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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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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陶澍的信上面，曹振镛也相当谨慎，他回了一封特别礼貌的信，意思是：现在两淮的盐业弊病确实很严重啊，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你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吧，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老夫会为你做主的。
收到曹振镛的信，陶澍放心了。没有心理障碍了，改革就容易得多。
道光十二年（1832年）春，陶澍带着自己的班子来到海州（今连云港），专门开会讨论盐业改革问题。明清以来，盐商贩盐都要经过国家的准许和认可，然后让你在指定的地点买盐，再到指定的地点去卖，完全是一种垄断式、计划式经营。陶澍等人觉得这样不好，决定推行票盐制度，从今以后，不需要特殊的关系、资格和手续，只要给国家缴税，就可以经营。
陶澍向道光提出推行票盐法，道光予以肯定。
票盐法一推行，就受到了公众的欢迎，盐业一时之间繁盛起来。此后，生产的食盐既廉价，质量又好，大家都改领票盐，老百姓不再热衷于买私盐。
以前的私盐贩子也没必要走私了，反正只要花钱从官府那里领票，就可以买盐，不用再遮遮掩掩地走私。现在大家都成了合法商人，合法缴税，盐路通畅，盐业再次得到振兴。
票盐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前靠垄断吃饭的盐商，许多大盐商因此而破产。这些盐商自然对陶澍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拿这个两江总督没办法，何况上面还有皇帝支持。没办法，只能通过意淫的方式表达对陶澍的憎恨，他们发明了一种纸牌游戏，增加了一个叫“桃树”的牌，牌上面画着一个人拿着大斧头拼命砍伐一棵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最晦气，一般会输的，所以往往破口大骂“桃树”这张牌。
这种牌在两淮流传得还挺广的，不久，就传到道光的耳朵里。道光很生气，表示要追究发明这种纸牌的人的责任，并安慰陶澍，让他不要放在心上。这些盐商不肯善罢甘休，说陶澍的改革让以前一些非法的盐枭获得了好处，道光懒得理。接着，这些盐商耍出新花样，说陶澍把自己写给皇帝的奏折私自出版等，道光一一化解这些压力，让陶澍全心改革，终于促成票盐改革大获全胜。
两淮盐政以前亏损七百多万两，经过陶澍的整顿，不仅扭转亏损，而且超额完成任务。从道光十一年到十七年（1831—1837年），两淮缴纳的盐税高达两千六百四十万两，存银三百多万两。陶澍的这个改革相当于食盐承包政策，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平等竞争。最终，政府和百姓双方都受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唯一不满的是那些曾经搞垄断的官员和商人。
陶澍本想把票盐法推广到全国，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淮南推广，他就因为操劳过度而病逝。听闻陶澍的死讯，道光悲痛万分，赞扬他“实心做事，不避嫌怨”，追封太子太保头衔，谥号文毅。陶澍在病危之时心里还挂念着国家，向道光推荐林则徐担任两江总督。
虽然林则徐并没能力挽狂澜，但是我们还是佩服陶澍的眼光，他知道林则徐是个办实事的人。
第十五章 惨不忍睹的鸦片战争
在《南京条约》中，中英双方对鸦片都只字未提。英国作为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正式的条约中不方便将鸦片写进去，英国当局很清楚，这么做的话必然会留下污点，而且会遗留下很多麻烦，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是任其在阴暗处发展。
外来的不速之客
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它（清政府）唯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那段时间里所存在的不满情绪。”
马克思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清政府对西方人了解越多，对他们传播的那一套东西就越恐惧。资本主义如果再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洪水勐兽，这种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清政府对外贸通商限制重重，就是为了防止中国商人和西洋商人接触过于密切，被西洋那一套“污染”。
当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到中国来并非是用一种彬彬有礼、公平竞争的姿态，更多的是咄咄逼人的殖民姿态。对于中国市场，他们有极强的占领欲望。加上他们有坚船利炮，无疑会对中国形成一种很强的政治压力。
当然，清政府的姿态也是相当强硬的，从康熙以来一直如此。到了道光年间，帝国虽然衰朽，但是对于西方的蔑视还是非常明显的。
英国可不管中国的情绪，他们始终为打不开中国市场耿耿于怀。1834年4月22日，这一年是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上的无能非常不满，解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决定在外交部增设一个驻华商务监督部门。
当时，英国急于扭转对华的贸易逆差，决定不顾中国禁烟令，将鸦片再次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市场。通过鸦片走私，英国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了贸易逆差，在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中，鸦片贸易总额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对于英国来说是好事，但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首先是人民健康受损，其次是白银大量外流。
白银外流的结果是银贵钱贱，国库更加空虚，财政更加困难。银贵钱贱会导致民生更加凋敝，因为老百姓通常是用铜钱交易，但是缴税的时候必须把铜钱换成银子，由于银子价格看涨，以前一千个铜钱换一个银子现在可能要一千六、一千八，无形之中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农民的负担因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农民负担加重又会导致国内市场萎缩，老百姓没有余钱用来消费。当时很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林则徐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人物。林则徐曾上书道光：现在江南一带商业日益疲软，细查暗访之下才知道，百姓的钱大多用于购买鸦片了。
