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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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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这种比较开明的地方，到了民国六年，乡下剪了辫子的人，也还是辛亥当口撞上革命党了的，多数人，其实脑后还有辫子，也喜欢辫子。农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感，也跟剪辫子有关，当时有民谣曰：小宣统，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这里的和尚，说的就是剪了辫子的人。中国不是佛国，家里有和尚睡，不是好听的话。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人脑袋上头发的那点事，还真是有点麻烦。
【又见汉官威仪】
衣服和头发，往往会跟政治扯上非常密切的关系。孔夫子感谢管仲，说是没有他，我们就披发左衽了。也就是说要跟蛮夷梳一样的发式，穿一样的衣服——从左边开襟。但是，后来五胡乱华了，逐鹿中原而且逮到鹿的胡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要求汉人跟他们一样，有的时候，反而他们要学汉人。看来，这些胡人并没有怎么把孔夫子的话当回事，在衣服和头发上，态度相当含糊。这种含糊，一直保持到满人入关。真的较真的蛮夷，热衷于以夷变夏的种族，就是满人。他们用武力强迫汉人改发式，变衣冠。把头发大部剃去，后面留一点编成小辫子，衣服自然也要随他们——左衽。
对于脑袋顶上的头发，汉人软磨硬泡百多年，最终把发式从大部剃掉变成只脑门前象征性剃去一小部分，实现了七折左右的复辟。而衣服，却没有半点恢复的迹象，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只是在死的时候，换上明朝的袍子——据说这是明亡之际汉人的最后抵抗，所谓生降死不降。但是人都死了，穿衣服给谁看呢？这种汉服，连象征意义都微乎其微。不消说，经过满人两百多年的统治，绝大多数汉人，对于衣服和头发的政治变革，已经习惯了。如果不是洋人进来，非要嘲笑中国男人脑后的辫子像猪尾巴，没人觉得这辫子有什么不好。很多人还认为，一条油光铮亮的大辫子，挺好看的。男婚女嫁，如果论嫁时女孩偷偷看见未来男人有一条这样的辫子，多半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左衽的胡服，对于多数人来说，其实穿着挺方便的。扣袢取代带钩之后，人毕竟右手好使的多，用右手去左边扣或者解开扣袢，要比反过来用左手方便得多。人们不仅习惯了留辫子，更习惯而且享受了胡服。所以，即便民国了，人们无论男女，还是以满人的胡服为主。上等人的袍褂，下等人的对襟短衫（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唐装的衣服），甚至女人的旗袍，都是满人所赐。据说民国时，陈叔通穿着袍褂，穿着西装的留学生回来见他，说你为什么还穿这个？陈叔通说，你穿的是什么？留学生说，我穿的是外国服。陈说，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在革命党人，尤其是光复会出身的人眼里，汉人早在清朝入关之际，已经亡国了。章太炎自称是“支那遗民”，即使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也视满人为外族，所以要驱逐鞑虏。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起来，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即便如此，那年月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再配上钢刀和盒子枪，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革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些人的狂欢，另一些人的灾难。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但是，这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西方的制度。庚子义和团的灾难，殷鉴不远，加上革命本身，实际上就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合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战争的烈度不大，很多地方的夺权过程，也比较和平。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基本上没有被革命波及。一些远离政治的乡绅，在革命中，也变成了看客，而且是能发声的看客。透过他们的眼睛看革命，别有一番景象。
