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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的，有办法安排，”施林克尔说，“这一点没问题。虽说时间要长一些，花钱要多一点，但完全可以解决。当然，我也可以把我的库存卖给你，东西就在维也纳的仓库里，那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省去办理‘最终使用人证书’的麻烦；再就是由我去搞一份证书，然后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去申请购买。”

　　“我宁愿采用后一种方法，”香农说，“因为货必然需要装船运走，把这么一批弹药从奥地利偷运进意大利再搞上船，未免太冒险了。我对这一套做法一窍不通。再说，万一偷运途中被截住，我可得为此蹲上很长时间的监狱。另外，警方也许会查出这批走私军火是买自您的库存。”

　　施林克尔笑了起来。他心里有数，最后那种危险并不存在，但对方提到国境检查的问题却是不无道理的。“黑九月”①极端分子最近进行的恐怖活动已使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政府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对于任何进出国境的可疑物资都严加防范。

　　香农这样说也自有他的理由。他毫不怀疑施林克尔干得出今天私卖给他弹药、明天就把他出卖给警方这种事儿。假如迫使这个德国佬帮他伪造一份“最终使用人证书”，这家伙就不得不在这桩交易中站在他一边了。因为，毕竟最后向当局呈上伪造证书的将是施林克尔，而不是他香农。

　　“我想也许还是你说得对。”施林克尔终于开口道。“好吧，我愿以65美元1000发的价格向你提供这种9　毫米标准子弹，另外还得为帮您搞份证书收百分之十的附加费，再为船上交货提取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香农迅速心算了一下，船上交货意思是替这批弹药办妥全部出境执照，顺利地通过海关检查装上船，保证船能平安无事地驶出港口。这样，子弹要花26000　美元，附加费和手续费一共是5200美兀。

　　“钱怎么个村法？”他问。

　　“先预付5200美元，这是办理证书必须的，包括所有的差旅费和手续费在内。当我替你搞到‘最终使用人证书’后，你就得把剩下的钱付齐。但是，这一定要赶在我动手采买之前。作为一个合法商人，我将代表我的顾客——颁发‘最终使用人证书’的国家前去购货。一旦东西买到手，卖方政府就不可能反悔、退钱了。因此，我要求你提前付款，并及时通知我运载子弹出口的货船名称，以供替你申请出境执照之用。这条船必须是一家注册轮船公司所有的定期班船、货轮或客货混载轮。”

　　香农点点头。他明知这些条件很苛刻，但也只好咬咬牙接受下来。假使他果真代表的是某个国家官方政府，他根本就不会来求施林克尔了。

　　“从钱付齐到货装上船一共要多长时间？”他问。

　　“西班牙政府办这种事向来拖拉。不过，至多也只要40天左右。”

　　香农起身掏出那张银行支票给施林克尔看了看，以证明他是有钱的。他答应一小时后来交给对方5200美元的现金或者相当于这笔钱的西德马克作为预付费。施林克尔愿意要西德马克。一小时后香农把钱拿来时，他给香农开了一张标准收据。

　　当他写收据时，香农测览了一遍堆放在咖啡桌上的一叠小册子。小册子上印的是一家公司的经营项目，显然都是些非军用爆炸和燃烧品以及治安部队使用的各种器材，其中包括防暴棍、警棍。步话机、催泪瓦斯、发射器、照明弹、照明火箭等等。

　　施林克尔递过收据时，香农问他道：“请问您和这家公司有联系吗？”

　　施林克尔大笑起来。

　　“那也是我开的，我就是靠它在公众中赢得声誉的。”

　　香农心里暗自寻思：“真是只狡猾的老狐狸。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他就能明目张胆地存放那些一箱箱贴着‘谨防爆炸’标签的军火了。”不过，他对这些东西倒是挺感兴趣的。他飞快地写下一张清单，递给施林克尔。

　　“您能从库存中卖给我这些东西吗？也是准备出口的。”他问。

　　施林克尔扫了一眼清单，内有两座供海岸警卫队发射船舶遇难照明弹用的发射器，10枚能在空中短暂停留的强效镁光照明弹，两只利用压缩空气做动力的高音雾笛，4　副夜用望远镜，3　台有效通讯距离不少于5　英里的袖珍无线电步话机，5　只袖珍罗盘。

