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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名相徐阶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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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出知府李大人，还说请李大人训示，谁敢反对？李翔想，好你个小老乡，一脚把球踢到我这儿来了。事已至此，不讲是不行了。于是李翔清清嗓子说：“徐大人所言不错，天下百官为民办事有成，皆赖当今圣上恩泽施于民。但臣下有功，也不可不记。百姓赠碑，乃民心之所向，拒辞不妥。本府以为，此碑宜送入名宦祠。”言毕，众皆踊跃。
此去黄州，徐阶依旧是单车赴任。谁知一路上，时有吏民在路上设宴相送，好在徐阶酒量甚大，每处三大杯，不至于醉。风尘仆仆，一路趱行，刚出延平府界，到一驿站歇下，吏部的最新任命文书从延平追上来了。原来浙江一按察佥事丁忧回乡，改任徐阶为浙江按察佥事。大明朝在各行省设有按察使司，专掌行省刑名按劾之事。纠邪官，惩奸暴，平冤狱，激扬风纪，澄清吏治。设按察使一，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多人，正五品。佥事各有分工，叫提举，如提举兵备、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等。而徐阶是提学佥事，也就是提举（分管）浙江省学政。乡学、社学、县学、府学一应地方学校，全由徐阶负责。这对徐阶来说，实在是福音。徐阶与浙江的学子，就有了师生名分。不仅能培养人才，而且培养出来的举人、进士，都成了徐阶的门生。徐阶的人脉拓展了。俗话说，好事成双。徐阶履新前回了次家乡，母亲又为他说了门亲事，娶了弘治年间南京兵部尚书张蓥的孙女为妻。婚后八日，徐阶携母妻赴杭州上任。
大明朝各行省的军事、行政首长的设置为，分天下为十三道（行省），不设巡抚衙门，设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最高行政衙门；不设巡抚，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从二品，为行省最高行政首长。行省不设总督衙门，设都指挥使司，为最高军事机构；不设总督，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是行省最高军事长官。而中央其他一些部门，也都在地方行省有派出机构和人员，如都察院，在地方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专门纠劾地方官员；又如，十三道按察使司，掌一省司法领域的弹劾重任。六部在十三行省都有派出机构，叫清吏司，掌行省的各部事务等。所以，地方真正亲民官员，只有知府、知州、知县。
徐阶浙江按察佥事的职务，就是分管学校的教育、督察。当年浙江行省幅员西到开化（今属浙江），南至平阳（今属浙江，与福建交界），北至太湖，东至大海。有十一个府、一个州、七十五个县，户有一百五十四万，人口五百一十五万。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徐阶到浙江上任，衙门在杭州。徐阶上任仅一年，就跑遍了浙江的十一府、一州、七十五县，考察学校教育、教官良莠、校舍优劣、学子状况。然后徐阶采取针对性措施，修缮校舍，增置学田，完全学政，严格学范。教育内容上，崇尚修身，强调务实，力倡经世致用。学术空气渐渐活跃起来。
徐阶平民式的态度，对莘莘学子也有鼓励。话说徐阶任职的第二年，恰逢乡试，试题为《学而时习之》。余杭县的诸生范轼，文中述及“时习之乐”中也有苦，引用了一句古典“颜苦孔之卓之至”，考官不知出处，正在为难。徐阶巡视阅卷场，见主试官凝眉悄言，就走近前去，看到“颜苦孔之卓之至”句，也觉得陌生。此时徐阶因这位诸生名“轼”而想起了当年苏轼试文中的杜撰，考官不知出处，信以为真而取为进士的典故。那还是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事，当年苏轼二十一岁，应进士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论述施行刑（罚）和奖（赏）应以忠厚为本。这年欧阳修是主考，梅圣俞是阅卷官。