江苏属于和平反正的省份，巡抚程德全素孚众望，势力很大的张謇又从旁协助，他一变，大半个省都变了。江南地区，除了南京，基本无战事。最大的破坏，就是苏州巡抚衙门屋檐被特意捅掉的几片瓦。这时候，常熟回来一位翰林公，名叫徐兆玮。徐兆玮在日记里说，他是出于担心家乡和家人的安危，才回乡的。其实，更大的可能是他自己想躲风。北京自打武昌起义之后，一直人心惶惶，有力者都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或者北京六国饭店。他一个穷翰林，没这个本钱，只能往乡下躲，回乡之后的徐兆玮的确做了些事。由于苏常一带是科举福地，进士俯拾皆是，他这个当朝的翰林公，才做了一个县里的副民政长，相当于副县长，但也足够了。他一个翰林公，在任上，不在文治上下功夫，却张罗了好些购买枪械，组织民团并镇压抗租的事。作为一个回乡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他对革命不可能有太多的好感。对于革命的发生，往往感慨朝廷的昏乱，党人的胡闹，但他更担心的是革命党人的不文明，总是觉得报纸上介绍革命军如何的文明理性不大靠得住，这构成了他拼命张罗买枪，组织民团的动力。他对立宪原来是满怀期待，临行前还去资政院旁听。但也知道，到了革命发生之际，立宪也没戏了。但是他对实现共和，感觉不靠谱，提到共和，总难免语带讥讽，认为国民程度如此，“岂能高谈共和？”他跟多数士绅一样，对袁世凯很有期待，一心指望袁世凯出山，收拾乱局。日记里总是袁公长，袁公短地说个不停。我们知道，这样的期待，绝非翰林公一个人有。
山西是个在革命中比较混乱的省份。革命时动了武，革命后，北洋军又打上门来，兵来兵去，扰动相当大。刘大鹏是个举人，革命时做省谘议局的议员。革命当口，他的日记是空白，到底是因为兵荒马乱没功夫记，还是后来遗失，已经搞不清了。从他稍后的日记看，他对新党没有好感，对已经成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深恶痛绝，斥之为“贼臣”，觉得革命把伦常毁坏，风气大变，经济衰退，简直国将不国。看见学生不读经书，感觉十分恐怕，觉得早晚会有大乱。反过来，对于垮掉的清朝倒是十分怀念，一口一个“本朝”。看来，刘大鹏资历不够，本钱也不多，否则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遗老遗少做诗钟去。
身在长沙乡下的王辏г耍歉雒愎淮螅厩膊还坏拿俊８锩嚼粗剩苷蚨ǎ簿驳卮诩依铩？醇ㄉ媳ǖ牢洳鹨宓氖拢皇堑丶巧弦槐剩欢＝酉吕矗岢靶σ幌律阏踉劂愕氖肿阄薮耄奥伊饲狗ā薄５泵湃讼蛩ǜ婧系母锩保杂诳赡艿亩遥蘅赡魏危醯靡部赡芑岽舐医粒坝袷惴伲ｆ魍怼薄５此亢敛蛔龇辣福桓恫凰啦唤挡蛔叩募苁疲沃Ｒ丫媵Р豢煞掷氲闹苈瑁耸币丫媸淘诖死仙肀摺Ｈ占抢锸背；岢鱿郑苠绾危苠秩绾蔚募窃亍Ｔ谕饧涞穆液搴逯校纳睿南砝郑扑坎宦摇４浇勾锓逡阉溃费雨＇接任，湘事趋于稳定，他则感慨，“我等已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这样的感慨，对照当时很多士绅处境，不得不让你感到此老的确见识不凡，这样的话，非洞悉世事，尤其洞悉士绅在大变动时代的处境，是说不出来的。有资料说，谭延辏ё隽硕级街螅呶魇嚼穹４死暇尤欢ゴ骰崤酃颖枳映鲇Ｒ患拢肺疵廪限巍Ｍ蹶＇运笑道：你别诧异，你穿的和我穿的，都是穿戴而已，皆外国服而已。此老在此大变动之际，犹不改滑稽玩笑本色。不过，他对于袁世凯，既不像翰林公徐兆玮那样期待，也不像举人刘大鹏那样讨厌。在袁世凯接下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改了他此前的一首诗的两句：“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表达了他对袁世凯的轻蔑，似乎这时就看出了袁世凯后来的悲剧结局，很有几分谶语的感觉。
只是，后来袁世凯坐稳了总统之后，请他这位老前辈进京做官，做国史馆的馆长，他又携周妈欣然就道。一路上，无论哪个督军请饭，他都携周妈前去，一直把个老妈子携到袁世凯的新华门里。做了官之后，又放任周妈把持馆务，反正这个馆也无事可做，无非给些遗老口饭吃。博得报界哄传的“老荡子”之名，也不在乎。当杨度发起筹安会，袁氏帝制的露出口风之时，他却借口“帷薄不修”（古来指不能整肃家政，放任妇女行为不谨），不管周妈乐意与否，挂冠而去。可以嘻嘻哈哈地做袁总统的官，却不肯嘻嘻哈哈做袁皇帝的臣，坚决不肯趟这道浑水，于日后“群儿自贵有谁尊”的年代，多几分从容。
辛亥革命，某些士绅是看客，农民也是看客，凡是看客，对后来的政局变化，似乎都没有多少影响。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无非跟着走，走着瞧。但是，士绅这种看客，却能发声，他们的声音，告诉人们，他们不乐意，告诉人们，革命的毛病，民国的问题，只是当时没人听罢了。可是，历史不总是按站在前台的英雄的意图走，袁世凯出了山，做了总统，但却内忧外患重重，到了没有善终。乡绅们没看上眼的民国，连年动荡不已。传说是王辏г说囊桓抖宰铀档耐η桑好裼淌且玻淌且玻薹帜媳保蛔芏灾扯灾皇嵌鳌�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一群人一起干事，无论是打仗还是造反，大抵要有旗帜。贾谊《过秦论》上说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但凡叫个旗，有竿还得有块布，布上应该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陈”，或者“张楚”两个字。古代军队作战，按孙子兵法的说法，旌旗是用来统一号令的。每个作战单位都有自己的旗帜，上书单位首长的姓氏，先是小单位的统一，而后大单位的统一，众兵听命于小旗，小旗听命于大旗。有时旗帜也用来迷惑敌人，布空城计，要遍插旗帜，人数不那么众多的军队，旗帜多了，敌人远远望去，没准会望而生畏的。所以当年的太平军打仗，几乎人手一旗，远远望去，旌旗满眼，一万兵，会被人当十万来看，在湘军崛起之前，吓唬清军，非常有效。
