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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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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誓之一就是永远不欺骗其他“好汉”〔※最早对初入黑手党组织的成员的一个称呼。〕，而不管他们与自已是否同属于一个家族。从此之后，任何黑手党成员只要撒了谎他就会明白自己离“硫酸浴”〔※黑手党杀人后，会将尸体丢入硫酸溶解掉。〕不远了。与此同时，高明的谎言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中成为一件有力的武器。最后，大多数黑手党成员都变成了急性偏执狂。正如布西达所言，“黑手党党徒永远活在被审判的恐慌之中——不是执法人员的审判，而是黑手党内部恶毒的诋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有人在诽谤他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的“君子”都具备守口如瓶的超常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前，布西达曾与一名黑手党成员在同一间监狱待了三年。这位狱友刚刚执行完谋杀布西达密友的任务——另外一名黑手党成员。在这三年中，两个仇家没交换过一句恶言恶语，甚至还在一起吃了圣诞晚餐。布西达知道他的狱友已经被“我们的事业”判处死刑，但是不知道这位狱友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刑满释放那天，这位狱友就被暗杀了。
“君子”不会跟任何不知情者透露任何消息。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通过密码、暗示、只言片语、眼神和沉默完成的。在黑手党内部，谁也不多说不必要的废话，谁也不会说出内心的疑惑。法尔科内法官注意到，“对标识、手势、口信和沉默的解码是黑手党成员的主要活动”。布西达尤其善于描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感受：
在“我们的事业”里，你有义务说实话，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保留。而这些保留的、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就像永远无法解除的咒语一样支配着所有的黑手党成员。它把所有的关系交得畸形、荒唐。
同样由于他们都不愿意开诚布公，每次黑手党党徒之间相互交谈的时候，他们讲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聊。例如，如果黑手党A对黑手党B说他杀了企业家X，或政客Y在黑手党组织的黑名单上，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是一种策略，这谎言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真相本身。于是，从布西达开始，黑手党已经不再被一律视为完全不可信赖的证人。不管他们是否“悔悟”，如今破解黑手党的证词就是区分真相和高明的谎言，并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区分。这对撰写黑手党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撰写黑手党的历史需要从各个渠道获取信息——警方文件、政府调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黑手党党徒的供词等等。但是不管这些文件直接再现了黑手党党徒之间的对话还是只留下了他们远去的足迹，这些文件上都染有斑斑血迹，记载了黑手党内部生活中所耍过的那些可怕的“说出真相”的游戏。
既然任何历史中都必然会包含不确定的成分，更何况这是一部大胆尝试撰写西西里黑手党邪恶世界的历史呢？本书不敢对书中人物的善恶作出定论，黑手党的历史不是追溯性审判，但是本书也绝非臆测之作。尽管把早已不在人世的历史人物关进虚构出来的监狱是错误的、徒劳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嗅到他们身上至今还在散发出的刺鼻的“黑手党气味”。
这样，黑手党的历史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物和层面。相应地，本书将在每章讲述不同的故事，从士兵到老板，同时也会涉及黑手党势力所带来的影响，讲述发生在黑手党的受害者、对手和朋友身上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最贫穷的人也有势力最强大的人。由于缺乏历史证据，在本书的一两章中，黑手党仍然保持着它一贯的形象：它像一个恶毒的幽灵一样既令人毛骨悚然又无处不在。
在讲述黑手党的起源之前，本书先介绍了“我们的事业”目前的内部情形以及该组织成员所恪守的荣誉准则。最近的告密者为研究现在的黑手党所思所想提供了可能，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荣誉准则去填补黑手党历史中的空白点确实有把事情简单化之嫌。尽管如此，随着黑手党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人们发现西西里最有名的犯罪组织从140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没怎么变化过，这着实让人大吃一惊。黑手党开始时是一个行善的组织，到了后来才腐化堕落成一个暴力组织，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黑手党也不是从一个传统组织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组织性的、盈利性的组织。时代在变化，但黑手党只是略作调整。时至今日，它依然保持原有的面貌：一个宣誓才能加入的秘密社团，以其高超的技法杀人并巧妙躲避惩罚，不断积累财富和势力。
【“君子”】
不计其数的电影和小说作品都给黑手党增添了邪恶的魔力色彩。这些黑手党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将黑手党的日常生活戏剧化，从中加入了一触印发的惊险场面，面对危险，黑手党党徒既奸诈狡猾又肆无忌惮。影片中，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冲突——野心、责任和家族之间的冲突——变成了生与死的较量。
