象中旅行，如京造所说：“就象在一个乒乓球里面行进似的。”每当我们看不见前面的队伍时，就四肢伏在地上寻找那淡淡的足迹。
　　　　到现在已有两处埋食物的地方没有找到，原来竖起的用作标记的3米高的旗帜都被风吹雪埋没了。我们开始计划用粮，而且用我们自己吃的干肉饼来养狗。用肥肉夹着瘦肉做成的干肉饼，是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用3小时的时间来把雪化成水。
　　　　一连17天，就象在沙漠里遇上了沙暴似的，细小的雪粒钻进我们的衣服、睡袋、帐篷，到处都是。我们的嘴唇口裂了，脸颊冻坏了，护目镜结了冰，手指尖出现了很深的裂口，在套狗、搭帐篷和做饭的时候疼得钻心。我在有生中第一次想到要是死了还要好些。
　　　　9月27日，第63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雪大，雾浓，风狂。昨天，京造的那几条狗拉不动了，是我们四人推着雪橇才使它们重新奔跑起来。”
　　　　现在养狗的食物只够它们吃两天了，而下一个食物储放点肯定是被大雪埋没了的。我们甚至考虑过在伏斯托克用飞机把狗运走，然后靠人拉雪橇走完最后的1400公里。大家也都考虑过第2个方案：减少考察组的人数和狗的只数，可以减轻负荷，加快前进的速度。让·路易委婉地提议说，或许可以用一架飞机把两三个人载到前面去，过些时候再回到考察组旅行。
　　　　杰弗却坚持认为：“要么全队一起前进，要么全部退出考察，此次活动原计划是这样的。”
　　　　维克多也说：“大家不要惊慌，考察队的精神将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京造和大和也都点头表示赞同。
　　　　我意识到我们已经组成了一支多么强有力的队伍，全组一条心，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继续前进。
　　　　9月30日，第66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没有进展，没有东西喂狗了……积雪已达我们的腰部……开辟前进道路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些时候，一架给养飞机载着养狗的食物找到了我们，我们暂时得到了安全。让·路易和我感到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于是相互搂抱哭了起来。
　　　　可笑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危险：现代化的技术使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要退回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的唯一出路是继续前进，寻找前面一个食物埋藏点。3月份严冬就会咆哮着回到南极，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赶到南极大陆的那一端。
　　　　在计划中我们设想每3天遭遇一次风暴，而现在围困我们的这次风暴已经刮了将近60天。很多个早晨，我们不得不挖掘两小时的积雪，才得把雪橇和酣睡的狗群扒出来。一天，让·路易向卫星发去一个非常简短的信息：冻死骨。
　　　　10月中旬，当我发现老朋友蒂姆已经死去时，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它是我们原北极考察组中雪橇队的佼佼者，今年已经5岁，由于长毛中积雪，它的身体很虚弱了。我曾经想方设法地照顾它，晚间让它在帐篷里过夜，白天让它坐在我的雪橇上。然而它已耗尽精力，终于被冻死了。
　　　　12月11日，我们看到远方出现了许多天线，接着看见美国所设“阿蒙森—斯科特站”的圆形屋顶。
　　　　我们在此休整了3天，然后又上路了。我们进入了那个人们认为不能进入的地区，开始向南极大陆的最高处攀登，最高的地方有3500米。人在这里感到一阵阵眩晕，呼吸急促，推雪橇、搬帐篷极为费力。我们还在这儿遇到了一片又一片的雪地沟槽——那是由起伏不平的冰雪构成，形如大海的波浪，使得拉雪橇或滑雪前进万分艰难。
　　　　1990年1月3日，第161天。“现在我们的日子已不太难过了。”这是南极的仲夏时节，气温平均在零下7摄氏度，人感到很舒服。
　　　　1月18日到达伏斯托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徒步走过那片“不能进入的地区”。40个苏联人在欢迎我们的时候燃放了焰火，请我们吃蘸盐的面包，喝俄罗斯香槟酒，洗桑拿浴和蒸汽浴。
　　　　我们到达的那天早上，气温低于零下44摄氏度，而且仍在迅速下降。我知遭，在我们接近1400公里外的南极洲海岸之前，天还会越来越冷。果然，2月6日达到我们记录中的最低温零下48摄氏度，而2月15日又降到最严酷的零下87摄氏度。
　　　　我们离米尔尼越来越近了。一天从睡梦中醒来时非常惊奇，居然听见了美妙的鸟叫声！让·路易从睡袋里钻出，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原来他在播放珍藏到现在的一盒磁带上所录下的鸟叫声。一星期后，我们是7个月来看到了一只真正的鸟儿，那是一只贼鸥。就这件新鲜事我们接连谈论了好几天。
　　　　后来在3月1日这天，离米尔尼只有26公里时，一场暴风雪把我们困在宿营地出不来了。那天下午4点30分，京造从他的帐篷里钻出来去喂狗，到6点钟我们才发觉他不见了。我们一直寻找到深夜，时而大声呼唤，时而静听有没有什么响动，时而又闪烁灯光，但除了漫天大雪之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突然，我看见他的身影从厚厚的雪幕中显现出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会儿我们就聚到一起，紧紧握手，热泪盈眶。京造在刚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的时候，立即用手钳子在地上划出一条浅沟，然后象拉雪橇的狗那样蜷伏下来，让大雪把他埋起来过了一夜。那把钳子是他身上所带的唯一的工具。
　　　　1990年3月3日，经过220天的奋斗，历程6019公里，我们终于到达南极大陆的另一面。迈着疲惫的步子走进米尔尼时，我们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