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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虐待妻子却肯定是。布西达的不良婚姻记录给他在“我们的事业”之中带来了不少麻烦。20世纪50年代，就是由于他对婚姻的不忠，他在组织里的活动被中止了六个月。1972年，他被从巴西引渡回来，囚禁在巴勒莫的尤西卡丹监狱。这时布西达才了解到，他所在家族的老板因为他对前两任妻子的不忠而想把他完全从“我们的事业”里驱逐出去。

布西达1928年出生于巴勒莫东部郊区的一个家庭，与黑手党没有丝毫瓜葛。尽管他是1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却不是一个由于没有谋生机会而卷入犯罪的顽童。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作坊，雇用了15个人制作并销售作装饰用的镜子。不过，布西达一家像许多西西里家庭一样在战时也陷入了困境，于是年轻的多玛索便成了一名黑市商人。他还开始从德国人那儿偷来汽油、果酱、黄油、面包和香肠，在此过程中在巴勒莫的黑社会里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同盟军解放了西西里岛之后，布西达就加入到了一个由50个左右的年轻流氓组成的团伙。他们奔赴那不勒斯与纳粹作战，一方面想去冒险，一方面则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在意大利大陆进行两到三个月的破坏和埋伏袭击之后，他重又返回西西里岛，声誉大振。从那时起，他才开始被那些“通过各种暗示来表达自己想法的谨慎的、神秘的人”所接近。他感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打量着他。特别是有一次，一位家具打磨工就曾试探过他对警察和地方法官的态度、家庭道德观以及对朋友的忠诚。

家具打磨工乔瓦尼·安德罗尼科最终于1945年提议让布西达加入波塔诺瓦黑手党家族。一旦向老板提出这项提议，写有布西达名字的纸条就会在巴勒莫地区的所有家族中传递，因而黑手党成员们就能够对他的可信度进行调查，检查他或是他的家人是否与警察有任何关系。调查完成之后，安德罗尼科本人在入会仪式上用针刺破了布西达的手指。

布西达加入的波塔诺瓦家族相对来说非常小，只有25名“君子”，但他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发现在这些成员里有四位名人：一位是西西里岛的一个著名啤酒品牌特许经销权的拥有者，一位是赞成君主制的国会议员，一位是精神病心理专家，还有一位是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他是黑手党的“朋友”，曾为了宣传西西里的分裂主义事业而展示过他的雄辩口才。（这个故事就像布西达在这个时期讲述的其他故事一样，没有其他的材料给以佐证，因此必须审慎对待。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故事很能表明这个人的风格。）

1947年，另一位著名的人物被介绍给了布西达，他是最后一名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年轻的布西达被朱利亚诺的仪表及其身上散发出的“特殊光彩”震慑住了。布西达似乎对他在事业早期遇到的另一位“君子”并没有多少好感，这位“君子”就是朱塞佩·根科·卢索，穆索梅利地区的老板，同时也是唐·卡洛·维奇尼的死党，因为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而被其他黑手党分子称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对于像布西达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城市人来说，根科·卢索则体现了西西里内陆的粗俗生活。那时根科·卢索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地主和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但他还在屋内养着驴，屋外保留着厕所（厕所只不过是在地上挖的一个小洞，上面横放着一块石板作板凳，没有墙也没有门）。这一细节尤其让布西达感到震惊，他后来惊恐地回忆起根科·卢索实际上在和他谈话期问就坐在那上边，当着他的面上厕所。

不久，布西达就开始四处漂泊。他在1949…1952年间，即起初的几年，是在国外的阿根廷和巴西度过的。1956年，他再一次在阿根廷短暂停留之后返回西西里，计划重新从事香烟走私活动，此时他对这个行业已经十分娴熟了。在回国的途中，他发现巴勒莫正开始被水泥覆盖，而这种覆盖将为有组织的犯罪和政治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新形式的契约关系。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

