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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对年羹尧态度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是在他第二次进京的时候，这一次雍正同样对他很热情，要九卿们讨论如何给年羹尧加恩。不久，雍正犒赏年羹尧的军队，外界传言说雍正是按年羹尧的要求办事，还说雍正是年羹尧的傀儡，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传言究竟是外界传出的，还是雍正一手制造的，不得而知。
　　雍正开始活动了，十一月十五日，对大臣们说：“朕又不是年幼的皇帝，难道非得听年羹尧的话才知道怎么做？朕自认为能力并不差，许多诸王大臣们办不了的事情朕都可以办好，诸王大臣看不到的地方朕可以看到。朕身为天子，总领天下，年羹尧只不过是有大将军的才能，又不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那些说年羹尧坏话的人无非是设计想害他，至于那些议论隆科多的人也不过是出于嫉妒。”
　　雍正这番话表面是辟谣，其实是隐隐告诫年羹尧和隆科多。后来，甚至有人建议将年羹尧扣在京城，不要让他回陕西。但雍正觉得时机不成熟，还是放年羹尧回陕西了。
　　年羹尧的末日
　　年羹尧离京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雍正已经起了杀心。
　　对于年羹尧，雍正很有耐心，他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诛杀。雍正首先向李维钧透露了惩办年羹尧的意思，他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道：“这几天年羹尧陈奏了一些事，朕怀疑他居心不良，大有耍弄聪明揽权扩势的意思。你和他关系密切是奉朕的意思才这样的，所以不必担心，不过要逐渐和他疏远。”
　　后来，湖广总督杨宗仁在奏折中夸奖年羹尧是纯臣，雍正很生气，在奏折上批道：“年羹尧到底是什么人？根据你知道的，如实奏来。纯字可以用在年羹尧身上吗？朕以为不可以。这事一定得保密。”
　　雍正在王景灏的奏折上批：“年羹尧这次来见朕，态度非常乖张，好像朕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一样，不知道是他的精神颓败导致，抑或是功高志满目无君上。你虽然是年羹尧推荐的，不必要依附他，朕实在太了解年羹尧了，他没什么能耐的。”
　　雍正还向李成龙交底：“近日年羹尧擅自作威作福，受贿逞奸，朕很反感。”雍正对宋可进说：“年羹尧很不喜欢你，你要多加防范，不要露出破绽，被他指摘。”
　　类似的批示相当多，雍正要求这些大臣们和年羹尧、隆科多保持距离，达到瓦解这两人的目的。
　　以上还只是前戏，真正对年羹尧下手还是将他调离陕西。
　　雍正二年十二月，写了一份文书，劝说功臣要保全名节：“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
　　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中，雍正说：“自从你走后，有人说你立了大功，你的话皇上不好不听从，这人说话不知轻重，朕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雍正对年羹尧的公开批评是从三年正月的金南瑛事件开始的，年羹尧回到陕西后就让胡期恒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认为年羹尧就是搞朋党，党同伐异，因为金南瑛是允祥和朱轼推荐的，不属于年羹尧派系，所以年羹尧想整他。
　　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大臣们纷纷上贺表称颂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年羹尧也上了一份贺表，但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阳朝干”。关于年羹尧写错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写成了“夕阳朝干”，一种是说写成了“夕惕朝干”，如果是后一种说法，文字的意思没变，语句也通，如果是前一种写法，不仅不通，也是大不敬。
　　不管怎么说，文字狱只是个引子，点燃了雍正心中酝酿已久的火药。年羹尧辩解说，自己写错了。雍正认为，年羹尧平时没这么粗心，显然是故意这样写的，不打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到自己的名下。雍正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功高，有大不敬的意思。