进入热兵器时代，通讯工具比较发达，旗帜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了。只有非常落伍军队，比如马桶将军王怀庆的兵，部队打仗才会打着绣着“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一般来说，旗帜往往就是一种标志，一种区别敌我的标志，主要用来宣示立场。武昌起义，起义军打出来的是铁血十八星旗，这个旗帜，是共进会的旗，据说表示中国的十八行省。其实，按道理共进会属于同盟会的一支，同盟会当年成立的时候，定的旗帜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作为一个分支，敢于独树一帜，实际上反应的是同盟会内部的纷争。
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力主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这个旗帜是他的好友陆皓东设计的，而陆皓东在孙中山1895年策动的第一次起义中牺牲，而后，兴中会的几次起事，都打这个旗帜。对孙氏而言，同盟会继续打这个旗帜，一来纪念烈士，二来也昭示着孙中山革命的正统地位——他革命最早。但是，在商议确定旗帜的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什么提议都有，有提议五色旗的，有建议用井字旗的，有主张用十八星旗的。最可笑的，还有建议用金瓜斧钺旗的。各有各的理由，五色旗是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同时也暗含着五行；井字旗象征井田制，耕者有其田；而十八星则是代表十八行省，看似学美国，一个地方一颗星，但形状则类似传统天文学上的星宿；金瓜斧钺据说则是代表着汉人的尚武精神。连一向拥孙的黄兴，也觉得青天白日旗不大好，关键是跟日本的旭日旗太相似。言外之意，起义的时候打出来，容易让老百姓怀疑是汉奸。没有办法，孙中山最后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上红底，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旗，在保留青天白日的基础上，加上国人喜欢的红色。而红白蓝三色，当时又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最终说服了同仁。而共进会的独树一帜表明，当初的一致同意，看来还是言不由衷，其实大家肚子里还是各有算盘。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所用的旗帜五花八门。用的最多的是白旗，老百姓解释，是反清复明，给崇祯皇帝戴孝，至少部分会党中人，接受这个解释。但革命党到底怎么想的，不大清楚。大抵混乱之中，只消打出一个跟清朝的龙旗不一样的旗来，也就行了。江浙沪一带，革命军用的是五色旗，这个旗帜，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所喜爱，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也同意。陈炯明在广东惠州揭竿起义，用的是井字旗。广东其他地方，则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某些小地方，也有用青天白日旗的。临时政府成立，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策动下，临时参议院决议采用五色旗，当时首义之区湖北代表不干，坚持用十八星，但没有被十八星包括的蒙古、新疆和东三省代表坚决反对，加上还有一个西藏呢。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人再能说什么，于是就定了五色旗为国旗。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情有独钟，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插上这个旗，聊以自我安慰。但毕竟江山不是他打下来的，没人看好他的宝贝旗帜，他也没办法。
袁世凯接掌大总统之后，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旗帜之争得到最后的解决。五色旗作为国旗，成为定论。铁血十八星旗，被定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定为海军旗。其他的旗，无论井田旗还是白旗，统统退出历史舞台。其后，北洋时期的民国，一直都袭用五色旗，只有洪宪帝制的一小段，变了由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设计的新国旗——在原来五色基础上，再加斜道的五色，等于打了五色的叉，好不晦气。随着帝制很快告终，新国旗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挂出来。此前民国二年，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但由于这个党没有太大动静，因此旗等于也没挂出来。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联合西南军阀，成立非常政府，再次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在旗帜上，给了自己当年一个交待。但这个交待，也只是体现在非常大总统府上，别的地方，还是照旧挂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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