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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云南来说，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了。昆明竭尽全力也只能满足军队的最低需求。李定国虽然希望有大批的百姓定居下来发展生产，可是有心无力。其实云南还有不少逃难到其它地方的百姓，但他们都被明军的重税吓住了，宁可藏身深山野林也不愿意重新回到明军的控制下。而明军的重税还会让百姓进一步逃亡，导致明军税源的进一步萎缩。

想要摆脱恶性循环，李定国只有三个办法，裁军、战争和粮食输入。裁军能够减少支出，但在强敌压境的状况下不能考虑；战争是马宝极力主张的，打下建昌就能吸收大量的男丁，获得刘文秀的储藏，但李定国也不同意；最后就是粮食输入，不但能让明军喘上一口气，而且还可以号召百姓返乡。

相对云南和贵州，四川的物产要丰富得多。明朝奢安之乱的时候，云贵明军就是靠着四川的粮食长期围困叛军。在邓名前世的清末，四川的协饷也是云贵边军的支柱。不过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即使邓名有江南的粮食，也无法途径无人区运送到昆明。现在成都到建昌有一条薄弱的交通线，沿途有驿站，可以让运粮的部队找到歇脚避雨的地方，虽然运量有限，但耗损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成都到昆明并不存在这么一条补给线。

邓名告诉李定国：“若是大王需要粮食，只能由建昌送来。”

在来昆明之前，邓名已经和冯双礼谈过这个问题。依靠刘文秀的储存，建昌的西营兵过得一直不错，大片的军屯耕地也都是现成的，而且通过交换人口还获得了成都的不少粮食。这一年来建昌的储备不但没有减少，反倒还有少量盈余，只是冯双礼不会白白地拿出粮食来。

第35节会面（下）

冯双礼及建昌众将和成都的交情是通过这两年不断的往来逐步加深的，无论是之前的交换人口，还是后来狄三喜增援成都，邓名都有合理的回报，而且给建昌留下了诚实的印象。比如邓名就坦白地告诉冯双礼成都如何从人口的交换中受益，以及能够获得多大的利益。这次邓名还给建昌带来了一些金子，贵重金属总是受欢迎的，建昌可以用来和藏人交易。

现在建昌的军事化程度和昆明差不多，甚至还要高，十万男丁统统都是军队的辅兵，养着一万甲士，全力修建哨所提防昆明的进攻。由于有刘文秀留下的库存、工具和军屯，建昌的日子过得比昆明强，甲士的装备也不错。邓名建议冯双礼和李定国缓和关系，这点冯双礼倒是不反对，因为如果缓和关系的话，建昌就不用投入那么多财力在边境哨所上；邓名还建议建昌出兵协助成都作战，事后按比例分给建昌战利品，这个建议让冯双礼有些心动。

冯双礼代表建昌势力向云南提出的要求就是，李定国首先必须帮助他们向朝廷取得合法的建昌统治权，除了这个名义以外，昆明还要先把边境上的警备部队都撤走。其次，建昌要求云南保证不诱惑、容纳建昌的逃亡人口，如果建昌有辅兵逃到云南，李定国应该拦截并且归还。在这个基础上，建昌同意向云南提供粮食。

冯双礼的条件让李定国周围的将领哗然，这根本就是要求李定国承认建昌西营军的割据事实，彻底放弃统一西营的想法。

“建昌事实上已经不由大王统领了，就算大王不同意庆阳王（冯双礼）的要求，他们也不会回归云南。”邓名据理力争，试图说服李定国同意。

邓名并没有告诉李定国，他答应给建昌一些补贴——建昌向昆明提供的粮食都算是成都购买的，成都可以用粮食、金银、布匹或是其他建昌愿意接受的物资来结算补偿。因为建昌对昆明的疑惧心理，邓名很不容易才说服了冯双礼同意向昆明提供帮助，其中狄三喜也帮了很大的忙，才压下反对派的声音。反对派怀疑给了李定国粮食，就是帮助昆明获得进攻建昌的军粮，是一种“资敌”的行为。

“如果我们撤走了边境上的部队，建昌又出兵掠夺云南的人口怎么办？”李嗣业大声地表达着不满。昆明和建昌的军事对峙是逐步升级的，双方的隔阂和不信任导致他们交替提高边境的警备力量，生怕被对方打一个措手不及。

