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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森特·阿福奈尔，他从没见过，不计入内。
　　这个结论对卡米尔来说深不可测。
　　他已经肯定安妮不是安妮，现在他也肯定阿福奈尔不是阿福奈尔。
　　就像是整个调查重启了。
　　回到起点。
　　而对卡米尔来说，在经过他所做的一切之后，这几乎等于得到了一张通往监狱的门票。
　　那小警察又再次上路了，在巴黎和他的乡间小屋之间来来回回，像松鼠关在它的转轮里，或者像一只仓鼠。他有点焦躁。我希望最后能有点实质性成果，不是对他的成果，显而易见，我甚至觉得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身处牢笼之中，而且很快就会确认自己的处境了。尽管他不高，但也会高高地摔下来。不，我是在希望这对我带来点实质性的成果。
　　现在我不会再失手了。
　　那女的做了她该做的，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她亲手做了的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到时会十分惊险刺激，但就现在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由我来结束。和哈维克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做了充分的热身。如果他还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为此做证，尽管考虑到他最后剩下的手指数量，他可能无法在圣经上起誓了。
　　回想这件事，在他身旁时我算体贴了，甚至表现出了同情。一枪打进他的头，这可以说是慈善了。很明显，塞尔维亚人就像那些土耳其人一样，他们不会说谢谢。这是他们的文化注定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讨厌麻烦。
　　回到严肃的事情上来。无论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天堂是为塞尔维亚抢劫犯准备的，但确定的是，有这么一个是给恐怖分子的），哈维克总会满意的。他可能会在死后对我进行报复，因为我想将他活体解剖。我得靠点运气，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需要运气，但我得在上帝那边有点信誉才行。
　　而如果范霍文干好他的活儿，这不会太久了。
　　当下来说，我要去到我的避风港里恢复一下精力，因为之后得快速行动。
　　我的思维有点钝化了，但我的动力依然保持不变，这才是最主要的。
　　12：00
　　在浴室里，安妮又去看她的牙床，那上面有个洞，简直不堪入目。她以一个假名进了医院，所以无法取回她的理疗档案、X光片、分析和诊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一切归零，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这样。
　　他声称不想杀她是因为需要她。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一个字也不会信的。安妮就算是死了，也能把事情办了。他那么凶狠地打她，带着那种亢奋……他当然可以说为了表现给旁人看，那是必要的，她不怀疑；然而这样打她也让他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如果他还能把她毁得更彻底些，他也会下手的。
　　在医药柜里，她找到一些尖头的小剪刀和一个脱毛钳。那个年轻的印度医生之前向她保证说这是一道不太深的伤口，十来天后就可以拆线了，但她现在就想把它拆掉。她还在卡米尔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放大镜，但在一个不亮的房间里靠着两个临时的工具做这种拆线的操作，还是不太理想的。除非她真不想等了。这一次，不是因为单纯执着于清理，而是因为当她和卡米尔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清理。与之后卡米尔在一切结束时以为的相反，哪怕是最轻微的程度，她也很少对他撒谎。因为那是卡米尔，她很难对他撒谎，或者说，要骗他太过简单，两者都是一回事。
