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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多玛索·布西达；失败一方的黑手党分子如果试图通过逃到大西洋对岸而逃避死亡，也要统统被杀死。不久之后，因泽里洛的哥哥被发现死在了新泽西州的桂冠山，嘴里塞着五张一美元钞票，生殖器里也塞有一张一美元钞票。

科莱奥内家族不仅消灭他们的敌人，还将绝对忠诚但仅受到些许怀疑的“君子”们统统杀害。他们还对邦塔德一因泽里洛派系中的藏匿成员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或撤出某处时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例如：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等等。〕，任何胆敢给他们提供庇护的朋友、亲戚或商业伙伴都被铲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邦塔德的忠诚战士萨尔瓦多·孔托尔诺，他戏剧般地从精心布局在巴拉莫东部的布兰卡乔镇大街上的机关枪埋伏中逃了出来。难以置信的是，他的35位亲戚都被谋杀。孔托尔诺开始将这些非公开的信息告诉警察。孔托尔诺听说布西达在1984年夏天已经出庭做污点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他被带到了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面前。见到布西达时，孔托尔诺跪到了他的面前，接受了他的赐福，然后决定将证据交给法内科尔大法官。他在大审判中的证词几乎和布西达的证词一样重要。

大屠杀还在继续着，事实上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因为“矮子”雷依纳停止了与敌人和中立派的争斗之后，又开始攻击那些逐渐露出独立思考征兆的盟友们。在这一新阶段的屠杀中牺牲的最有名的人就是“鞋子”皮诺·格雷科，他是西亚古力家族的老板，也是大屠杀早期阶段中科莱奥内派系里的顶尖杀手。“鞋子”是负责谋杀邦塔德和因泽里洛的杀手之一。因泽里洛十几岁的儿子发誓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之后，皮诺·格雷科又将这个男孩杀死了。“我们的事业”内部传言说，“鞋子”在杀死这个男孩之前砍掉了他的胳膊以此显示反抗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力是徒劳的。1985年秋天，“鞋子”被自己的人杀死，下令杀死他的人正是他的老板雷依纳。科莱奥内家族三十多年来的战略演化取得了成果：他们在一个不断向前推展的处决计划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事业”内部建立了独裁专政。正如许多反叛者所声称的那样，科莱奥内黑手党分子们这样做并没有背叛“我们的事业”的价值体系，反而暴露了该价值体系的本质。

第十章　异教徒的国度1983…1992

善良的少数民众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提到过意大利国家里的“善良的少数民众”。几个十分幸运的国家会将某些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或者国家应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偶然掌权的朋友和家庭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当地医院。但是在意大利，也不仅仅是在意大利，这种价值观经常需要社会各界和怀有各种政治信念的善良的少数民众一天天去努力争取。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多数意大利人都很腐败，或者说意大利的公共生活已经完全腐朽。毫无疑问，大多数民众只能调整自己来顺应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全世界大部分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意大利善良的少数民众已经很少再像80年代那样陷入困境。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渐渐缓和，工人运动节节败退，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支持下降，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热潮开始加速。但与此同时，贪污腐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到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党，现在执政联盟中的一个长久合作党派，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并试图以基督教民主党自50年代以来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而“占领国家”。那个年代被意大利人称为“党派民主”的时代，当时上到国有银行董事会成员，下到学校门卫，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其隶属于那个党派而选出来的。对于一些城镇商业机构来说，赢得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合同都必须要给政党当权者回扣。

议会不同派系之间讨价还价、争吵不断，公众舆论越来越听之任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阶层不大可能会抛弃他们一百年之久的老习惯，仍旧将西西里社会仅仅看作是一群可以收买的聒噪的政治家。可悲的是，当“我们的事业”变得比以往更加富裕、更加嗜血时，这一政治阶层却被召唤去对付这一组织。

西西里黑手党总是为意大利带来最坏的和最好的一面，让意大利人同时见证了谁是最奸诈的恶棍，谁是最善良的少数民众。乔瓦尼·法内科尔在他去世前一年接受了一名法国记者的系列专访，他在访问中曾做出著名的解释，他说他不是某种自我毁灭性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我只是这个异教徒国度里的一名国家公务员”。在这个被公认为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的国家里，西西里仍然是法治的边远地带。