梅认为此文有“孟轲之风”，即议论像孟子口吻。为说明忠厚的重要，苏轼文中引一古典“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就是说刑官皋陶喊了三次“杀”，尧连喊三声“赦免”。不是很忠厚么？中进士后，欧阳修讨教苏轼这句话的出典，苏轼轻描淡写笑着回答说：“想当然耳。”苏轼靠想当然杜撰典故，得中进士，造成他此后的文词常有想当然之举，《赤壁赋》搞错古战场如是，《超然台记》更如是。超然台在山东诸城（当时称密州），登山东诸城的超然台，可以“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郊……”其实穆陵关在湖北、河南交界之处，在山东诸城，目光能飞度万里关山望见吗？把两个穆陵又混为一谈了。徐阶认为“此风不可长也”，就在范轼试卷上批“杜撰”。
知情后，因徐阶为人平易，范轼也不怕，就当徐阶召见众人时，当众对徐阶说：“学生这是被杨雄耽误了！”徐阶当场找来杨雄的文章，从《法言·学行卷第一》，查到了这句话。杨雄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颜渊（回）“学而时习”很快乐，但也有苦，苦在孔子的学问高深（卓）到极致（之至），想要领悟，必经苦思。徐阶恍然大悟，笑对范轼说：“本督学中进士太早，因而读书不多。”不仅当场纠错，而且把范轼的文章拔为第一。
由于徐阶走遍浙江，深入基层，处事务实，平易近人，且又不文过饰非，所以在浙江行省口碑不错。
虽主管浙江行省的学政，徐阶对朝廷的大事还是相当关注，并深为边境的安危担心。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京城传来的消息让他忧心，先是辽阳兵变，后是广宁兵乱，北方是济农的骚乱。济农是蒙语亲王的音译，史书上也称吉囊、吉能。济农屯兵十万于贺兰山，先后侵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大同又发生兵变，而鞑靼游骑扰大同，掠应朔，东南又有倭寇。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又传来辽东兵变、广宁兵乱、济农再犯大同的消息。凡此种种，引起了徐阶的深思，驻军为何哗变，御敌何以难奏其功？
一天，徐阶在随从的陪同下祭拜杭州岳王庙。没料想，这一拜却拜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那天苍穹布满了阴霾，大地披上灰暗的色调。徐阶一行来到栖霞岭下的岳王庙西侧的岳飞墓地，只见四周古柏森森，墓前有照壁，上刻“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墓前分竖两个望柱，上有一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令判伪真。”在墓阙之下，有四尊铁铸跪像，细看乃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呙。抬头又见墓阙上的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墓地本就压抑，又逢四布阴霾，徐阶心头肃穆、敬仰的情绪夹杂着一缕凄然。一代名将出师未捷身先死，官场的险恶不言而喻。他想起了当年壮游时妙高台岳飞详梦，他想起了各处的兵变，想起了没完没了的边患，想起了岳飞“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名言，不禁感慨万分。
正在感慨之时，见一老者匆匆赶来，连称：“来晚了！来晚了！”一问，才知是岳王庙的庙祝，须发皆白。徐阶笑说：“不妨事，不妨事。本就不想惊动。”那庙祝缓了口气说：“徐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有罪！有罪！”说完便热情邀徐阶一行去庙内小坐，说有件镇庙之宝，请徐大人过目。何物为 镇庙之宝呢？徐阶心中诧异，就说：“那就多有打扰。”在庙祝的引领下，徐阶一行向右穿过甬道，来到了一排三楹的屋子前，徐阶脚刚踏上其中一间的方块地，顿感有一股霉陈气味扑来，这屋子太逼仄了，更兼天色不好，屋内皆暗，六七个人一站，便显得拥挤。那庙祝很狼狈，赶紧指挥两个老汉，往大门口搬桌子、条凳，向徐阶说：“屋内昏暗，只能在门外鉴赏了，只是委屈了列位大人。”
众人围着四方桌，在条凳上刚坐下，庙祝捧着一卷宣纸来了，边说徐大人请看，边摊开宣纸。说来也怪，那卷着的宣纸缓缓摊开，便顿觉眼前一片光明，那阴霾的天空，霎时云开日出，阳光普照。