　　年羹尧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一场错别字点燃的火灾。
　　年羹尧开始厄运缠身，自己的心腹先后被撤职，先是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由岳钟琪兼任。紧接着，代理四川提督纳秦别调回京，由赵坤接手。朝堂之上又开始了站队活动，凡是支持和同情年羹尧的都受到打击。将年羹尧的“同党”收十得差不多的时候，雍正开始收十年羹尧本人。
　　四月，雍正让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并调离陕西，前往杭州担任将军，年羹尧写了个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非常有意思，翻译一下大概是：“我听到有谣言说，三江口会出皇帝，嘉湖会变成战场。现在我让你在这里做官，而且你之前的奏折中也谈到浙江省天象之类的，如果你真想自称为帝，这也是天意，我也无法挽回；如果你不肯自立为帝，统领几千兵在这里，你也不会容忍三江口有人称帝……我的心实在寒透了，上天在上，我如果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我，不知上天会如何惩罚你……”
　　年羹尧到了杭州后，立刻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时有人劝雍正不要对年羹尧惩治过严，担心激起年羹尧的叛变。雍正对此毫不理会，认为是浅陋之见，确实，朝政经过雍正的铁手调整，已经没有人有资本可以和雍正抗衡了。
　　墙倒众人推，到了杭州后，官员们纷纷揭发年羹尧，年羹尧俨然变成了肉靶子。雍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皇帝，他把那些揭发年羹尧的奏折全部发给年羹尧，要他回奏。六月，年羹尧的儿子们全部革职发配，老部下也纷纷被株连。
　　七月，九卿奏请将年羹尧就地正法，雍正没有这么做，而是革去年的将军之职，以闲散章京的身份安置在杭州。此时，年羹尧如同一头待宰羔羊。
　　雍正在处死年羹尧的过程中充分地展现了谨慎的一面，考虑到年羹尧是本朝功臣，诛杀他必须动用强大的舆论力量，给世人一种感觉，不是我雍正想他死，而是大家希望他死。
　　雍正召集各地地方大员，让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应该如何处置年羹尧。大家都是聪明人，急着表功。广西巡抚李绂就说：“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无礼，擅权已久，大逆不道，法理难容……”田文镜也说应该处死。
　　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又用了三个月罗列了年羹尧九十二大罪，为了表示宽大，雍正勒令年羹尧自裁，父亲和兄弟革职，年羹尧的儿子年富斩立决，其余十五岁以上子女发配到广西、云南等地。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在令年羹尧自裁的谕旨中居然说：“你自尽后，如果稍有怨恨之意，那么佛教中所谓永堕地狱万劫不复也不能消减你的罪孽。”
　　年羹尧被杀的首要原因还是他功高震主后不知收敛，仍然作威作福，触犯了雍正的大忌。第二个原因是年羹尧亲信和党羽太多，他们占据一些要职，对皇权构成了威胁。第三个原因是年羹尧聚敛财富，最后抄家从他家里抄出一百一十万两银子，就年羹尧的职位来说，这么点银子真不算多。但雍正治贪是出了名的，他对贪官也非常反感。
　　有意思的是，年羹尧案件还牵连到读书人。一个叫汪景祺的人，浙江钱塘人，颇有文才，可惜仕途不顺，便寻思着投靠了年羹尧。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志得意满，汪景祺适时提醒他要低调内敛，为此他写了一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给年，对年说功臣不好做，问题就出在皇帝身上，功臣为皇帝平乱，往往会受到猜忌，因为皇帝认为能够平乱的人一定也能作乱；功臣封赏后，常常受到小人的嫉妒和中伤，要是仗着自己的功绩在君王面前提建议的话，往往被君主视为骄横。所以，功臣到最后总是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这篇文章时，年羹尧正逢人生最得意的时候，所以根本没理会汪景祺。后来抄年羹尧家时发现了这篇文章，反倒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此外，还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雍正看了后，气得七窍生烟。汪景祺最后被砍头，妻子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五族内任公职的亲戚全部革职。