　　“当然可以。”他回答说。“所有这些我都有存货。”

　　“我想买下这批货物。这些东西既然不属军火范畴，我估计出境时不会遇上什么难题吧？”

　　“毫无问题，我愿把它们送到哪里都行，尤其是送往一条海船上。”

　　“太好了。这批货外加把它们运给马赛一家出口代理商的运费，一共得多少钱？”

　　施林克尔看了一遍价格表，算了一下说：“加上百分之十的运费，一共是4800美元。”

　　“12天后我和你联系。”香农答道。“请把这批货全部装箱待运，我将通知您马赛那家出口代理商的名字，并附上4800美元的银行支票。此外，我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内告诉您那条船的名称，付清买子弹的26000　美元。”

　　当晚，他在大西洋饭店招待他要找的第二个人吃饭。此人名叫艾伦·贝克，是个加拿大移民，二次大战后迁人西德，与一位当地姑娘结了婚。战时他是英国皇家陆军工兵，战后不久就涉人一系列进出苏联集团国家境内的走私活动，偷运尼龙制品、手表和难民。此后他逐步卷入替数十个小小的民族主义和反共游击队走私军火的活动。这些游击队是战时建立的，战后仍在中欧和东欧开展他们的抵抗运动。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战时他们打击德国人，战后在反抗俄国佬。

　　这些游击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提供的行动经费。贝克精通德语，善于运用化整为零的战术，成功地把军火分送到这些游击队员之手。为此，他倍受赏识，并从美国人那里直接领到巨额薪资。当这些游击队终于渐渐作鸟兽散后，他于50年代初来到了位于摩洛哥北海岸当时是国际自由商港的丹吉尔。他发挥了自己长期积累的走私妙术，从这里把香料和香烟偷运进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料好景不长，他的走私船在一次黑社会匪帮的火并中被炸沉，结果他只好返回西德，重操陆上走私这一老行当。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人想买，有人肯卖，他都愿从中出力。他最近的一项进账，是替西班牙北方巴斯克独立运动与南斯拉夫谈妥了一笔军火交易。

　　香农在贝克于1968年4　月走私枪支进人埃塞俄比亚时认识他的。当时，香农刚离开布卡武，正是无所事事。贝克知道香农的真名实姓。

　　现在，这个瘦小但很结实的走私贩子兼黑市军火商，正静静地听着香农解释想要些什么。他的眼光不时从嘴边的饭菜溜到对面的雇佣兵脸上。

　　香农讲完后，他开口说：“行，完全可以。南斯拉夫人会觉得这种说法通情达理：一个新主顾想先买两门迫击炮、两具火箭筒作为样品试用一下，如果质量满意，再来大批订货。这是名正言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和他们关系极好，而且他们办事速度也快。不过，实话告诉你，眼下有一个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

　　“最终使用人证书。”贝克答道。“我过去在波恩有个熟人，是个东非国家的外交官。此人只要给他一笔钱，再为他弄上几个他喜欢的那种金发碧眼的德国美人儿，什么证书都愿意替你办。不巧他两周前调任回国了，我一时还没找到可以代替他的人。”

　　“南斯拉夫人是否特别注意买主是谁呢？”

　　贝克晃了晃脑袋。

　　“不，只要‘最终使用人证书’符合规格，他们从来不多加过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得有份证明，上面必须盖着地道的政府大印。总之，至少要说得过去才行。”

　　香农沉恩丁一会儿。他听说过，巴黎有个家伙有一回曾吹嘘说，他和某个国家使馆有关系，能从那儿弄到“最终使用人证书”。

　　“假如我从一个非洲国家替你弄上一份货真价实的证书，有用吗？”他问。

　　贝克吸了一口雪茄。

　　“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给你把货价报一下：60迫击炮每门　1100　美元，两门也就是　2200　美元，炮弹每发24美元。问题是你要的炮弹数量太少，能否将迫击炮弹订货从100　发提高到300　发呢？那样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谁也不会只买100　发炮弹，即使仅仅是为了试射。”