惊异之余，徐阶和众人低头看时，阳光之下，只见头里三个大字：“满江红。”细看内容：“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读完全词，在场者人人血脉喷张，齐声叫好！再看那落款：“恭录岳武穆遗词提调浙江学政按察佥事赵宽敬书壬戌秋六月。”
这是惊人的发现，原来是湮没了近四百年的岳飞的词作。原来这赵宽还是徐阶的前任先辈，赵宽恭录这首词的岁月，比徐阶来到人间还早了一年。
这是不意的收获。徐阶的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一直苦思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边患不断，烽烟四起，不就少了岳飞这样的良将，岳飞精忠报国这样的爱国激情，岳飞这样不怕死，视死如归的武将么？
倒是应该好好传播！徐阶想。当场取过文房四宝，也恭录一纸，向岳祝连连道谢。
回府后，徐阶找来岳飞＊昭雪以后，其孙岳珂于南宋理宗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编定的《金陀粹编·岳王家集》（这是世上第一部岳飞的文集），翻阅一遍，未见《满江红》一词。岳珂搜集其祖诗文不遗余力，怎么不见呢，不会是伪作吧。徐阶走访了岳飞家乡汤阴县。在汤阴县岳飞庙中，有一碑林，其中一碑刻有岳飞《满江红》词。书写者为岳飞同乡、秀才王熙，刻碑时为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
徐阶如释重负，终于找到了旁证，而且此碑较杭州岳王庙藏文《满江红》还早四十四年。在汤阴岳飞庙，徐阶还喜出望外搜集到岳飞的其他遗文。
风尘仆仆回到杭州，徐阶又从南宋陈郁《藏一话腴》中，读到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这样的文字，陈郁虽未录全词，不也是一证吗？终于，他放下心来，这《满江红》词，当为岳飞所作无疑。从此，徐阶就开始编纂岳飞遗文。他把这件事当做实现教化的大事。他一边利用主管全省学政的资源全力搜集，哪怕是踏破铁鞋，一边字斟句酌，校核文字，精心编纂。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初，徐阶把搜集到的岳飞遗文二十八篇、诗四、词二，编纂成册，定名《岳武穆遗文》，以自己的俸金在杭州府学刻板，印制成册，广为散发。至此，弘扬爱国精神，砥砺民族情操，令人荡气回肠的《满江红》首次出现在书册中。此后，明代李桢、单恂转刻发行，也收录《满江红》。清代黄祁宁、梁玉绳刻印《岳忠武王文集》也如法炮制。终于，湮没了近四百年的《满江红》重见天日，传遍天下。
次年朝廷内阁变动，因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四月张孚敬致仕，内阁由李时任首辅，夏言荣升次辅并兼任礼部尚书。徐阶则经过三年一度的吏部例行考核，一纸公文晋升为江西按察副使，从正五品拔擢为正四品，成了朝廷在地方的大员。
杭州官邸书斋。入夜待母妻睡后，灯下徐阶百感交集。他取出随身携带的可久青丝，对着它喃喃细语：“你我伉俪情深，谁知天不假年，朝犹哺儿，暮成永诀！遵你遗言，携你青丝度关山万重，延平赴任。有你相伴，因祸得福。外放七年，官拜四品。今我奉母命续弦，万望谅鉴。此去江西，前途难卜，望你依然相我，平步青云。”看来徐阶内心建功立业的渴望还是很强烈的。
来到江西南昌的按察使司，徐阶拜上司，会下属，都把一卷《岳武穆遗文》作为见面礼。《满江红》一词在南昌官员中一时传诵。
徐阶依旧主管学政。上任伊始就转辗南赣州寻访故老，采集阳明先生的遗迹。不采集尚可，一经采集，就感到朝廷版本对王阳明先生的评价和民间版本大相径庭。
在武宗时，宁王宸濠在江西叛乱，举兵发难，天下震惊，是王守仁（阳明）平定的，居功至伟，后封新建伯，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去世。就在去世前四个月，还奉诏讨平断腾峡八寨的叛乱。王去世后，王守仁之子不得世袭父亲的爵位，而且丧葬也不得享受伯爵的待遇。因为朝廷对王守仁的评价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与朱熹学说格格不入；同时又“擅离重任，非大臣事君之道”。这一切，都因背后有双黑手在操纵，这双黑手就是议礼新贵桂萼。这王守仁之功，不亚于岳飞，这桂萼之奸比秦桧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说法并非夸张。断腾峡八寨之乱，屡剿屡起，迫于无奈，命王守仁出山，又怕王守仁功大，桂萼弹劾他“恩威倒置”、“前江西军功冒滥”。王守仁平乱后病重，奏报朝廷告病假回乡。桂萼以吏部尚书之权，将奏表压下，将嘉靖蒙在鼓里。王守仁病趋严重，准假皇命迟迟不至，便起身回乡，不料病死于南安军中。桂萼又奏王守仁擅离重任，引起嘉靖震怒。施出这一环套一环的卑劣手段的背后，动机只是两个字“妒忌”。