“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指的是在巴勒莫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早期时的建筑热潮，这种建筑热潮现在依然能激起巴勒莫居民的某种忧郁之情。要了解这种忧郁，只需从这座巴洛克城四方交汇的十字路口四角广场出发一直沿着巴勒莫的主干道向西北走去就足够了。沿着马奎达街一直走，经过马西莫歌剧院前守卫的巨大铜狮子，径直走进鲁格罗·赛蒂莫街，这就是19世纪以来巴勒莫城扩张的路径。鲁格罗·赛蒂莫街一转弯就是利伯塔街的宽阔大道，那里是时髦的中产阶级在福罗里欧时代坐马车兜风和兴建豪华的自由式风格房子的地方。利伯塔街的东面，也就是英国公园的正面，马路一直通向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广场，而现在广场中央则布满了巨大的广告牌子。广告牌下面用精致的锻铁造就的栏杆几乎快消失了，其上的卷形花纹和尖铁已经锈迹斑斑，一堵巨大的围墙后面就是户外停车场。这个栏杆实际上就是福罗里欧时代巴勒莫所有遗址中的瑰宝之一。

德里埃拉别墅曾经也坐落在这里，四周环绕着棕榈树。嘹望塔、小巧的窗户、宽大的阳台和倾斜的屋顶的设计都是在向托斯卡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致以崇高的敬意。1959年11月28日，星期六，拆除德里埃拉别墅的计划被提交到市议会。当天下午，计划就获准通过并开始实施拆除，到周末的日寸候自由时代最美丽的一所房屋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可惜的是，如果德里埃拉别墅不被拆除，一个月之后它就会迎来50岁诞辰，到那时就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德里埃拉别墅的倒塌只不过是“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故事里的众多悲剧中的一个小悲剧而已。

二战结束时，巴勒莫城在本质上还是和福罗里欧时代一样。在利伯塔街的远处，连同别墅群和橘子林一起的康卡德尔建立起来了。巴勒莫整体上由乡村环绕。但是尽管巴勒莫美丽，却迫切需要重新修建。盟军部队的轰炸应对此负部分责任，据估计14000人因为轰炸而无家可归，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住在城中心的板棚里，那里炮弹破坏更为集中，瓦砾密布。巴勒莫要兴建更多房屋的压力仅仅在50年代才增加，那时正值其再次成为新地区政府的首府驻地，涌入的许多乡下人都在寻找公共部门里的职位。在1951…1961年间，人口增加了20％，达到了60000人。

就像大部分欧洲地区一样，战后的建筑热潮不可避免。还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是，经常给人带来期望的城区发展规划难免要令人失望。但是巴勒莫在五六十年代扩张的后果比任何人预测的都要糟糕。等到建筑热潮消退时，市中心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废墟之中，其余的很多地方还是半废弃的贫民窟，而一些最精致的巴洛克和自由风格的私人房屋却被拆除了。葱绿的城市周边地区也在水泥的覆盖下消失了，康卡德尔地区大部分的橘子林也毁于推土机之下。在发生这次转变之前，你很难在这座城市的建筑物和街道的布局中发现黑社会的标记。“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将每一座破碎的巴洛克宫殿，每一座偷工减料盖起的地方政府大楼，每一座梦寐以求的公寓楼都变成了腐败与犯罪的纪念碑。

但是“巴勒莫的水泥麻袋”这个故事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建筑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严格来说它发轫于另一个城市。当意大利人抱怨说黑手党“逃离罗马”，他们是在对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进行简单化的表述。对“巴勒莫的水泥麻袋”负有责任的政治家、承包商和黑手党成员处于链条的一端，另一端则直接指向位于罗马耶稣广场的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就在那里，民主时代的一整套赞助政府的新结构创立了。

链条上的首要一环就是瘦小、凸胸的阿明托雷·范范尼，他是来自托斯卡纳区阿雷佐的一位大学教授。自从1954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起，范范尼就为了能将权力置于自己手中而提出一整套对基督教民主党进行现代化的方案。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着政府，但本身却极其容易受到外部权力的影响，在它之上是梵蒂冈和意大利工业巨头们，在它之下则是在城镇和乡村为其提供一沓沓选票的保守派贵族们。基督教民主党要获得这些外部权力的支持的要求很难得到保证。为了至少平等地与他们打交道，范范尼认为他们的政党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群众组织，凭自己的力量获取权力。

