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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乖听话。

保护费也是黑手党获得公共工程合同的传统基本手段。2002年7月，全国公共工程管理局发布的证据表明，为预防腐败而建立的黑箱式投标制度在西西里遭到系统性的颠覆。据巴勒莫首席检察官估计，96％的政府合同都事先被人操纵。

目前，两西里的大部分公共开支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而不是来自罗马的意大利政府。“2000年议程”是欧盟为了促进欧洲大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制定的计划。针对西西里地区的发展计划在2000年至2006年的六年中预计开支将会超过75860亿欧元，目的就是“持续显著地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因素，提高长期竞争力，创建以环境价值和机会平等为基础的充分而义自由的工作准入条件”。当然，这个新的颠覆性的“我们的事业”并不打算分享这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西西里岛的设想，至少下面这段2000年夏天窃听到的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们得把整个‘2000年议程’计划拿到手，因此他们建议大家不要弄出动静以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萨尔沃·利马被枪杀时已经当了12年的欧洲议会议员。

西西里不再有任何海洛因提炼厂。最近的趋势是毒品在罂粟种植地被加工。但西两里仍然是进入北美市场的一个主要渠道。在1981…1982年大屠杀中将大部分毒品贩子除掉之后，科莱奥内家族立即将所谓的“许可证”给予剩余的毒品贩子，让他们代表该家族做毒品生意。有证据表明，西西里黑手党和新兴的东欧犯罪组织之间在毒品业务上有联系。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听说两西里的高级“君子”们和俄罗斯的黑手党早在1992年就在布拉格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他们似乎还在瑞士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美国的黑手党分子也出席了会议，讨论的还是毒品和军火贸易问题。

现在从所有这些非法活动获得的利润比斯特凡诺·邦塔纳、托托·雷依纳和“上帝的银行家”所处的时代更容易隐瞒、清洗、转移和投资。无论是从事柑橘水果生意或是国际金融，黑手党始终能召集到专业的人才。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黑手党的子女们现在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成为律师、银行家和地产经销商。

普罗文扎诺的主要成就是堵住了“我们的事业”中的反叛趋势。清除悔罪者及他们家人的政策已经停止执行，目的是鼓励那些污点证人撤回证词并重新回到组织。与此同时，普罗文扎诺还将对犯人的关心重新看作“我们的事业”优先考虑的事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混乱中，许多被羁押的“君子”并没有得到工资。被捕的布兰卡乔老板在狱中写给助手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老板们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些想法，摘录如下：

我们有20人因为这些审判而破产。他们没有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每人提供三到四套公寓，那样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经济前途才能有保障。

在我被捕之后，监狱里的人总是问我为什么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停掉了……我的意思是一个月两百万里拉（六百英镑）算不了什么……我以前支付五百万里拉（一千五百英镑）……我催促你付给他们的钱至少要和我付给他们的钱同样多……当我逃亡时，我们在银行一年存了将近两亿里拉（六万六千英镑）的基本工资外加10亿到10。5亿之间（33万英镑－50万英镑）的额外工资……我们的建筑工们必须得为坐牢的狱友及家属建设公寓……如果有任何人延误的话，我们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任何利用我们牢中狱友的家伙都是让人蒙羞的败类。

在普罗文扎诺的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为囚犯准备的共同基金重新启动，基金来源于整个组织的收入所得税。结果，正如圭多·罗·福特法官所说，“在政府提供的好处与黑手党保障的福利之间，囚犯们现在还是选择后者”。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危机中，当“我们的事业”似乎处于失败边缘时，黑手党成员不愿意让他们的儿子加入这个组织。现在恢复了入会仪式，尽管在招纳成员时更加挑剔。为了防止成员背叛组织，黑手党在招纳成员时更愿意接受那些来自与黑手党历史渊源较深的家族的年轻人。正如斯卡皮纳托所说，“家族纽带是抵抗黑手党成员与政府合作的抗体”。