也正是在林则徐的强烈坚持下，道光下令大力禁烟。
经济的损失还在其次，鸦片对中国人最直接的危害是侵蚀人的精神和肉体。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颓废之风越来越重，许多官员加入吸毒者行列，官风日益倾颓。当官的吸毒，难免会贪污渎职；百姓吸毒，肯定没法从事劳动生产。到道光十五年（1825年），保守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达到两百万。
最可怕的是军人吸食鸦片，军队是最讲究纪律和斗志的，一支充满烟鬼的军队还能称为军队吗？能指望这些人保家卫国吗？
林则徐发出疾呼：再不禁烟，国家就要亡了！
虎门销烟
道光元年（1821年）就开始禁烟，不过力度不大，没有多少效果。
道光九年（1829年），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令。外国商船进港后，必须写明“并无夹带鸦片”的字条，交给洋行的商人，随后，经过海关查核，确实没有鸦片方可放行。这些禁令有用吗？有，但是作用不大。道光比他的前辈们下的禁烟令都多，但偏偏道光时期鸦片走私最为严重。
当时朝中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吸食鸦片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吸食鸦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多大的损害，这派人过分强调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流失问题，主张中国自己种植鸦片，不从国外进口，这派人物以许乃济为代表。还有一派坚决主张禁烟，认为鸦片非禁不可，要严惩吸食者，等禁到无人去买的时候，自然就不会出现白银流失的问题，这一派以给事中黄爵滋为代表。
黄爵滋特别指出，西方国家虽然贩卖鸦片，但它们自己的国民却不吸食，因为它们对吸烟者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吸烟者处以极刑，虽然不必全部处死，但最好杀一批，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
黄爵滋的主张是最为极端的，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皇帝要对吸烟者处以死刑。黄爵滋的观点出来以后，很多官员反对，有的官员出于人道精神，更多的则是跟鸦片走私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的是家人或亲戚中就有吸烟者。
反对黄爵滋的人认为行法治就得公平公正，如果吸食鸦片的人应该判处死刑，那么贩卖鸦片、开烟馆的人又该如何论罪？本来吸食者是禁烟环节中的末端，不应该处以这么严重的刑罚。用现代的法律精神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有道理的，吸烟者是犯错，贩毒者是犯法，犯错的被处死，犯法的反而轻判，于常理不合。
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也是一个激进派，他非常赞同黄爵滋的意见，甚至补充说应当把贩卖鸦片和开烟馆的人一同治以重罪。林则徐把鸦片危害提高到亡国灭种的高度，也确实引起了道光的重视。
综合各方面意见后，道光制定了新的禁烟条例，主要内容如下：一、走私鸦片的，不论走私量多大，一律处死。
二、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和士兵以及内地奸商，一律严惩不贷。
三、对吸食鸦片的人，从严惩治，必要时可以处死。
四、对于失察、窝藏鸦片贩子的公职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禁烟令颁发后，一大批犯人受到惩罚，郭亚平是个大毒枭，多年来从事鸦片贸易，在海上负责接送、转运，谋取了巨额利润，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处以绞刑。太监李秋澄身在宫禁，却吸食鸦片，被检举后，发配黑龙江为奴。
仅在湖北省，林则徐就缴获鸦片一万两千多两，烟枪一千两百多杆；在湖南收缴烟枪三千五百多杆；庆亲王奕窦和辅国公溥喜因为吸烟被革去爵位，并被罚俸两年。
道光禁烟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为此他重用林则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的一天，道光刚起床就召见林则徐。两天后，又召见林则徐，允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让他务必要把禁烟的事情办好。经过仔细的商讨，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遣他到广东亲自指挥禁烟事宜。
林则徐在京城待了十三天，道光召见了他十九次，赏赐他在紫禁城里骑马坐轿的特权，由此可见道光对禁烟一事的重视。林则徐接到任务后，风雨兼程地出发了。一路上，林则徐不辞辛劳地考察鸦片情况，询问当地百姓，研究鸦片蔓延到什么地步。订/阅/v/信/whair004
林则徐是一个非常清廉正直的官员，凡路过的地方，他都吩咐地方官员在接待时一律不准铺张，更不准送礼。每到一个地方，林则徐就向地方官晓谕皇上禁烟的决心，让大家积极配合上面的政策。
在到达广东之前，林则徐就给广东布政使邓廷桢和按察使怡良发出机密公文，那是一份鸦片走私贩子的名单。林则徐让他们尽快抓到犯人，早日处决。钦差人还没到，禁烟行动已经开始，林则徐果然是雷厉风行。
英国有一个鸦片大贩，绰号叫做“铁头老鼠”，在广东从事走私十几年。这一次，得到内幕消息，听说林则徐过来了，广东将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铁头老鼠”赶紧熘之大吉。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终于到达广州，在越秀书院落脚。第二天，林则徐就命人在广州城四处张贴布告，向全城百姓宣布此次来广东的目的。一时间，关于林则徐禁烟的消息在广州城传得沸沸扬扬，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心惊胆战，有人拭目以待。来到广州后，那些支持禁烟的人给了林则徐很大的精神支持，他们中很多人主动向林则徐提供情报。
林则徐不是一个凡客，他出手不凡，总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他下令加强海防，搜缴外国的烟贩子。不久，在零丁洋海口发现了二十二艘外国走私船，每条船上都有一千箱以上的鸦片。林则徐既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也是一种做事讲究分寸和策略的人，他没有派兵直接搜捕英国商船，而是将鸦片全部收缴。