“庆阳王已经保证不会同室操戈，他建议只保留沿途的驿站，用来保证通讯和运输粮食所需。一旦晋王撤回边境上的军队，庆阳王立刻就会送十万石粮食来昆明。”邓明大声说道。

中间派白文选还有怀疑派贺九义都沉默下来，昆明的自然条件远不如成都，十万石粮食若是省着点吃，能够供二万大军一年所需，对昆明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李嗣业也有些犹豫，不再争辩而是等待父亲的答复。

但马宝依旧不甘心，他觉得刘文秀当年在建昌储蓄的粮草是为了北伐汉中用的，也是西营在一场浩劫中唯一完好无损的粮库，现在冯双礼却要用这些粮食和生活艰苦的昆明讨价还价。

“如果庆阳王毁约劫掠云南，那他就是背叛朝廷，王上肯定要反击叛贼。”听了邓名的话，马宝意识到邓名对建昌并没有多少约束力，就抛出了一道选择题：“如果王上和庆阳王发生冲突，邓提督会作壁上观吗？”

李定国本想阻止马宝的这个试探，但对方话已出口，他也就不再吭声，免得让部下在外人面前丢脸，或是让邓名认为昆明内部有分歧——就是有不同意见也要关起门来说。

“我不会作壁上观。”邓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含糊其辞，否则就会被视为软弱，更可能被误会。

这句话出口后，马宝神色一动，截口追问道：“邓提督是朝廷的忠臣，对吧？”

这个问题一出，李定国，陈佐才也都认真地向邓名看过来。川、滇明军现在依旧是在永历的旗下作战，包括张煌言、郑成功也奉永历的正朔；即使永历弃国，但如果邓名公开质疑永历的合法性，那就是在否认李定国的权威，双方合作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微臣当然是皇上的赤子。”邓名向西南抱拳，遥遥向着流亡朝廷致敬。这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现在邓名或是其他什么人打起别的旗帜，那么天下就会知道南明又一次分裂了——在天子弃国，南明只剩下大约两省土地的地方上又爆发了分裂、内讧，那就太让人失望了。

马宝的反应正是邓名担心的，他很害怕对方会误会成都愿意与昆明联手消灭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在表态后迅速补充说明：“如果建昌进攻昆明，成都就会出兵，要求庆阳王退兵，否则不惜兵戎相见；但如果昆明攻打建昌的话，大王明鉴，末将已经答应了庆阳王，成都也会出兵相助，帮助庆阳王抵挡晋王的军队……”

周围已经响起了愤怒的喝斥声，但邓名依旧平静地把话说完：“庆阳王答应提供十万石粮食给大王以前，已经要求末将做出这样的保证，这是庆阳王的条件之一。不过末将也向庆阳王说明，即使建昌受到进攻，成都出兵相助，川军也不会踏入云南境内一步。”

邓名和李定国初次见面，但他仍然有底气说这样的话而不必担心昆明对自己不利，这个底气就来自于高邮湖一战。如果没有击杀满清皇帝的功绩，邓名无疑会用更委婉的口气来表达立场，但现在只要李定国敢动手杀自己，那么就意味着明军的分裂，李定国会名声扫地。

“大王是盖世的英豪，数百年后仍然受到万众的敬仰，大王和延平郡王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是华夏的民族英雄。”邓名说完后就静静地看着李定国，在心里默念着：“您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虽然是另一个世界，但您的英名也会千古传唱，对吧？”

……

尽管是初次见面，但李定国还是和邓名达成了初步协议，他写好手令，命令监视建昌的部队迅速返回昆明，并当着邓名的面命令卫士动身给前线送去。

“临国公（李来亨），皖国公（刘体纯）和我在夷陵发表了一个宣示，想必大王也有所耳闻吧？”缓和了昆明、建昌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后，邓名又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李定国点了点头，他听说了这件事，其后郝摇旗、贺珍也宣布加入委员会，并且向奉节派去了常驻的使者。这四个人加入后，接替刘体纯巴东地盘的党守素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也宣布参与并向奉节派去了代表。夔东另外最后一股势力，恩施地方的王光兴开始没有什么反应，但在接到东安郡王的一封亲笔信后也改变了主意。