　　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进士，跟年羹尧本来没什么关系，后来看到年羹尧发达了，就想攀附，为年羹尧写了几首谄媚的诗，将年羹尧比作周朝的召伯、汉代的卫青和霍去病。钱名世甚至鼓吹应该在青海为年羹尧立碑。雍正觉得钱名世简直是一个无耻文人，文人中的败类，但仅凭这些拍马屁奉承的诗，杀了他又不太合理。雍正想出了一个更毒的办法，亲笔写下“名教罪人”，让钱名世挂在自家大门上方，而且命令所有进士出身的文官每人写一首诗讽刺钱名世，还让钱名世出钱刊印这本诗集，发往各地。雍正这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确实厉害。
　　威武一世的年大将军就这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论起才干，年羹尧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可惜没能处理好与皇帝的关系。年羹尧也不是非死不可，如果他能知道进退，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淡泊权力，或许就不是今天的结局。
　　跟年羹尧犯了相同的错误还有隆科多，雍正的左膀右臂都没能逃脱卸磨杀驴的命运。
　　隆科多也在黑名单中
　　隆科多虽然死在年羹尧之后，但遭疑忌还早于年羹尧。
　　隆科多犯的错误跟年羹尧很相似，都是擅权，但也有所不同，年羹尧还有作威作福飞扬跋扈之罪，隆科多为人低调一些，没那么嚣张。这也是隆科多后年羹尧而死的原因。
　　很早的时候，就有人说隆科多这人擅权自高，百官对他“莫敢仰视”，唯其命是从——这话听起来就像是离间之语，但隆科多擅权确实是事实，他手掌大权。在康熙朝，隆科多看见皇子一般是单足跪安，到了雍正时候，隆科多看到皇子时站得笔挺。
　　隆科多显然比年羹尧聪明，他也很早就预料到有一天会兔死狗烹，所以到处留有后路。比如，为了防止雍正抄家，他把财产转移到亲友家里和寺庙里。隆科多从来不相信雍正是真的对自己好，他老早就见识到了雍正的心狠手辣，非常担心有一天轮到自己。聪明归聪明，不幸的是，隆科多转移财产的事被雍正知道了，这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搞得自己很难堪。虽然雍正没有及时惩治他，但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雍正二年，隆科多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的职务，步军统领掌握军权，雍正老早就想收回来了，只是不好开口。现在隆科多自己提出，那是求之不得。雍正让隆科多的对头巩泰接替了这个职位。隆科多显然比年羹尧更懂得官场的进退，但是退得还不够，对雍正这样的皇帝来说，远远不够。
　　在惩办年羹尧的时候，雍正就想把隆科多捎带一起办了，雍正曾经说隆科多故意阻挠查办年羹尧的官员，还说隆科多跟年羹尧一样贪污欺诈不知感恩，而且揽权结党。他甚至对官员们说：“像隆科多这样的小人，见了他之后完全不必跟他讲礼。”
　　雍正三年五月，雍正发动大家集体攻击隆科多，到了六月，隆科多的儿子和年羹尧的儿子同时被惩罚。第二年正月，雍正让隆科多去阿尔泰岭，跟策旺阿拉布坦谈判，之后再和俄国使者讨论两国的疆界。在与俄国人谈判中，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属于中国的领土。就在隆科多谈判之时，雍正在隆科多家里发现了“玉牒”，这是记载皇家宗谱的东西，非常神圣，除了宗人府，外人是不能查看的。隆科多私藏玉牒，属“大不敬”之罪。当时有大臣建议雍正等隆科多谈判完了之后再修理他，但雍正觉得外部问题远远没有内部问题重要，下令将隆科多召回，治罪。
　　隆科多离开后，中方代表不能坚持国家的利益，向俄国作出了许多让步，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大量原本属于中国的地区划归俄国。雍正急于置隆科多于死地，显然不想让他在外交中立功，到时候让自己收十起来不方便。
　　十月，诸王大臣们给隆科多罗列了四十一条大罪，大不敬罪五条，扰乱朝政罪三条，奸党罪六条，不法罪七条，贪婪罪十六条等。雍正下令将隆科多永久徒刑，禁地设在畅春园附近，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当年你隆科多就是在畅春园拥护我起家，知道我太多的秘密，现在我就让你在畅春园终老，让你体会因果循环的滋味。
　　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隆科多死之前说过这样的话：“白帝城受命之日，既是死期已至之时。”
　　话里似乎有不少隐情，可惜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些隐情，隆科多将这些秘密带进了坟墓里。
　　
　　第四章　政改必须拿着斧头
　　
　　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特务政治”