普罗文扎诺已经网罗了一批老板们，他们要比那些同雷依纳亲近的年轻杀手年龄大得多。“刽子手”乔瓦尼·布鲁斯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调查法官们有时将普罗文扎诺现在统治的巴勒莫委员会称为“元老院”，因为大部分成员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担心黑手党委员会中会出现悔罪者也是推动这一变革的原因。年长的黑手党分子通常考虑得比较长远：他们得为孩子考虑，并且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黑手党家族和辖区内部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隐秘，只有少数几个“君子”被选中来充当交流的沟通渠道。现在看来，“君子”向其他黑手党分子隐瞒身份也成了普遍的做法。

普罗文扎诺为应对组织中的反叛者挑起的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自1997年以来，只有一位重要的“君子”成为污点证人，与此同时，立法者也试图对如何使用悔罪者进行严格控制。“利用悔罪者作证”的现象一直是法官们使用的一件有争议的武器。第一次审判安德莱奥蒂时所作的判决强化了悔罪者不可靠的论点。这个案件的争议之处是一个受警方保护的关键悔罪者将另一名歹徒杀死。法官们为了回报所得到的信息而为黑手党反叛者提供好处的做法从此被取消。一位悔罪者在被捕六个月之后所提供的任何证据现在也被视为无效，问题是六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使一名“君子”将其一生中每天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交待出详细的信息。

当普罗文扎诺的组织将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支持网络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普罗文扎诺已经缔造了一种“黑帮和平”。由于“我们的事业”的枪声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问，有人甚至听到一些评论家评论说黑手党正在走向灭亡，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新世界对于普罗文扎诺这个半文盲暴徒来说过于现代化而使他无法理解。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黑手党应对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一切巨大挑战：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国家的产生、民主、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重要意识形态的起起伏伏、全球战争、工业化以及去工业化。19和20世纪所采取的任何反对西西里黑手党的措施都没能阻止它的继续存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事业”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如果听任它继续发展的话。“我们的事业”不会自然消亡。斯卡皮纳托法官将其描述为“一种集体智慧，能够从错误中学习，能够适应并抵制那些用来反对它的不同手段”。

这种“集体大脑”的命运仍未可知。意大利执法部门针对“我们的事业”所采取的行动也比以往更加协调、更有效率了。例如，在2002年7月，警察通过在犯罪嫌疑人的汽车上放置微型全球定位系统信标而逮捕了据说是整个阿格里琴托省的“我们的事业”的委员会成员。共有15个人，其中一人身兼医生、贵族和省议会的议员。据说，这些老板们聚集起来是为了选举一位新的老板。

但是，正如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西西里黑手党的命运与其说取决于执法部门不如说是取决于政治，即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及其与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之间的关系。伯纳多·普罗文扎诺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仍然逍遥法外的老板们和科莱奥内历史上的领导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像雷依纳和巴加里拉这样没有变成污点证人而在恶劣的监狱制度下被判处终身监禁将近十年的人。监狱外面的老板们需要和平和“潜伏”来实施长期的重建战略。监狱里面的老板们则迫切需要改变立法：首先是改善监狱条件，特别是著名的第41条法律附加条款禁止他们在关押期间继续管理黑手党事务；还有改变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甚至推翻大审判所建立起来的先例，或许可以通过追溯法来削弱悔罪者提供的证据的价值。黑手党为了向政府提出要求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动了袭击，但是这些要求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满足。

现在，在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去世以及意大利大陆爆炸案爆发十年后，一些观察家担心“我们的事业”已经在政府中找到了人，愿意提供给它想要的东西。