“庆阳王日前也发誓永远不在我们彼此之间使用武力，庆阳王的使者带着他的誓书，正在赶往奉节的路上。”邓名诚恳地对李定国说道：“大王假黄钺，代天子内惩贼人、外讨不臣，我们希望大王不会把我们这个委员会视为敌人，我们不敢要求大王也写誓书，但希望大王也能派一个使者去奉节。”

李定国的眉毛皱了起来。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明言，但显然有另立朝廷的意味，隐含着对永历朝廷的敌意，而文安之居然掌管审判权，也是颇有不得体之处。

马宝本来就有怨气，这时忍不住道：“邓提督积极为奉节的这个委员会奔走，难道不是为了针对皇上和朝廷吗？”

“不是。”邓名急忙摇头：“我们不能各自为战，不然就会被鞑子各个击破。这个委员会没有给诸位将领们下令的权利，只是为了沟通。如果有人需要援兵，其他人能通过这个委员会知道；如果有人缺乏军粮，其他人也能得知他的难处；就比如大王吧，如果大王有使者在奉节，告诉我们大王需要军粮，或是需要我们呼应，我们才可能明白大王的战略啊。”

“这不就是视朝廷为无物吗？”陈佐才忍不住反驳道：“现在国家危急，你们应该放下成见，响应朝廷号令才是。”

邓名已经通过别人知道了陈佐才的经历，知道他是一个和任堂相似的读书人，弃笔从戎，在沐天波手下当了一个把总。吴三桂进攻昆明时，陈佐才正前往建昌检视库存储备，为永历移驾四川做准备；但随后得知沐天波跟着天子逃亡出国，陈佐才赶去缅甸，极力劝说天子返回李定国的军中，受到了马首辅和其他大学士们的厌恶，就想打发他回云南联络义士，省得在眼前添堵。正好得知昆明大火，吴三桂退兵，陈佐才受命把李定国请罪交还的黄钺再送回去。

陈佐才对邓名、夔东集团、还有建昌表现出来的军阀作风非常反感，已经到了深恶痛疾的地步，他不明白为何到了这样的关头，以邓名为代表的军阀们依旧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此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你们罔顾朝廷大义，为了一己之私就置国家、衣冠于不顾，就不怕成了千古罪人吗？将来有何脸面去见祖先于地下？”

第36节宿命（上）

陈佐才话一出口，李定国就急忙来打圆场，他并不想对邓名失礼，今天双方首次见面，涉及的话题已经远比李定国想像得要广泛、深入了。

“没关系，没关系。”虽然陈佐才很无理，但邓名没有露出丝毫的愤怒之色，他沉吟了一下，仍然用客气的口气说道：“我有一些想法，估计陈先生听了会觉得很荒谬，但我想‘大丈夫无一事不可对人言’，不妨说出来让陈先生对我的想法有所了解。”

在邓名的理解里，官员就应该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比如官员的财产、对政策的倾向、做出决策的依据等，不过未来或许可以用法律强迫官员把这些事情交代清楚，起码要交代清楚一部分，但现在还是只能依靠道德自律。

“对中兴大业来说，最好莫过于大家都对朝廷的命令俯首帖耳，朝廷发出的命令能够得到各路将士不打折扣的执行，只要朝廷一声令下，接到命令的人就不怕牺牲，不计较利害得失地冲上去，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还是要执行。”邓名说到：“如果朝廷治下的百万军民能够拧成一股绳，万众一心，那么赶跑鞑子、光复山河也就指日可待。”

在邓名的前世，随着识字率和科技的发展，**制度的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二战前的纳粹德国，靠着国民普遍的复仇心理、足够发达的教育系统夜以继日地洗脑、无线电通讯便利加上工业社会的组织性，使得领袖的意志得以贯彻。一个**国家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效率可以达到宪政国家的水平。不过即使是工业社会的**国家，也达不到邓名所希望的效率，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大发展后是不是能达到，邓名没有亲眼见过不敢说，反正明朝、清朝都是达不到的。凭着明末现有的技术条件，皇权直接贯彻到县里都很勉强。