　　安妮用袖口擦了擦眼睛，独自取出线口已经不容易，何况，有十一个线口在那儿，她眼睛还是模糊的。她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剪刀。从近处看，这些黑色的细线像是昆虫。她把尖头滑到第一个结的下面，疼痛旋即而来，尖锐得就像剪刀。正常情况下，这样做不会痛，只是她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或者是感染了。要把剪刀头移得足够远才能剪断连着的线，安妮脸皱了起来，剪刀快速合上了一下，第一只昆虫应声死去，剩下要做的就是把它拉出来了。她的手在抖。线在抗拒，仍粘在皮下，用脱毛钳的话，就算手抖也可以把它抽出来吧。那只昆虫放弃抵抗了，它在皮下的滑动激起一种糟糕的感觉，安妮连忙仔细查看起来，但什么都还没有看见，她开始弄第二根线，但全身过于绷紧，她必须先坐下缓口气……
　　回到镜子面前，她揉着伤口，脸也跟着皱起来。这是第二根线，然后是第三根。由于过早把它们取出，通过放大镜能看到伤口还是红的，尚未愈合。第四根线很顽强，比起前面的来说，缝得与肉更贴合。但安妮的意志毫不动摇，她用剪刀的刀头蹭着，紧咬牙关，终于溜到了线下面，钳住它，没能剪断。伤口开始流血，重新开裂，而那根线终于妥协了。她把它从上面拉出来，现在伤口开始渗血了，上面是粉色的，下面还是红色的，硕大的血滴流下，如同泪珠。剩下的线一个个地缴枪死去，并从皮下拉出。她把这些昆虫尸体扔进洗手池，而最后几个安妮剪得过早了，因为她擦拭后血还是马上涌上皮肤表面。她等到所有线都取出来后才停下。血在流着，流着。安妮没多想什么，径直从小柜子里拿出装了九十度酒精的塑料小瓶子，没有用医用纱布，就用手捧着，盛着酒精然后就这样直接敷了上去。
　　随之而来的疼痛……安妮大叫起来，用拳头敲着洗手池，她的手指失去了脱开的夹板的保护，让她再一次大叫。但今天这叫喊是属于她的了，她拥有它们，没有人能来把它们夺走了。
　　第二次，还是用手将手掌里的酒精直接涂到脸上。安妮两手撑在洗手台边上，几乎要痛得昏过去，但她坚持住了。
　　然后，当疼痛减缓后，她用一张浸染酒精的医用纱布紧紧地贴在了脸上。当她把它取下来的时候，露出一道浮肿而丑陋的伤口，还在流着血。
　　会有一道疤留下的，它就直直地烙在侧脸上。如果是个男人，会被人猜测那是刀疤。很难知道留下来的会是怎么样的，但不难明白的是它再也不会离开了。
　　这是一定的。
　　如果必须用刀来把伤口加深，她会这样做的。
　　因为她想记得这一切。永远。
　　12：30
　　急救室的停车场总是满的。这一次，为了能够停进去，卡米尔不得不出示他的证件。接线员笑得像朵花，一朵差不多快凋零的花，但也多少能激起好感。
　　“怎么样，她得救了？”
　　就像是知道这对范霍文警官来说很重要，她皱起了忧郁的眉头：发生了什么事，这肯定给了您一次打击，对警察来说是一次失败，不是吗？卡米尔想摆脱她，但没有想的这么容易。
　　“那她的社保呢？”
　　卡米尔又走了回来。
　　“这不关我的事，但您知道，当一个病人溜走了而人们还完全不知道她的社保号码，以至于收不到她的住院费时，我可以这么对您说，上面是不高兴的。那些领导突击检查，有责任的或者没有责任的，一视同仁，我也不好过……就是为了这个我才问的。”
　　卡米尔点点头，我理解，一脸同情。这时接线员又接起了电话。显然用一个假名住进这里，安妮是不太能够提供出一张社保卡或保险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她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在其名下的文件。她一张也没有，至少在这个借用的名下是没有的。
　　他突然很想打给安妮，就这样，没有理由，就像是害怕要解决这件事却不靠她。他想对她说，安妮……
　　而他意识到她可能不叫安妮。在他的意识中，所有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了，卡米尔不知所措，他连她的名字也失去了。
　　“您没事吧？”接线员问。
　　嗯，没事，卡米尔做出忧虑的神情，当想改变话题时，这样做是最有效的。
　　“她的档案，”他问，“她的医疗档案在哪儿？”
　　安妮是前一天晚上逃跑的，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楼上。
　　卡米尔表达了谢意。到了楼上，他仍旧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件事，一点主意都没有。于是他踱了几步来整理思绪。在走廊的尽头，离那个原先的小候诊厅、而现在不知道被改造成什么大厅的地方还有几米，当时就是在那里面，他和路易当场想出了案情的第一要点。
　　他看着门把手慢慢压下，门扭扭捏捏地打开，像是一个孩子要出来了，既害羞又害怕。