总管家和广告人

绰号为“小手”的安东尼诺·杰弗瑞曾经是“我们的事业”在卡卡莫镇的代理首领，他于2002年4月16日被捕。杰弗瑞的绰号来自于他变形的右手，他的右手在一次打猎时意外受伤。据说，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会用左手往枪里安装子弹，用左手开枪。在杰弗瑞隐藏的一幢废弃农产建筑物里有一个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写给伯纳多·普罗文扎诺的信件（还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六千欧元现金、帕德雷·皮奥神父画像、圣心和圣母画像）。一些企业家甚至用公司信纸写信给“伯尼叔叔”，请求得到他的恩惠。

到了6月，杰弗瑞感到自己被他的领袖欺骗后就开始与调查法官交谈：“我是普罗文扎诺的主要合作者，我的工作是试图重建一个大规模的‘我们的事业’。”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宣称“我们的事业”早在1993年就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代表们有过“直接接触”。众所周知，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著名的传媒巨头，皮肤棕褐色，有着歌手般的笑容。

1993年也是“我们的事业”对意大利大陆进行轰炸的那一年。那一年，恰逢贝卢斯科尼为了应对“洗手”腐败调查所带来的危机而组建新政党。据杰弗瑞所言，贝卢斯科尼的代表与“我们的事业”之间的会议主题是商讨黑手党如何与贝卢斯科尼筹建的政党结成联盟，该政党不久被命名为“意大利力量党”。

次年，贝卢斯科尼领导政党联盟在大选中取得胜利，但是该联盟被证明是脆弱的，在1994年底之前就瓦解了。接着，在2001年5月，即杰弗瑞被捕的前一年，意大利力量党取得选举的胜利，贝卢斯科尼当选为总理，获得议会大部分议员的支持。这位喜欢被人称作“骑士”的男子还是意大利首富。据估计，贝卢斯科尼在2001年大选时就拥有资产103亿美元。最主要的是，贝卢斯科尼拥有国内三大私人电视网络和一个出版帝国。自墨索里尼以来，还没有哪个人在意大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西西里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意大利力量党领导下的联盟在两两里岛拥有全部61个议会席位。

众多迹象表明，“君子”们自1994年以来就引导他们手下的人为意大利力量党的候选人投票。鉴于黑手党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的运作手法，这既不会让人感到吃惊也不会令人感到愤慨：有权力的政治家必然最容易承受不住来自有组织犯罪的压力。众所周知，由于“我们的事业”在20世纪80年代对基督教民主党越来越不满意，它正在寻找新的政治工具以保护其自身利益。20世纪80年代末，黑手党曾经向社会党做出过友好表示。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矮子”雷依纳曾经与他在共济会结交的商业和政治朋友商讨开展一次新的分裂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当时有一名反叛者说道：“‘我们的事业’开始重燃独立的梦想，梦想成为意大利一部分领土的主宰者，梦想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属于黑手党的国家。”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高级老板们的脑海中，1993…1994年兴起的意大利力量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意大利力量党将会像基督教民主党一样成为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因此黑手党要与之建立密切的联系。

我们有很多理由要对“小手”所说的话保持警惕并避免将西西里的意大利力量党等同于“我们的事业”。在意大利，没有人会当真宣称贝卢斯科尼是一名黑手党分子或者说他的选举获胜是黑手党直接影响造成的结果。我们在这方面从黑手党历史中获得的教训非常清楚：即使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顶峰时期，“我们的事业”也无法控制足够多的选票来使它喜欢的政党实现绝对性的胜利。贝卢斯科尼的胜利应归功于意大利民众对其前任的不满、贝卢斯科尼有效的竞选宣传以及对公共开支的承诺。