简单地把虚构出来的黑手党说成是不真实的未免不切实际和失之偏颇——它只不过是被模式化了。黑手党分子也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电视，喜欢去电影院观看关于黑手党的影片，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场面是如何被搬上银幕。多玛索·布西达是电影《教父》的影迷，但是他觉得在电影结尾处，另一黑手党成员亲吻迈克尔·科莱奥内的手的那场戏太不现实了。阿尔·帕西诺扮演的虚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的动机背后隐藏着种种矛盾冲突——野心、责任、家族，这些矛盾冲突在黑手党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明显不同的一点是，任何影片的魔力都在“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恐怖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不那么明显但却更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迈克尔·科莱奥内为了至高权力而陷入道德危机，而真正的西西里黑手党则痴迷于束缚他们手脚的荣誉准则。“君子”可能会回避、操纵或重写这些规则，但是他们同时明白这些规则将影响同辈人对他们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黑手党的荣誉价值本身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可敬”的。荣誉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有其特定的含义，它甚至指使黑手党成员做出最恶劣的行径，就像令人不安的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引爆炸弹的乔瓦尼·布鲁斯卡那样。
布鲁斯卡在“我们的事业”中被称为“杀人者”、“割破基督教徒喉咙的人”。在西西里语中，“基督教徒”指的是“人”。在黑手党组织里，它指的是“君子”。布鲁斯卡是敢死队的一分子，直接受命于老板们的老板——科莱奥内家族的头目“矮子”托托·里纳。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布鲁斯卡也没闲着。他谋杀了对里纳掌权表示不满的阿尔卡莫家族的老板。几天后不久，布鲁斯卡的人又将此人已经身怀六甲的伴侣杀死。之后，布鲁斯卡又除掉了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这个人是黑手党成员但在“大审判”中他没能及时利用他的政治关系来保护黑手党。
更糟的还在后面。“杀人者”和另一位“君子”桑迪诺·迪·马特奥是朋友，这位朋友的儿子朱塞佩还常和布鲁斯卡在家里的花园玩耍。但在桑迪诺·迪·马特奥决定向政府告发“我们的事业”的秘密时，这一切全变了；他是第一个向当局者汇报法尔科内如何被杀的黑手党成员。布鲁斯卡随后在一次赛马会上绑架了小朱塞佩·迪·马特奥，把他囚禁在地下室长达26个月之久。最后在1996年1月，朱塞佩14岁的时候，布鲁斯卡下令将其勒死，并把尸体丢进硫酸中销毁。
1996年5月20日，“杀人者”在阿格里琴托附近的村庄被捕。400名警察包围了他所藏身的那幢盒子似的两层楼房。晚上9点左右，一组由3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分别从门和窗户闯进去，发现他们一家正围坐在桌子旁观看一档关于乔瓦尼·法尔科内的电视节目——离法尔科内四周年忌日不到两天。警方在卧室里发现一个衣柜，里面挂满了范思哲和阿玛尼〔※意大利知名时尚品牌。〕的衣服，一个红色的包里装有意币和美金共计15000美元、两部GSM手机、一些珠宝（其中有卡地亚手表）。在餐厅的桌子上，他们发现一把塑料短柄手枪，那是布鲁斯卡的小儿子大卫用的。
布鲁斯卡现在正在与司法机关配合。据他自己的不确切供认，他杀过的人“多于一百少于两百”，这真令人不安。以下是他关于谋杀朱塞佩·迪·马特奥的供词：
如果我能再多考虑一会儿，再多一些冷静，同我犯下其他罪行时那样，或许有千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但现在再努力狡辩都是无用的，我那时考虑得太不全面了。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更多的黑手党愿意出来做污点证人，其中一些悔罪者以“杀人者”这样的杀手也已经背离传统价值观——荣誉准则为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多玛索·布西达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他说：“我没有抛弃‘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抛弃了我。”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手党内部，背叛与残暴从来都是与荣誉并存的。乔瓦尼·布鲁斯卡比其他黑手党告密者更典型、更令人信服。
前几代告密者包括布西达在内提供了不少有关黑手党内部文化的证据，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掀起的这股忏悔新浪潮使研究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更加丰富翔实。现在可以清楚的是，荣誉准则不仅仅是一串规则那么简单。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意味着要接受一种全新的身份，进入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荣誉就是这种全新身份的标志，也是这种全新道德观念的标志。
之前在1984年，多玛索·布西达给法尔科内大概描述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准则。他讲到了入会仪式，入会者手持一幅燃烧的画——通常是天使报喜图——同时宣誓誓死效忠、保守秘密。关于这种离奇的仪式的传言先前一直被当作民间传说，布西达的供词则证明了常识有时候与事实真相恰恰背道而驰。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手党对待这种仪式极其严肃，将其看作是一种荣誉。
他们的入会仪式表明，荣誉是一种必须努力才能挣得的地位。在成为“君子”之前，申请入会者必须经受严格的观察、监督和考验；杀人几乎总是入会的前提条件。在预备阶段，他不断被提醒在入会之前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一种“虚无的存在”。举行入会仪式往往是黑手党成员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圣像的燃烧意味着他作为普通人的死亡和作为“君子”的重生。