在西西里岛，就像在意大利南方的众多地方一样，范范尼的革命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一种新的政治经理人即“少壮派”在政党内部产生了。第二，这批人尽其所能在地方和国家政府、半官方机构以及国有化的公司里控制着每一个职务。因此，在新的基督教民主党里，那些年迈的有魅力的重要人士就必须与那些着手以政党和个人名义而“控制国家”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官僚主义者们达成和解。少壮派将公共资源转化为了基督教民主党的资源。

少壮派主要负责在西西里岛上执行范范尼计划，而连接罗马和“巴勒莫洗劫”这条腐败链条上的另一环就是乔瓦尼·焦亚。焦亚没有高大的公众形象，多玛索·布西达仅仅将其描绘成一个具有“冰冷性格”的人。虽然焦亚在市政府里从没有任过职，他对于这座城市近年来的历史却至关重要。内部人士称他为“总督”，并认为他是唯一有权力选择谁能成为这座城市市长的人。1954年，年仅28岁的焦亚成为巴勒莫市基督教民主党书记。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这一重要职位，负责招收党员。此后，焦亚和他的追随者在25年里一直控制着组织办公室。也就是从这个关键职位开始，冰冷的焦亚才重建了西西里的机械政治。

在范范尼的改革下，基督教民主党地方分部第一次在意大利全国建立起来。例如，基督教民主党在巴勒莫地区就有59个分部。表面上看，基督教民主党的目的就是要深入社区招募新的成员。范范尼的追随者随即颁布了新的政党口号，宣告“通心粉政治”的结束，所谓的“通心粉政治”就是用投票来换取利益。这种政治现代化的机制非常简单，即基督教民主党的新结构意味着，基督教民主党党员们选出他们的政党领袖以及参加全国选举的党员代表，而党员代表们则转而再选出竞选候选人。或者，这至少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在巴勒莫，权力并没有掌握在党员的手上，而是牢牢掌握在焦亚手中。既然焦亚身为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办公室主任，基督教民主党党员的资格就被分发给了朋友、亲人、死人甚至从电话簿里随手乱抓的名字。一个地方政党拥有的党员越多，派出参加大会的代表就越多。换句话说，像焦亚这样的地方政党首领拥有的党员越多，他就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提供给诸如范范尼这样的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党派领袖。西西里岛内党员的数量剧增也随之使得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和范范尼在全国基督教民主党内之中有了不合比例的影响力（来自托斯卡纳区的这位瘦弱的大学教授六次当选为意大利总理）。

“总督”焦亚在西西里的新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的权力本身算不了什么，只有当政党通过控制地方和区域政府得以分配工作、许可证、拨款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时，权力才会有所回报。这一背景为“巴勒莫的水泥麻袋”以及两个最主要恶棍的登场做了准备。这两个恶棍就是维托·钱奇米诺和萨尔沃·利马。他们都在1956年第一次当选市议会议员，都是焦亚的支持者，也是他们两个将“通心粉政治”转变为“水泥政治”。

钱奇米诺和利马的性格几乎完全相反。钱奇米诺的父亲是科莱奥内镇的一名理发师。钱奇米诺态度傲慢、举止粗俗，但却十分聪明，很有抱负。他拍摄于“巴勒莫的水泥麻袋”时期的照片显示他是一个狡猾的人，穿着时髦的三件套，系着花哨的领带，留着大背头和黑胡须。利马的父亲则是市政府的档案管理员。利马拥有法律学位，刚开始在西西里银行工作。利马在其干净卷曲的头发下面有一双鼓鼓的眼睛，他丰满、优雅并且难于对付。与之相比，钱奇米诺则显得瘦削、粗俗而又残暴。

