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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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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银行看中国人吵起来了，宣布无限期推迟贷款。袁世凯一看，着急了。
唐绍仪看事情搞砸了，主动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千方百计挽留他，唐绍仪准备留下来，最后还是因为党派之争辞去总理一职。
唐绍仪一走，立即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唐绍仪走后，袁世凯想让宋教仁出任总理，只可惜宋教仁是个理想主义者，让他当总理他还不乐意，他的理想是自己组织政党和内阁。
唐绍仪辞职不久，同盟会所有成员退出内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
看到大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袁世凯很窝火，后来还是忍了，号召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纠结于党派的纷争。
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征祥当上总理，陆征祥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并非袁世凯的亲信。他当上总理，同盟会那边还能接受。总理确定后，袁世凯开始着手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随后，便开始准备正式选举国家总统。
没想到选举还没有开始，陆征祥就出问题了。陆征祥这个人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政府工作中喜欢表现幽默，在他眼里，一个好的领导人首先是幽默的。在西方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时不时的幽默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这个人毫无担当意识，对民族的创痛根本不放在心上。所以，内阁议员们对陆征祥非常不满。
议员们不准备跟陆征祥合作了，这让陆征祥非常郁闷。袁世凯出面来调停，议员们不买他的账。政府变成了一锅大杂烩，不同政见的人甚至在争吵时大打出手。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章太炎和张绍曾甚至请求袁世凯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必拘泥于细节，可以从权办事。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
宋教仁之死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才三十一岁。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理应出任内阁总理。
眼看着宋教仁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很多人心里不满。当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演说，号召民众觉醒。袁世凯也很担心，他怕宋教仁想跟他抢总统宝座。
宋教仁这个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在他遇刺之前，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他却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进京会谈，宋教仁也答应了他。宋教仁打算在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好友于右任建议他坐船，说坐车的话很容易引人注目，有可能招致暗杀。宋教仁不以为然，果然在火车站被人开了三枪。
宋教仁临死前发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从电报中看出宋教仁丝毫不认为袁世凯派人暗杀自己。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袁世凯把宋教仁看成是个威胁，担心他一旦成为总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宋教仁被杀后，全国都沸腾了，大家怒不可遏，要袁世凯查出凶手。袁世凯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
不久，有两个学生向警方提供线索，他们住的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这个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忽然变成大款，全身西装革履。两个学生还说，宋教仁被刺的当天，武士英一夜未归。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所以这个案子也就由陈其美来审。不过说句公道话，陈其美就是嫌疑人之一，让他负责这个案子，想要得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
警方在武士英住的地方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应桂馨是一个黑帮老大，后来加入同盟会，曾经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的科长。应桂馨跟孙中山和陈其美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查到他头上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戳破我们对革命的幻想。
应桂馨供出幕后主谋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洪述祖曾当过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采购时收了两千两银子的回扣，事发后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洪述祖是个厉害的人，在狱中居然买通了狱卒，逃出狱后，洪述祖回内地发展，投奔赵秉钧，当上了赵秉钧的秘书。
案子到这里，矛头直指赵秉钧，而众所周知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所以袁世凯很难洗脱嫌疑。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为修建铁路的事筹款。听说宋教仁被杀，孙中山立即抓住机会，向袁世凯发难。
二次革命一触即发。
宋教仁之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案，很多人都有嫌疑，但主要观点还是认为不是袁世凯集团干的，就是国民党内部阴谋。孙中山等人认为袁世凯是凶手，袁世凯集团认为孙中山和陈其美等人是凶手。
上海是国民党的地盘，宋教仁北上赴京身边没有一个卫士保护，案发后也没有任何警察来保护，凶手轻松逃离现场。这些事都很难解释，国民党人在国民党的地盘里竟然连自己的领导人都保护不了，这是什么道理。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没多久就在狱中暴毙。应桂馨在监狱里呆几个月后，居然成功越狱。案子调查到洪述祖那里时，洪述祖表示认罪，说自己就是看宋教仁不惯，就是要杀了他。
杀宋教仁的嫌疑人主要有这么几个：
No。1：袁世凯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袁世凯极力想笼络宋教仁，曾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大洋，但是没有收买成功，所以袁世凯想杀掉宋教仁，以免将来宋教仁对自己构成威胁。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的亲袁派，而且宋教仁与袁世凯的私交甚好，袁世凯视宋教仁为自己的子侄。如果宋教仁死后，国民党仍然会要求一个人来出任总理，换了一个人可能更难处理。
袁世凯自己也说，如果他要杀了宋教仁，完全不必等他北上之前刺杀，这明显是授人以柄，即使要杀，也要等他到北京，然后给他定罪。
No。2：赵秉钧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代理总理，如果宋教仁当上了总理，赵秉钧就要失势，所以有人认为是赵秉钧杀害了宋教仁。
No。3：国民党内部
这个就不好评论，只能读者自己去猜测。
第十五章 溥仪退位后的生活
根据溥仪的说法，结婚的当天他并没有跟两个妻子同房。溥仪是这样说的：经过正常的仪式后，我就进入了一间暗红色的房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整个房子里一片红色，好像一摊熔化的红蜡烛，我觉得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回养心殿实在，于是便回到了养心殿看书。
关上门继续做皇帝
溥仪退位时，不到六岁，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了，但依旧住在紫禁城里。一个小孩子，正是贪玩淘气的时候，生活在深宫里，肯定是很难快乐的。