在入会仪式上，新成员宣誓服从是荣誉准则的首要核心。“君子”必须永远服从他的头目。他从来不会问“为什么”。理解这一责任的含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是否遵守整个荣誉准则的一个重要检验就是：杀害妇女和儿童。这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确实，黑手党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绝对不动女人和孩子。必须指出的是，很多黑手党成员都尽可能地恪守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当然不会随意杀害儿童，不杀害儿童是因为这样会有损它的声誉，会使它失去一些亲密的支持者。
但是，朱塞佩·迪·马特奥绝非是第一位被黑手党蓄意夺取性命的孩子。除掉妇女和儿童只有在不必要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行为。如果黑手党分子自身的性命受到威胁时，这便成为了一种必要行动。而只要加入了“我们的事业”，黑手党分子就时常性命堪忧。
几乎和其他一切黑手党的杀戮一样，对朱塞佩·迪·马特奥的谋杀是黑手党共同决定其必要性后才执行的。男孩的死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些头目针对那些使整个组织陷入危险的黑手党叛逆者而采取的相应对策。当这一决定成为既定方针后，不去执行这一方针才会被看作是不光彩的行为。
这时就只有服从了。最终执行这一方针、在布鲁斯卡的命令下把朱塞佩·迪·马特奥勒死的黑手党党徒后来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想（在“我们的事业”里）有一番作为，他就必须一直有利用价值……我想有所作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洋洋得意。我当时在帮内是名士兵，我服从了命令，我知道勒死这个男孩我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于是，我便昏了头。
通过服从命令，黑手党成员逐渐积累自己的荣誉。因为具有所谓的“可利用价值”，黑手党成员不停地积累荣誉，同时也有机会去获取更多的钱财、信息和权力。与加入其他组织一样，成为“我们的事业”中的一员也会给加入者带来一些特权，其中包括：实现抱负、获得地位、与同伴同甘共苦的兴奋感、替老板承担道德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黑手党荣誉的必备要素。
荣誉还包括对其他“君子”讲实话的义务，因此就有了黑手党之间臭名昭著的简洁谈话方式。乔瓦尼·布鲁斯卡说，他去新泽西拜访美国黑手党时，东道主们的健谈使他大为震惊。主人们为他设宴接风，然而刚进饭店他就吓了一跳：所有的黑手党分子都把情妇带过来了，他们还公开交谈彼此是哪个匪帮家族的。“在西西里，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话，甚至连私下里也不会这样。每个人都只知道他该知道的。”布鲁斯卡说，他觉得太尴尬了，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从美国之行中得出结论，“他们正大光明地生活，他们只在特殊情形下杀人，他们从来不像我们在西西里这样进行大规模屠杀。”
要求黑手党成员讲实话也是让互相不信任的不法之徒之间建立互信的一种方式。这种对信任的需求也解释了荣誉准则里关于性和婚姻的那部分内容。新入会的“君子”必须发誓不参与卖淫生意，并且如果与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老婆有奸情，他将会被处死。另外，如果一个黑手党分子赌博、玩女人、摆阔，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可靠，因此可能会被除掉。遵守这些规则是向其他黑手党成员表明你值得信任的重要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手党的高层把亲力亲为当作一种美德，并且旧式的家长派头也倍受黑帮文化的推崇。例如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以男性嗜好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如狩猎聚会、酒宴等。
荣誉还意味着忠诚。与血缘关系相比，获得黑手党分子口中的“荣誉团体”的成员资格将给他们带来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的忠诚。荣誉暗示黑手党党徒要把“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放在亲人之上。“杀人者”的兄弟恩佐·布鲁斯卡为组织效力，参与谋杀活动，但他一直没能成为黑手党正式成员。他很懂规矩地没问原因。他通过传闻、媒体才得知“我们的事业”里有他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当地黑手党的老板。所以，尽管恩佐·布鲁斯卡参与黑手党的活动，他的家庭成员里面也有两名“君子”，但是他并没有权力过问黑手党家族的生意。
虽然下属没有权力过问上司的事情，黑手党老板却有绝对的权力监管手下人的个人生活。比如，黑手党分子通常要经过头目的同意才能结婚。黑手党分子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并过着体面的婚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甚至比其他的普通丈夫更需要讨好妻子，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如果黑手党的妻子不满而去报警的话会给整个家族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的事业”的成员必须小心地保全自己女人的声望；禁止拉皮条的主要原因，像法官法尔科内解释的那样，就是为了确保黑手党成员的老婆，“不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蒙受耻辱”。黑手党分子一般会娶帮内成员的姐妹或女儿，这些女人一生都生活在黑手党的环境中，因此也更易具备组织所需要的谨慎、服从的品质。尽管是处于从属地位，女人还是会积极支持丈夫的工作。女人是不能正式加入黑手党的，荣誉只属于男人。但是一名黑手党分子所获得的荣誉会给他的妻子带来声望，妻子表现好反过来又会为他的荣誉加分。
法尔科内法官曾把加入黑手党比作皈依一种宗教：“你永远不能停止做牧师，黑手党也一样。”这种黑手党和宗教的比较还远没结束，主要是因为很多“君子”都是信徒。卡塔尼亚的老板尼托·圣保拉在他的别墅内修建了圣坛和小教堂；据一名告密者说，他曾把抢劫他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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