法内科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意大利少数善良民众的名义领袖，他以一种纯粹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品质：勇气，当然，还有敬业精神以及拼命工作的超凡能力。法内科尔与人打交道时极为诚恳，极有分寸。这有时使他显得很严肃而不够友好。但是这不仅是他的性格的一面，而且还是保护他自己及其周围的人的一种有效防御机制。任何一个经常与他接触的人，即使是他最正直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事业”接近他的一个潜在渠道。

弗朗西斯科·拉·利卡特是一名经常去采访法内科尔的记者，他就亲身体验了黑手党是如何企图通过各种渠道来接近法内科尔的。一天早晨，拉·利卡特在酒吧里喝咖啡，有人同他打招呼，“你还记得我吗？”他就这样与黑手党离奇般地有了接触。跟他打招呼的这个人是格雷戈里奥，来自拉·利卡塔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区域，依靠有组织犯罪所得的钱为生。“咱们去兜兜风吧，还可以聊聊童年时的事情”，他建议道。拉·利卡塔谨慎地坐到格雷戈里奥的红色大众车里，但是他刚坐下就看见一把手枪从座椅背后的袋子里伸出来。“有人想同你谈谈，不过不用紧张，一切都很正常。”格雷戈里奥笑着说。

拉·利卡塔在旅途中盘算着自己是否会被谋杀。换了一辆车之后，他被带进康卡德尔剩存的一片柑橘林深处。他被带到了一名黑手党老板的面前，他曾经见到过他的警方通缉照，所以一眼认出了他。这个老板开始就说：“请原谅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邀请你来这儿。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群逍遥法外的人。我们已经查明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做事很老实。”接着，这名黑手党分子开始拐弯抹角而又伤感地为自己做辩护。与此同时，拉·利卡塔一边试着去听懂他所说的话，一边紧张地向他们附近的蓄水池的深水里瞥去。

最后，这个老板进入了正题：“我们知道你能和法内科尔法官说上话。你必须告诉他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受到了别人无耻的诋毁。你只需要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他就行了。”这是黑手党惯常使用的打·开门路的策略。哪怕是与法官建立这样一种模糊的妥协关系就会为贿赂、勒索或者恐吓打开一条门路。

拉·利卡塔十分明白若是他坦白拒绝当这个中间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致命后果。他拼命地思索对策，然后客气地解释说，任何代表黑手党与法内科尔联系的人都很可能会受到调查，因此他建议黑手党老板可以通过报纸采访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没有那样的权力，”他回答道，“我们不会做那种事情。”拉·利卡塔的第二个建议——通过黑手党老板的律师交给法内科尔和报社一份备忘录——得到了更好的回应。“干得好！好主意！这样的话法内科尔就不会见怪了。他的性格真是令人讨厌。”

一阵简短的交流后，拉·利卡塔成功地将自己的性命压在了法内科尔的声誉之上，法内科尔诚实正直而且严格遵守法律程序，这就是那名黑手党分子所说的“讨厌的性格”。这名记者在离开酒吧几个小时之后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就感觉好像刚刚逃过了一场空难事故。数年之后，他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故事告诉了法内科尔。法内科尔实事求是地回答说，如果记者真的过来找他谈话，他的确会调查他的。后来这两个人成了朋友。

“优秀的死尸”〔※（“eminent　corpses”）一词来自意大利语“cadaveri　eccellenti”，用来代指那些被黑手党杀害的知名度较高的人士，诸如：政治家、法官以及警察局长等等。“优秀的死尸”同时也是一部虚构的意大利电影的名称，该影片于1975年拍摄于意大利，由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导演，利诺·文图拉（Lino　Ventura）主演。〕

巴勒莫市的前市长和银行家艾曼纽·诺塔巴托洛于1983年在火车上被人用刀捅死；纽约警察乔·彼得罗西诺于1909年在西西里被枪杀。西西里黑手党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只杀害了两位名人，这两个人在商业界、政治界、行政界、新闻界、司法界的地位使他们有资格成为“优秀的死尸”。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科莱奥内家族的权势大增，出现了数十位“优秀的死尸”。他们中有少数人是黑手党的朋友，因为没能遵守与黑手党老板的协定而被杀害，但大部分人都是黑手党的敌人。1979年之后，暴力成为黑手党与上层社会机构之间二重唱的最主要的音符。由于法内科尔和其他善良的少数民众在反对“我们的事业”的斗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暴力也达到了旋律的高潮。