尽管钱奇米诺和利马都属于基督教民主党的范范尼派系，但他们却和不同的黑手党党派有着联系。因此，多玛索·布两达才对他们两个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据布西达回忆，钱奇米诺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他只关心自己和来自他的家乡的那些君子们的利益。一直坚定地反对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布西达将自己控制的选票投给了利马。他们两人不是很熟，都不太喜欢说话，但他们的商业关系建立在布西达所称的“相互尊重和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利马知道布西达十分喜爱歌剧，总会想方设法为他搞到马西莫歌剧院的演出票。

在钱奇米诺和利马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他们将公共工程署这样一个卑微的市级单位变成了意大利最无耻、最赚钱的赞助发动机。1959…1963年间，即建筑热潮最火爆的时候，利马和钱奇米诺先后入驻公共工程署，并通过市议会将4205个建筑许可证的八成授予了五个人。当时，巴勒莫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公众投资的建筑业。于是，这座城市大部分的财富就通过这五个人被转移走了。

正如所料，这五个人并不是全国知名的建筑巨头，而实际上只是无名小卒。公共工程署只能将许可证授予那些有资质承担工程的土木工程师。然而有人却发现了一条始于1889年的规定，这条规定早在现代土木工程师资质认证之前就已存在。根据这条规定，获得建筑许可证的公司的花名册上需要有一位“大师级的石匠”或一位“有能力的承包商”。市议会保存有这些被认可人员的名单。利马和钱奇米诺体系里的五个最主要的执照持有者都在那张1924年之前的名单上。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资质证书看起来也十分像是伪造的。五个人中，其中有一个好像只是煤炭商人，还有一个就是个砖瓦匠。砖瓦匠后来在一处公寓住宅区里找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而那处公寓住宅区按说就是他负责监督建造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只是说，他是一个为了生存可以去干任何事情的人。他在许可证上签了名，只是为了给“朋友们”帮忙。

从“朋友们”的角度而非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巴勒莫的水泥麻袋”始于最底层。黑手党分子从前密切看护着柑橘林，而现在他们则密切看护着建筑工地。如果当地黑手党老板愿意的话，故意破坏和偷窃就能让任何一个建筑工程停下来。黑手党的第二层影响力还在于它拥有众多的小型转包商，能提供工人和原材料。即使没有利马和钱奇米诺的话，政治家和建筑公司也会在该层面上与黑手党势力达成妥协。在他们之上是一些大的建筑企业家，这些人在朋友、亲人、顾客和同伙之间形成了腐败网。我们调查的越仔细，这些网络就会越来越厚密，连接着当地的政治家、市政府公职人员、律师、警察、建筑承包商、银行家、企业家和黑手党分子。

这些网络的中心人物就是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就如巴勒莫城镇规划的故事所展示的那样，少壮派的方法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混乱形式。

这一规划早在1954年就开始了。但在1956…1959年问，每当这一规划将要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上百条的修改意见就会为了回应公民的请求而被提出来，但据证实大多数公民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黑手党分子及其亲属和同伙。这一规划最终在1962年得到批准。然而等到那时，公共工程署已经基于1959年的规定发放了很多建筑许可证，本可以用此规划进行管理的许多地方已经是公寓楼房林立了。甚至在1962年之后，凡是能接触到焦亚、利马和钱奇米诺的人也可以为了他们的利益改变规划，或者违反规划法之后再寻求宽恕。只有一次下令对违规建筑进行拆除，但却没有公司敢站出来履行合同将它拆掉。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方法里蕴涵着某种天才的智慧。这个城区规划就像那些为了决定谁能获得规划许可而制定出的规则一样是用来阻止非法建筑的。在利马和钱奇米诺的控制下，这些措施只是使得政治家手中握有的从事非法建筑的权力更为牢固。意大利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痛苦的悖论就是：一个规则越是严格，政治家为回避这一规则所开的价码就越高。

这些方法中还有让人恐慌的因素。从佩科拉罗案例里就可粗略地看出钱奇米诺这位“一意孤行的科莱奥内贪污犯”所带来的恐慌。1963年8月，一家建筑公司的合伙人洛伦索·佩科拉罗向巴勒莫的检察长寄去一封信，控告钱奇米诺贪污。这件案例起源于一件事，钱奇米诺非法地拒绝给予佩科拉罗的公司建筑许可证。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