　　“好吧，”香农说，“就买300　发，不能再多了，否则超出预算，我的佣金就会减少了。”

　　实际上他的佣金根本不会少，因为预算中给他留了余地，他大可不必担心工资会出问题。不过，他知道这么一开口，贝克就不会再讨价还价了。

　　“行，”贝克说，“这样，炮弹一共是7200美元。火箭筒每具1000美元，两具就是2000，火箭弹每枚42。5美元，你要40枚……让我看看是……”

　　“1700美元，”香农说了出来，“全部订货总共为13100　美元。”

　　“猫儿，还得再加百分之十，算是帮你搞份出境执照的手续费。这与‘最终使用人证书’无关。如果是我替你弄的证书，那就得加百分之二十的钱。我们还是实际一点吧，你要买的东西并不多，但我要花的跑腿钱多少都一样，其实我应该为这么一点订货收你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才对。所以总数是　14400美元，就算　14500吧，嗯？”

　　“不行，就是14400。”香农答道。“我把证书弄到后寄给你，同时附上百分之五十的押金。等我看到东西在南斯拉夫装箱待运后，再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钱；船离码头时，把最后百分之二十五给你，怎么样？”

　　贝克内心渴望香农能将钱全部预付给他。但他不是合法商人，和施林克尔不同，他一没有办公室，二没有货栈，连个经商地址都没有，他只能作为掮客，借用一个他熟悉的合法商人的名字行事。作为黑市商人，他也就只好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了——佣金低和预算少。

　　在这行买卖中，掮客玩弄的一条最古老的诡计是：答应下一笔军火订货，假装信心十足，尽力让顾客相信他是绝对诚实可靠的，再争取多弄一些预付款，然后便逃之夭夭。不少黑人来欧洲购买军火时，都曾上过这种当。不过贝克清楚，香农是绝对不可能中此圈套的。再说，14400　美元的百分之五十实在太少，不值得为此而永远销声匿迹。

　　“好吧，一收到你的‘最终使用人证书’，我就着手行动。”

　　两人起身离开餐厅。

　　“从你开始申请购买到装船得花多长时间？”香农问。

　　“大约30到35天。”贝克回答说。“顺便问一下，你搞到船了吗？”

　　“还没有，我估计你是需要船名的，到时候我随证书一起寄给你。”

　　“如果你还没有搞到船，我倒听说有一条非常好的船可以出租，2000西德马克一天，你啥也甭操心，船员、食品，应有尽有，你要上哪就上哪，要多保密都行。”

　　香农盘算了一下。船将在地中海停泊20天，驶向目的地需要20天，回来得20天，一共是ho天时间；这样就是12万马克，折合1。5　万英镑，比买条船便宜，划得来。问题是他不愿意让一个外人除了控制部分军火订货外，还掌握船，知道行动目的地。那样的话，势必要让贝克或者联系租船的那个人最终成为参与行动的同伙。

　　“可以考虑，”他试探着说，“那条船叫什么名字？”

　　“桑·安德烈亚号。”

　　香农立刻凉了半截，他曾听塞姆勒说过这条船。

　　“是在塞浦路斯登记注册的吗？”他又问。

　　“不错。”

　　“别提它了。”他干脆地说。

　　当他们走出餐厅时，香农摹地瞥见约翰·施林克尔正在一个单间餐室里吃饭。起先他疑心这家伙是在跟踪他，但很快发现还有一个人在和施林克尔一道吃饭，看样子像是他的大主顾。香农扭头大步走出餐厅。

　　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他和贝克握手告别。

　　“我会给你写信的，”他说，“可别叫我失望。”

　　“别担心，猫儿，相信我好啦。”贝克答道。接着，他转身匆匆走出大街。

　　“蠢猪才会信任你呢！”香农喃喃地说着走回旅馆里。

　　当他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那个和施林克尔一起就餐的客人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似曾在哪里见过那张脸，但又记不清究竟是在哪儿见过的。快睡着时，他终于回忆起，此人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他飞回伦敦。这是第九天的开始。　