当然，溥仪还享有尊号，这时候尊号相当于一种意淫的东西。清朝的遗老们和后妃太妃们仍然希望溥仪像皇帝一样满足他们内心的失落感，在他们看来，家法和礼仪是必须保持的。清朝的遗老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丢了天下，他们还期盼有一天能东山再起。
在紫禁城内外仍然有一些皇家的军队，这些军队撑撑台面还行，真打仗就不行了。
溥仪后来回忆说：“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直到十八岁，溥仪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冯玉祥发动政变，逼迫溥仪出宫，可能他还会舒舒服服地继续过着皇帝的生活。
袁世凯逼退清廷并不是把皇室赶出宫，仅仅是让他们放弃一切权力，至于生活待遇还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溥仪又被称为“关门小皇帝”。
袁世凯这个人还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对清廷皇室比较优待，但是常年高薪养着这一批吃饭不做事的人，人民也不乐意啊！
后来袁世凯称帝，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他的继任者们对待清廷还是继续贯彻袁世凯当初的政策。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中并没有写上对清廷的“优待条件”，1917年一月，清廷遗老集体请愿，要求宪法确保“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徐世昌发表演讲，力挺将“优待条件”写入宪法。
四月二十日，宪法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大多数人认为，清廷皇室优待一事本质是缔结条约，经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投票，自然永久生效，其法律效力跟宪法同等，所以不必列入宪法之中。会议的结果非常有意思，既承认“优待条件”永远生效，又拒绝写入宪法中，可以说是非常“政治”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也很有智慧。
根据优待条件，大清皇帝退位后，暂时住在紫禁城里，日后移居颐和园。溥仪退位后，干清门外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归国民政府所有，干清门以北的宫禁由清皇室暂居。
养心殿从雍正开始就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清朝皇帝一般都在这里办公，召见臣下。溥仪退位之后，仍然是养心殿的主人。
至于说每年给皇帝四百万两银子，这个就比较难办到。大家知道，民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四百万两很难到位，但是国民政府还是尽量保证他们过上好日子，每年也会凑上一两百万两的银子。随着溥仪的退位，待遇其实是一年比一年差，这个是必然的。但是皇室中有很多珍宝古董，他们也不缺钱花。
有意思的是，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教育溥仪的时候，仍然是以清朝教育皇帝的方式，跟教育一般的小孩不太一样。陈宝琛的目的是把溥仪教育成一个皇帝，继承祖业，将来继续统治臣民。
溥仪读书的地点是毓庆宫，也就是嘉庆皇帝当皇子时读书的地方。溥仪的主要课程还是十三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套。溥仪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英文，英文的学习拓宽了他的视野。不过，他所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是腐朽的，老师教给他的东西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大骂革命有罪民国无聊，让溥仪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他日复国。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这段日子：我从宣统三年学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关于自己的祖国，从书上只看到“同光中兴”，关于外国，我只随着爱丽思游了一次奇境。什么华盛顿、拿破仑，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全不知道。关于宇宙，也超不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果不是老师愿意在课本之外谈点闲话，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看了些闲书，我不会知道北京城在中国的位置，也不会知道大米原来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当谈到历史，他们谁也不肯揭穿长白山仙女的神话，谈到经济，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一斤大米要几文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总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库伦吃了一颗红果生育出来的，我一直以为每个老百姓吃饭时都会有一桌子菜肴。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其实不然。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一天。在十来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对毓庆宫外面那棵桧柏树的兴趣高。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桧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后来我又对蛐蛐、蚯蚓发生了兴趣，叫人搬来大批的古瓷盆缸喂养。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怎么做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我有了兴趣。这兴趣只在“道”而不在“文”。这种“道”，大多是皇帝的权力，很少是皇帝的义务。虽然圣贤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之类的话，但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了“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道理。这些顺耳的道理，开讲之前，我是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的，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的比书上的多。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件苦事，确实给了他们好处。这种好处我却没享受到。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也许他们也考虑到念书是应该记住的，所以规定了两条办法：一条是我到太后面前请安的时候，要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给她听；另一条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由总管太监站在我的卧室外面，大声地把我昨天学的功课念几遍给我听。至于我能记住多少，我想记不想记，就没有人管了。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封建遗老，他对清皇室很忠诚，对民国非常仇恨，所以他给溥仪灌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难想象了。陈宝琛曾经对溥仪说：“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我大清开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仁德深厚，现在百姓都很怀念我大清，将来陛下一定可以光复我大清。”
溥仪相信陈宝琛的话吗？相信，而且非常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光复清朝。有意思的是，陈宝琛并不赞同溥仪投靠日本人，连溥仪的生父载沣也非常反感溥仪这种做法。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是卖国的行为，光复大清也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溥仪并不理会老师的意见，他觉得陈宝琛虽然忠于大清，但终究迂腐不堪。
溥仪大婚
溥仪结婚时十六岁，用现在的标准来看有些早婚了，但在清朝的皇帝中还算结婚比较晚的。
溥仪结婚时是在1922年，也就是民国十一年。尽管他只是一个过了气的皇帝，但毕竟还是做过皇帝啊，所以很多女人以嫁给他为荣。其实，很早就有人看中了溥仪。民国四年（1915年），也就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曾经让人去找溥仪提亲，想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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