　　雍正有一句名言：“遇挫折，当取出丈夫硬心肠，发狠去做。”从雍正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朱洪武的余风，事实上，雍正的许多政治斗争和改革也是以朱洪武为榜样的。
　　朱元璋创立了锦衣卫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雍正虽然没有创立这么个组织，但也布下了众多的耳目，这些耳目通过密折的方式为他监视臣下的动静。
　　雍正初年，密折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那些倒皇派，后来则主要用于揭发检举贪官污吏。密折跟一般奏折不同的地方在于，密折只有皇上一人能看到。奏折属于正式公文，上面要盖公印，先交给通政司，通政司再转到内阁的手中，内阁最后才转交给皇帝，由于能看到的人太多，很多官员们不方便讲实话。而密折制度则隐蔽得多，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可以写进去，雍正想用这种制度让官员们互相监督，互不信任，人人自危，从而有效遏制贪污腐败，同时还能将大权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实在是一举多得。
　　密折制的专利权应该归到雍正老爹康熙的名下，雍正只不过是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在康熙朝，密折的作用很有限，到了雍正朝，密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了，而且拥有密奏权限的人也越来越多。
　　雍正的主要功绩在于将密折制度化、公开化。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制度，呈送密折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皇帝规定的，只是内容不准对外公开而已。
　　如何让密折中的这个密字真正发挥效应呢？万一有人泄密怎么办？这个问题，雍正考虑得显然很成熟。他规定，凡是自己批阅过的密折，当事人看过之后要立即交上来，不可以存备份，更不能相互传阅，违规者处以重罚。
　　为了让写密折的人保密，雍正屡次告诉他们这是一种荣誉，一般人想要没机会，雍正对这些耳目说：“如果朕不保密则对不起你们臣子，如果你们臣子不保密就对不起朕。”这样一来，密折制就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让臣下觉得皇上非常重视自己。
　　还别说，这种密折制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譬如，查嗣庭案子发生后，雍正在李卫的密折中批示，要求李卫带着杭州将军在第一时间抄掉查嗣庭的家，雍正还叮嘱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如果雍正用公文的方式告知李卫，很有可能半道被人截获消息，从而让查嗣庭提前做出准备。密折在这种时候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让人防不胜防，从而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侦破。
　　密折制度最大的漏洞是泄密，秘密一旦泄露出去，而雍正又没有在第一时间得知密折泄密，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譬如，雍正在甘肃提督路振声的密折中表扬了路振声的弟弟路振扬，结果路振声把这事告诉了弟弟。路振扬居然愚蠢地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说，谢谢皇上的赏识。这一下坏事了，雍正非常气愤，痛骂路振声，说他是一介武人，秉性粗鲁，姑且饶他一次。
　　密折制有好处，也有坏处，两方面雍正都考虑到了。雍正担心一些小臣利用密奏权力作威作福，谋取私利，导致官场混乱。为此，他苦口婆心，再三叮嘱教导那些小臣不要辜负君主的信任，应该公正无私，为国家办事。
　　为了防止密折造假，雍正还规定了密折纸张的颜色、规格以及外包装的种种细节。在密折制的各个环节，雍正都制定了规范，为了让密折制良好运作，雍正花费了不少心思。
　　密折制直接将内阁撇在一边，从而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加强了君权，而且这种制度还制约了封疆大吏的权力。封疆大吏不再只手遮天，由于受到监视，所以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敢自作主张，只能乖乖地请示皇帝。当时总督、巡抚不能随便弹劾一个小县令，只要小县令为官清廉，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