　　
　　　　　　　　　　　　　　　　　　　　　　　　　　　　　　
　　
　　　　
十二

　
　
　　正当香农乘坐的班机从汉堡机场起飞时，马丁·索普跨入詹姆斯·曼森爵士的办公室。

　　“麦卡利斯特夫人，”他刚开始介绍，詹姆斯爵士便挥手示意他先坐下来，“我已把她的底细全摸清了。”索普继续道。“不出我所料，曾两次有人前去找她，想买下她那批博马克贸易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票。看样子，那两人似乎谁也没找对门路，都被她拒绝了。这位夫人已是风烛残年，86岁了，非常神经质，至少她的名声如此。她还是个地道的苏格兰人，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远在敦提的一个律师代理。这是我写的有关她的全部报告。”

　　他递给詹姆斯爵士一个浅黄色的牛皮文件夹。曼森矿业联合公司的头头接过来，几分钟便看完了，他烦恼地嘟哝了好几次，还在喉咙里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见鬼”。看过报告后，他抬起头来望着索普。

　　“我还是想搞到这30万股博马克公司的股票。”他说。“你刚才提到那两个家伙没找对门路，这是什么意思？”

　　“看样子，她进棺材前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但不是钞票。她有的是钱。这位夫人是个苏格兰大地主的女儿，陪嫁的地产超过现金。这桩婚事毫无疑问是两家父母做的主。其父死后，她继承了全部地产。当时那还是大片大片荒无人迹的沼泽地，可如今已成了渔猎场。过去20年里，前来捕鱼打猎的城里人缴给她的租费，使她发了一小笔财。她还把那片地一块块地售给工厂主们，赚了一笔更大的钱。当然，这些都是她的代理人替她张罗的。她目前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息足可维持生活。我怀疑那两个碰壁的家伙除了提出给她一大笔钱外，什么也没想到。其实，她对钞票根本不感兴趣。”

　　“那么她到底想要什么呢？”詹姆斯爵士问。

　　“请阁下细看一眼报告的第二页第二段，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每年逢丈夫的忌日，她都在《泰晤士报》上登载讣告；她曾打算替她丈夫立一座塑像，却遭伦敦郡议会拒绝；还想在她丈夫的家乡建一座纪念碑；我猜想她梦寐以求的是替她男人——那个当年的奴隶监工重振名望。”

　　“有道理，有道理，很可能被你猜中了。那你准备怎么办？”

　　索普把他的主意提纲挚领地讲了一遍，曼森认真地倾听着。

　　“也许能行，”他终于开口道，“更加稀奇古怪的事儿都曾有过。麻烦之处在于：假使你用这种办法还碰了钉子，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另打主意再退到她门上了。不过，我估计如果我们单单只提出给她钱，无论如何结果只会和前两个家伙一样，落得个空手而归。好吧，就按你的路子试试看，一定要让这个老东西把股票卖出来。”

　　索普带着这一指示辞别了詹姆斯爵士。

　　香农回到他在伦敦的住所时，中午12点刚过。门口的蹭鞋垫上放着份朗加拉蒂从马赛拍来的电报，下面仅签了一个“让”字。电报抬头称呼是“基思·布朗”，电文简单得只有一个地址，，是这个科西嘉人化名拉瓦隆在离马赛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上登记住下的旅馆。香农很赞赏朗加拉蒂这一谨慎的做法。在法国住旅馆要填一张表格，然后由警察统一取走。假使朗加拉蒂在旅馆登记是用的真名实姓，那么警察过后也许会揣摩，为什么他们的老冤家朗加拉蒂要住得离他常去的老巢那么远。

　　香农花了10分钟时间，才吃力地从《欧洲大陆电话簿》上找到了那家旅馆的电话号码，随即挂了个电话。当他告诉那家旅馆请拉瓦隆先生接电话时，对方回答说拉瓦隆出去了。香农留下口信，请旅馆通知拉瓦隆回来后给伦敦的布朗先生来个电话。他曾分别告诉过四个雇佣兵他的电话号码，并让他们—一记住。

　　接着，他用电话通知邮局给恩丁化名租的信箱发了封电报，告诉这位合同老板他已经回到伦敦，想和他面谈一下。他还往詹尼·杜普里的下榻处发了封电报，叫他接电后速来汇报。

　　最后他给他开户的那家瑞士银行打了个电话，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