　　这个所谓的小孩，比起和幼儿园来说，其实离退休更接近：出现的是于贝尔·丹维尔，大老板，部门主管本人，雪白的头发翘在头上，好像刚刚把卷发夹子取下来一样。他见到卡米尔的时候脸红得像朵牡丹。照常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的，这个厅不通向任何地方，不做任何用途，没有人会来。
　　“您在那儿干吗呢？”他问道，又生气又蛮横，随时准备咬人的样子。
　　您呢？这是他最想问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好回答，他便装出迷路的样子。
　　“我迷路了……（更听天由命一点）我在走廊里走反了方向。”
　　手术师的脸由红转粉，没那么尴尬了，表情也恢复了正经的模样。他清了清嗓，然后以坚定的步子走进走廊。他走得很快，就好像急诊室刚刚召唤他了一样。
　　“您现在跟这里没关系了，警官。”
　　卡米尔小跑跟上，他处境不妙，鉴于他只能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快地思考对策。
　　“您的证人昨晚离开医院了！”丹维尔医生继续说着，语气仿佛是针对他个人的指责。
　　“我也了解到了，是的。”
　　卡米尔想不到别的出路，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手机并松开手，它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就像一声家庭变故的警报。
　　“妈的！”
　　丹维尔医生已经在电梯旁了，他转过身来，看见警官背对着他跪着，正在捡起手机的零件。真是个蠢货。电梯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卡米尔捡起他完好无损的手机，一边装作在胡乱拼装零件，一边原路返回，走向小厅。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一分钟了。他犹豫要不要进去，有什么东西在制止他。又过了几秒。他肯定是搞错了。他等着，什么也没发生。算了，他准备往回走，但并不是什么也没发生。
　　门又开了，这次是迅猛地被拉开了。
　　从里面出来的女人显示出一副很忙的样子，是佛罗伦丝，那个护士。轮到她脸红了，看见卡米尔的那一刻，她的厚嘴唇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一秒钟的迟疑后一切都太晚了，她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分散别人的关注。动作体现了她的尴尬，她把一缕头发挽到耳朵后面，边看着卡米尔边把门重新关上，所带的平静是故作的、刻意的，就像在说——我是一个在工作中的女人，忙碌而又专注于我的工作，我没什么好自责的。没有人会相信的，就算她自己也不信。卡米尔本来绝对不需要占这种便宜，他从不这样行事……他非常痛恨这样，但他必须这样做。他直勾勾地盯着她，歪着头，给她施压，我不想在你们干你们的小事情的时候打搅你们，我很懂分寸，明白吗？他看起来好像就在等护士和丹维尔医生完成他们的小事情时，在走廊上成功地完成了手机游戏的闯关任务。
　　“我需要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档案。”他说。
　　佛罗伦丝走入走廊，但没有加快步伐，不像丹维尔医生不由自主就加快了。她没有多少抵抗，也没带一点恶意。
　　“我不知道……”她开口说道。
　　卡米尔闭上眼睛，他无声地请求对方不要逼他说出这样的话：我要去找丹维尔医生谈谈这件事，我觉得……
　　他们已经到了办公室。
　　“我不知道……那档案是不是还在那里。”
　　她一次都没有转向过他，她打开了挂档案的大抽屉，然后毫不犹豫地抽出弗莱斯提尔的档案，一个大大的文件夹装着扫描件、X光片和诊断报告，把这些给第一个这样要求的人，就算是一个警察，对一个护士来说也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会在下午结束的时候让你接受法官的问询，”卡米尔说，“这期间，我可以给你签一个收据。”
　　“不，”她赶紧说道，“我想说的是，如果法官……”
　　卡米尔拿了档案，谢谢。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对他来说痛苦的，不安到极点的，不仅仅是因为用卑鄙的手段从一个人身上榨取信息，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还因为他理解了她。
　　理解了，这厚厚的嘴唇，展现的不是保持青春的欲望，而是无可辩驳的对感情的需要。