也许“小手”杰弗瑞的指控最终证明是“我们的事业”的领导对其成员所做的虚幻的、一厢情愿的宣传。辩护律师将这位最新悔罪者的言论称为“一本道听途说集”。但是巴勒莫的调查法官对于杰弗瑞的话非常重视，他们认为他的话有可能会揭示30年前发生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的结果，这个故事有可能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最亲密的一位助手与“我们的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1974年，贝卢斯科尼正在为他米兰附近的阿尔科雷庄园寻找一位马夫兼总管家。他向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寻求意见。马尔切洛在西西里的银行界迅速升迁后，最近搬到米兰成为贝卢斯科尼的商务总管（德尔·乌特里后来成为贝卢斯科尼商业帝国中最赚钱的广告公司Publitalia的经理。正是德尔·鸟特里于1993年提出了建立意大利力量党的想法）。德尔·乌特里推荐的总管家是巴勒莫入维托里奥·曼加诺，他在这个职位上千了两年时间。曼加诺刚刚因癌症去世，去世前几天因为两起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据透露，这位“总管家”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波塔·诺瓦家族的一名“君子”。

这个关于总管家和广告人的故事是巴勒莫巡回法庭审理的一个案件的主题，这个案件已经拖得太久，以至于大部分意大利公民已经将它忘记了（需要强调的是，贝卢斯科尼不是被告，而是作为证人参与其中）。检察机关指控，贝卢斯科尼因为担心他的孩子被绑架才让德尔·乌特里去寻求曼加诺的保护。德尔·乌特里则回应这些指控说，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曼加诺有犯罪记录，他知道真相后就立刻将他解雇了。控方则断言，德尔·乌特里正是在1974年开始与黑手党建立长期的关系，而德尔·乌特里对此坚决予以否认。据控方所言，德尔·乌特里曾承认告诉过一个商业伙伴，他为了防止他的老板贝卢斯科尼被人绑架曾在贝卢斯科尼和“我们的事业”之间做过调停，但是他现在却宣称当时自己只不过是在吹嘘而已。

德尔·乌特里受到了许多其他的指控，这些指控都是围绕德尔·乌特里与君子们定期进行的交易而展开的。据称，德尔·乌特里清洗毒资，甚至连斯特凡诺·邦塔纳在1980年都考虑让他加入黑手党。德尔·乌特里据说还涉嫌在“我们的事业”与贝卢斯科尼集团的企业之间充当中间人。一方面，他将保护费从贝卢斯科尼在西西里运营的公司的账户上转给了黑手党；另一方面，将黑手党的钱投资进了贝卢斯科尼在米兰的公司。继20世纪80年代的大屠杀之后，据说“矮子”雷依纳垄断了黑手党与德尔·乌特里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德尔·乌特里来利用贝卢斯科尼与社会党建立的密切关系。

控方还声称，德尔·乌特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试图敲诈一家啤酒品牌同特拉帕尼篮球俱乐部老板签订的赞助合同的一半资金。当这位老板拒绝付钱时，德尔·乌特里威胁他说：“我劝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有人、也有办法来说服你改变主意。”德尔·乌特里驳斥了这一指控，但却遭到进一步指控，说他企图说服两名黑手党反叛者对调查法官和三个悔罪者表示质疑。据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揭露”法官为贝卢斯科尼和德尔·乌特里所设计的一个虚假阴谋。这项指控像其他的指控一样遭到被告的强烈否认。

德尔·鸟特里的案件漫长而又复杂。这个案件的发展趋势将取决于法官们如何评估20世纪70年代早期提供的证据，而这些证据远远比对安东尼诺·杰弗瑞的指控多得多。当然，所有的指控仍有待在法庭上评估，也许在审判结束时可能被判定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指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判决的推测，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判决都人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尔·乌特里被判定为无辜，很多人就会像过去一样得出结论说，与黑手党共谋的指控被当做政治武器来使用，而指控的真正目标则是贝卢斯科尼和意大利力量党。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严重损害了法官和悔罪者的信誉。

如果德尔·乌特里是有罪的，那么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他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间的臭名昭著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产生疑问，至少是对后者的评价提出疑问。如果杰弗瑞的说法真实可信，那么在1993年，“我们的事业”试图通过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得到保证，意大利力量党一旦执政以后将优先考虑黑手党的主要要求：推翻大审判的判决结果、取消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以及改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