回首过去，新一轮攻击的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70年，《时刻》的调查记者毛罗·德·毛罗失踪。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也许是黑手党从事海洛因贸易或是黑手党在当年被要求参加新法西斯政变的证据。1971年，巴勒莫的检察官彼得罗·斯卡利昂在拜祭过他的妻子的坟墓后被人枪杀。当时人们对斯卡利昂有诸多怀疑。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对斯卡利昂声誉的怀疑是黑手党打击无辜受害者时惯用的抹黑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斯卡利昂的死亡在某些圈子里被当作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而轻易地被人遗忘。甚至1977年科莱奥内镇附近一名宪兵上校被人杀害居然被视为一次异常事件。但是在1979年，黑手党战略的新模式变得极为容易被人识别。在那一年，“我们的事业”似乎想要展示其对政府机构发动的战争如何全面似的，杀害了一名记者（《西西里日报》报道犯罪案件的记者），一名政治家（巴勒莫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一名警察（巴勒莫机动小组队长）和一名地方法官（切萨尔·特拉诺瓦，他曾经领导了对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调查）。黑手党要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无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么杰出，只要是挡住了西西里岛这个国中之国的前进道路，那么他只有死路一条。

科莱奥内家族之所以犯下如此之多的鲁莽和残忍的谋杀罪行也有自己的用意。特拉诺瓦死在自己家外面的一条巴勒莫街道上。尽管有被人发现的风险，三名杀手还是用手枪和来福枪开了三十多枪，甚至不吝时间走到老法官面前给他致命一击。在那些“优秀的死尸”的周围一次又一次地堆放上了他们的警卫、司机、家人、朋友以及路人的尸体。“我们的事业”在展示自己的邪恶力量。1980年又出现了三名“优秀的死尸”：蒙雷阿莱地区的宪兵队长、西西里地区主席以及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巴勒莫地区的检察长在市中心的马西莫剧院附近被枪杀，这就相当于在英国的皮卡迪利广场或美国的时代广场周围被人杀害一样（这次谋杀实际上是邦塔纳和因泽里洛命令的，目的为了显示他们也可以像科莱奥内家族一样肆意杀害知名人士，留下一具具“优秀的死尸”）。

大屠杀开始于1981年，谋杀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尸体被扔到警察总部的旁边或者干脆在街上焚烧。最著名的一位黑手党受害者就倒在了大屠杀最猖獗的时候。皮奥·拉·托尔是一个说话直率的农民活动家，他已经升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西西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里最有活力的一位成员。1982年4月，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中牺牲，地点又是在巴勒莫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意大利政府对此做出回应，派遣卡罗·阿尔伯托·达拉·基耶萨将军担任西西里首府的新一届长官。达拉·基耶萨与黑手党已经斗争很久，甚至在莱焦未崛起时就在科莱奥内镇服役。更重要的是，将军反抗左翼恐怖主义取得重大胜利而成为一名民族英雄。将军在临行前明确向罗马的政治领袖说，他并不打算在打击黑手党政治势力方面心慈手软。将军到达巴勒莫刚刚几个月，十几名黑手党分子就在卡里尼大街上挡在了将军的车前，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并用机关枪将将军本人、他年轻的妻子以及护卫们打死。一天之后，有人在枪杀现场的墙上涂写了这样一行字：“所有诚实的西西里人的希望在这里破灭了。”将军的葬礼在意大利各地电视台直播，全国意大利人民见证了愤怒的人群向出席葬礼的政府部长们投掷硬币的一幕。

政治家们没能给达拉·基耶萨他想要的权力，一轮有关达拉·基耶萨的新闻报道给读者们留下了达拉·基耶萨被政府孤立的特别印象，达拉·基耶萨的儿子在其父亲被谋杀五天之后作出了下面的解释：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我父亲习惯于用背后的支持力量掩护他，让所有的立宪政党都在他背后支持他，首要的就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一次，他刚到达巴勒莫后就明白一部分基督教民主党不准备给他作掩护。更重要的是，反而对他怀有浓厚的敌意。

达拉·基耶萨将军得到这样不冷不热的支持之后，“我们的事业”理所当然地将他的人名看作是政府又一次摆出的空洞姿态，并估计杀害他的政治代价会相对较低。有人禁不住将黑手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战略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但令人可惜的是，恐怖分子经常将自己看作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们这些孤独的战士拿起弱者和无助者仅有的武器进行强烈的反抗。相比之下，拥有海洛因带来的新财富和免罪旧记录的“我们的事业”根本就没将意大利政府当回事。它不只是一场恐怖运动，更是一场蔑视政府的运动。

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