陈佐才没吭声，他从邓名的话中嗅到了一丝嘲讽的味道，不过明朝破败到现在的地步，他也没法跳出去说对方说得不对；而李定国则觉得就是如同邓名所说，也未必就能一帆风顺地赶跑鞑子，因为还有指挥不得当的问题，还有粮食的问题以及各种军需品的供应问题等。要是大家都不折不扣地服从朝廷，反而多半会出现混乱，别人不说，李定国自己就不可能按照马首辅的指示来安排军队和生产。

“问题是谁来发号施令呢？如果是晋王，那么别说其他的人，就是我也会担心晋王是不是让我去做牺牲；而建昌肯定也会担心，要是晋王把他们的兵马和军粮都拿走了，然后把将领们都抓起来问罪怎么办？”见陈佐才要张口反驳，邓名急忙主动后退了一步：“我知道我和建昌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愧对皇上和朝廷，对不起祖先父老，但眼下的问题就是这事做不到，就算我和庆阳王做到了，我们的手下还是做不到，虁东众将也肯定不行。反过来说，打个比方——若是朝廷让庆阳王来发号施令，晋王就一点儿不担心建昌借刀杀人、吞并友军然后秋后算账吗？就算晋王公忠体国，我自问还是会担心的，虁东众将也不可能对建昌心服口服。”

“邓提督刚刚还自称是忠臣。”陈佐才哼了一声，不过他并没有像刚才那么激动。邓名说的是大实话，无论如何，肯说大实话的军阀总比借势压人的军阀给人的印象要好一点。

“因此，现在摆在晋王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就是一边挡住吴贼的进攻，一边发兵剿灭建昌，然后是成都，然后是虁东，把凡是不听昆明号令的人都消灭了，最后统帅两省的忠臣义士完成中兴大业；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把建昌、成都、夔东暂时都放在一边，先集中力量对付鞑子，等到收拾了鞑子以后再来讨伐建昌、成都和虁东的乱臣贼子。”邓名所说的就是传统的军阀统一对策，但昆明现在没有剿灭其他明军的实力，甚至难以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独存：“对建昌、成都和虁东诸帅来说，眼前的路也是这样的两条。最好的就是剿灭所有不服号令的人，无论是鞑子还是官兵，如果消灭了所有不服的人，自然中兴大业就完成了。”

邓名停顿了一下：“可惜，最好的这条路无论谁也走不成，因为坏的结果有很多种。我们如果互相争斗，除了可能被自己人消灭以外，还可能因为自相残杀，结果被满清钻了空子，把我们消灭了；或者是打败了自己人，把自己人逼得去了鞑子那边；或者是被自己人杀得没有容身之地，不得不去投鞑子求活。”

对抗清联盟来说，联合起来依然是博弈，谁都当不上老大，那么彼此间就是竞争者，失败者的下场会很惨。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竞争者的策略有利于联盟，但不一定有利于自己，个体的最佳策略却对集体有害。

邓名接着说道：“既然最好的路谁也走不通，而且大家都走最好的路的话，大家谁也活不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委员会叫做次好的道路。我们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联络，不至于各自为战，可以了解盟友的难处，制定统一的战略，商议战利品的分配。”

“这都是朝廷的事！”陈佐才大叫起来，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协同合作，更不用说分配利益，应该都是朝廷的权利和责任。

“但是朝廷办不到，朝廷现在在缅甸哪！”邓名苦笑一声：“我们可以装着互相看不见，谁也不管谁，然后统统被鞑子杀光；或者我们在皇上和朝廷回国前先用这个委员会凑合着，不给鞑子各个击破的机会。”

“这个委员会谁说了算？”白文选在边上听了半天，这时插了一句嘴。

“谁说了也不算。”邓名答道：“委员会不是朝廷，谁也不能发命令，只是一个联络会议。”

“那用处不大。”白文选摇摇头。

“总比各自为战强，而且谁有要求都可以在委员会里提出来，这次别人帮你了，下次人家有难，你总不好意思一毛不拔吧？要不然以后还会有人帮你吗？”邓名也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因为委员会不是强有力的议会，有点像邓名前世的联合国。

他又对李定国说道：“大王是假黄钺的亲王，自然不能让您的使者在这个委员会里和众将平起平坐。依我之见，大王不妨派一个使者去旁听，昆明有什么需要也可以说出来；如果我们需要大王出兵策应也会提出来。”

“终究还是应该有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