这“江西军功冒滥”，罪名不轻。王守仁平宁王之乱，桂萼却认为，宁王原与王守仁“有约”，一起叛乱，是王守仁恐事不成，拥兵观望，后见宁王兵弱，攻城不下，才反戈一击，擒获宁王。
可徐阶听到的却是另一版本，事实是王守仁早知宁王图谋，预有准备。后奉命巡抚福州，赴任前乞假省亲，坐船南下，至丰城闻宁王叛乱，本想赶回幕府发兵征剿，途经吉安，太守伍松月称吉安粮草充足，邀他留吉安以镇叛。王守仁才在吉安征发各路军兵，迎战宁王叛军。且出战之时，他将家属留在吉安公署，在公署周围堆满柴草，告诉守署士兵说：“我今出战，如果兵败，就举火焚烧公署，千万不可让我家人被宁王拘捕，以免受辱。”
在江西提调学政，徐阶的措施一如浙江，可谓如法炮制。转眼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徐阶被提拔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侍读，召回朝廷。洗马、翰林侍读只是从（副）五品，吏部却特意注明，徐阶以“四品供职”，几经打探，方知是已任内阁首辅的夏言的极力推荐。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二十七年前老知也所赠偈语的首句“长江上头与豹言吉”，“长江上头”是上游，是江之西，夏、聂均为江西人。“豹言”原以为指聂豹，看来也包括夏言。这两位是我的命中贵人啊！这偈语的第一句，算是完全应验了。
屈指一算，离上京还有三个月，这三个月做些什么呢？想着想着，他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他与南昌知府商议为王阳明立祠事宜，那知府倒也豪爽，立马同意。接着便请人规划，聚集砖木，召集工匠，仅仅三个月在南昌城耸起了王文成公祠，徐阶终于了却一桩心愿。在祠堂落成典礼上，文臣武将，凡江西的方面大员济济一堂，虔诚地向阳明先生致礼。徐阶则文不加点，当场挥毫撰写了一篇《江西会城阳明先生祠新成奠文》。全文百字，盛赞了“致良知”的学说，称之为天下“至理”，表述了“我作斯（这）祠，志明圣学”的初衷。徐阶一反谨言慎行的常态，向桂萼之流，发起公开的挑战。看来时年三十七岁的徐阶赴京，与朝中奸邪依旧势不两立。那偈语的第二句“欲挽狂澜己下地狱”，莫非真要应验了？
第二十九回 全身而退归故里晤故人
飞扬跋扈乱纲纪获恶名
张齐弹劾徐阶，手段毒辣，用心卑劣，引起群臣反击，连几位部院大人也按捺不住，加入了弹劾张齐的行列，一时间弹章竟达三十余。隆庆帝下诏严斥张齐，并将张齐调出京城，以示严惩。但廷臣余怒未息，吏部尚书杨博上奏，议将张齐革职罢官。杨博的奏章举足轻重，张齐看来难逃厄运。
但是出人意料，反对的人居然是徐阶。徐阶想，自己苦心起草遗诏的目的之一，是在放宽言论，虽说张齐为人险诈，但因言获罪，岂不又是禁锢言论？便力主从轻处罚，而群臣固执己见。见朝政乱象已现，这也是徐阶决意急流勇退的原因之一。
见朝中大臣一面倒，纷起支持徐阶，隆庆皇帝也感到吃惊。徐阶威信如此之高，自己这皇帝怎么当？便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七月二十一日，允准徐阶辞官。隆庆准辞，满朝震惊，纷纷上本挽留，已然无济于事。请辞获准的徐阶向隆庆辞行，隆庆帝当殿面赐白金钞币，敕命“驰驿”，派官差由陆路经驿站护送回乡。
少师回乡，飞越关山，一路颠簸四十余天，于九月初四到达松江。“近乡情更怯”，不知家乡现况如何？旧雨皆健在否？常言道人去茶凉，今儿自己辞官，已然一介草民，不知家乡父老对己持何看法。一路上徐阶思绪万千。
驿车在松郡西门外一处停下，徐阶掀帘问故，原来已到松江府接官亭。驿车护送至此，便可回程了。徐阶掀帘下车，意外地发现接官亭下，已是黑压压人头一片，知府衷贞吉以下都在恭候，外圈围着的是父老乡亲。扶下张氏，徐阶快步走上亭去，衷贞吉等人在亭下排开，一齐躬身道：“下官恭迎少师荣归！”见此光景，徐阶知道，本想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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