林则徐被认为是当年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说明他多少了解西方，也许他不知道英国真正的实力，但是他可以肯定英国比国人想象的要强大。所以，他不会贸然挑起战争，如果直接扣押英国商船，搜缴鸦片，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林则徐叫来十三行的人，让他们转告洋商，限期缴纳鸦片，并承诺以后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果夹带的话，将没收所有的鸦片，还要将人犯正法。
林则徐对大家说：“鸦片一日未绝，本大人一日不回去，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
让英国商人交出鸦片还得过他们商务监督这一关。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一向把中国的法令当成儿戏，这可能跟他长期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有关。所以，对林则徐的通告，义律敷衍塞责。义律的态度惹恼了林则徐，看来只能采取强硬手段了，于是下令逮捕拒绝交出鸦片的大走私犯颠地。义律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人从澳门赶到广州，掩护颠地逃走。
林则徐得知义律所为后，极为震怒。他下令把外国商船全部封起来，还调派水师封锁外国商馆。义律为此陷入了困境，致信威胁邓廷桢，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同时致电清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广州。从头至尾，义律对鸦片一事只字未提。林则徐根本就没理睬义律，如果义律不让步的话，他会拿出霹雳手段。
面对强势的林则徐，义律只能低头屈服，但他的屈服是暂时的。义律被迫交出两万零两百八十三箱鸦片，林则徐对义律的“认罪”态度比较满意，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补偿。凡是缴纳一箱鸦片的，补偿茶叶五斤。
林则徐把缴获的鸦片囤积在虎门海滩上，宣布要当众销毁这些鸦片。
销毁鸦片的当天，无数百姓前来围观，场面极为壮观。焚烟过程持续了三周，这一举动固然可以取悦道光，也可以振奋那些憎恨鸦片的人，然而却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两次鸦片战争。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战争
中英的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钱，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英国商人垂涎三尺。
英国作为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一个国家，他们一开始对中国的禁烟态度也很温和，如果因为禁烟就对中国发动战争，在道义上他们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试想，如果中国人在英国贩卖鸦片，那肯定也是被判处死刑。
义律是主张对中国动武的，但英国的外交大臣甚至对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说出这样的话：“女王陛下统治的政府，不支持不道德的商人。”女王的意思是让义律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解决争端，不可以提到武力层面。
随后，英国政府获知林则徐因为鸦片贸易全面禁止与英国通商，这等于是将英国从中国市场赶走。对于欲望正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终于，英国国会发起投票，战争派占上风，战争就这样打响。
战争之初，清廷认为英国不过是蛮夷，对中国构不成威胁。
1840年6月，英国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率领十六艘战舰抵达澳门，总兵力有四千人。英国外相巴麦尊指示义律封锁珠江口以后，率领大部队北上，攻下舟山群岛。7月5日，英军袭击舟山市定海县县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第二天，定海沦陷，在这场战役中，英国的旗舰马里拿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触礁后沉入海底，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8月，英国舰队抵达天津的大沽口，主战派首领道光帝看到英国舰队来势汹汹，思想产生动摇。
义律给道光递交了一份国书，要求允许通商并惩办林则徐。道光让琦善南下广州与义律谈判，琦善虽然同意惩办林则徐，但是在通商一事上没有给予义律满意的答案。10月，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但是在通商问题上，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义律因此失去耐心，决定打完了再谈判。
1841年1月7日，英军事先没有发出战书就袭击了虎门的炮台，清军死伤七百多人，损毁船只十一艘。面对失败，琦善不得不作出让步，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该条约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英国必须向中国政府缴纳一定的税额；中国赔偿英国六百万银元；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英军撤军，归还定海。
这个条约是琦善和义律私人签订的，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没有签字。英国政府对这个条约很不满，认为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女王觉得义律简直不可理喻，对中国人太好了，建议国会将其免职。
而道光帝也对琦善相当不满，认为他在出卖国家利益，下令将琦善革职抄家，同时派遣奕山、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指挥作战。清军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率领下，英勇作战，然而还是抵挡不了英军强大的火力。到5月，清军全面溃退，广州附近的要地一一沦陷。奕山率领一万八千名清军退守城内，被迫与英军议和，签订《广州条约》，答应带领部队撤出广州，并勒索广州商家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议和之后，奕山非常害怕，在道光面前，将这次惨败说成是大胜。
不久，英国国会通过女王的提议，将义律免职，调任璞鼎查接替他。璞鼎查来了之后，先后攻占了厦门和鼓浪屿。10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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