　　13：00
　　穿过栅栏，走上林荫道，在面前出现的是一栋粉色的建筑，头顶上是高大的树木，让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到了一座名流宅邸，却很难想象在这些窗子后面，尸体被排列成行后被切割。这里，人们给心脏和肝脏称重，锯开头骨。卡米尔把每个地方熟记于心，他讨厌它们。这是一些卡米尔喜欢的人，雇员们、工程师们、医生们，尤其是尼古扬。他们之间有不少共同回忆，坏的、可怕的回忆，这建立起了他们的联系。
　　卡米尔能自由出入，他分别向人们微微致意。他感受到这里有一种克制的氛围，也感受到了传闻已比他先一步到达这里。他从那些迟疑的微笑、犹豫伸出的双手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尼古扬永远都是老样子，谜一样的人，无法了解。他比卡米尔稍高一些，体形一样瘦。上一次他微笑时，是1984年了。他握了握卡米尔的手，听着，慎重地看着给他的档案。
　　“就一眼，没事的时候看看。”
　　“就一眼”，意思是：我需要你的意见，我有疑虑，你来说，我什么也不说，我不会影响你，而且如果你能快点……
　　“没事的时候看看”，意思是：这不是官方文件，所以这是私人的——这确认了传闻里说的范霍文处在暴风中心的位置。于是尼古扬说可以。对卡米尔的要求，他从来不拒绝，因为通常并不用冒什么风险，而且他也喜欢神秘，发现弱点，着手研究细节。他是个法医，他很喜欢这些。
　　“大概下午五点的时候你打给我？”
　　说着，他把档案关进了抽屉里。这是私事。
　　13：30
　　现在是时候回到办公室了。他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他，所以一点也不想回去，但他必须回去。
　　在走廊里，卡米尔对同事们打招呼，其中的不自在感，哪怕一个没研究过心理学的人也能充分感受到。在法医那儿是沉闷的，而在这里，是烦扰。就像所有办公室的情况一样，三天的时间足够让流言传播了。它越模糊，就越夸张，这是它的力学机制。经典机制。于是，有些同事表达同情的动作已经有了悼念的色彩。
　　就算被问到，卡米尔也完全不想对任何人交谈或解释，何况他也不知道说什么，从何说起。幸亏，在他的团队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忙。在这里的不过两个人，卡米尔用手打了个招呼，一个同事在打电话，他抬起手臂，警官早，另一个刚有时间转过来，卡米尔已经走过去了。
　　路易随后就赶到了。他一言不发地走进警官的办公室，两个人互相看着。
　　“到处都在找您……”
　　卡米尔身子倾向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来自副局长米夏尔的召集通知。
　　“我知道这个……”
　　晚上七点半，在晚班的会议室里。一个不带任何偏袒的地方。通知没有说明有谁会在。这个程序不合常规。当一个警察被紧紧盯住的时候，是不会被传唤来要求做解释的。所以，可能也就是通知他，将开启一个针对他的调查。也就是说，通知或者不通知，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米夏尔手上掌握了实实在在的材料，卡米尔已经没有时间消除影响了。
　　他不想试着去理解这一决定，这不是燃眉之急，晚上七点半，差不多就等于一千年以后。
　　把外套挂上，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塑料袋，为了不让手指接触到它的内部，他两手摆弄它好像摆弄着一捆炸药一样。他把马克杯放到办公桌上。路易凑近了，好奇地俯下身，低声读道：我的伯父真麻烦……
　　“这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句吧？”
　　终于有一次卡米尔能回答了。是的。马克杯属于伊琳娜，这一点他没有告诉路易。
　　“我要你派人分析那些指纹。要快。”
　　路易点头表示接受，重新合上了塑料袋。
　　“我把清单……归在佩尔戈兰的案子上？”
　　克劳德·佩尔戈兰，那个在自己家被勒死的变性人。
　　“或者之类的……”卡米尔表示同意。
　　以这种什么也不告诉路易的方式行动越来越难了。卡米尔难以决定是不是要透露些什么，首先是因为这是一段很长的故事，但也因为，如果路易一无所知的话，他就不会遭来责问。
　　“好了，如果想马上结果的话，”路易说，“我得趁兰波尔女士还在的时候过去。”
　　兰波尔女士很喜欢路易。她也同范霍文警官一样，想收养路易。她是一个顽强的工会成员，她的斗争目标，是推迟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