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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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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运动本来就在恶化，可这个偶然事件却又分散了希特勒的注意力。两天后，他又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戈培尔主动与赤色分子一起，搞了一次未经工会允许的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要求每小时增加一起芬尼左右的工资。这两个党的目标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党共同战斗，这也不是首次。在尔后的数天内，天气阴湿而寒冷，国社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警戒线上一起露宿风餐。他们肩并着肩，向破坏罢工者投掷石块，拆除电车铁轨，还修筑路障。
希特勒无法公开谴责他的鲁莽的信徒所采取的行动，但在私下里，他却为赶跑了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而火冒三丈。他于是便下令结束罢工。“报界在发我们的火，称我们是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我们却是出于无奈”，戈培尔在日记中解释说，“对此次罢工，倘使我们置之不理，那末，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戈培尔鲁莽之举，使资产阶级为竞选提供的资助也减少了。星期日那天，11月6日，希特勒丢掉了200多万张选票，在国会内也丢掉了34个席位。与中央党的简单的联盟再不能为他取得多数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希特勒洪潮业已退去，企图通过投皮箱取得政权的战略也已失败。
有议论说，希特勒再次以自杀相威胁。在绝望中他会说这番话，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失败后重振其鼓的这种方式又再次重演。不到几天，希特勒又从沮丧中脱身出来。待他同意让塞夫顿·德尔默再次采访他时，他似乎已完全恢复了信心。会见是在魏玛的“大象旅馆”的一个后室里举行的。交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话题从政治转到一个谣传上——英国希望在德国重建君主制——使这位英国人惊奇不已。德尔默说，这种说法他还是首次听到。“英国政府仅对能使德国建立秩序和稳定的措施感兴趣。”
“很对，很对”，希特勒喊道，“若有人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德国将在火焰中复兴。我快要掌权了，一点也不想当一匹赛马，让王室的骑手骑在我背上。”希特勒这番恶语，可能是针对新近受的一次侮辱而发的——在波茨坦，他曾与继位公主塞西里埃会见并受辱。会见结束希特勒准备起程时，他的随员听见公主喊道：“快把窗户打开，这里品味不好！”元首无法控制之浮誇继续令他难堪。
（6）
希特勒的失败也安慰不了巴本什么，因为在国会中他的得票数远远少于他人。他将个人的不悦搁在一边致函希特勒说，新近的选举为团结全德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心须将竞选运动中出现的痛苦置于一旁，将你我两人均想方设法为之效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8月会晤的回忆太痛苦了；希特勒的答复是一封指责信。以元首讨论会导致误解为由，拒绝了巴本要与之会见的邀请，在最后一次会晤后，你巴本不是公开宣布我希特勒要索取全权，而实际上我只要领导权吗？另外，他也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重演8月13日的一出”——你巴本不是坚持要与兴登堡分担责任吗？“不幸的是，劝你承担你应承担的责任，你却不听。我却承担了我那一份。反之，你总理阁下却使用了欺骗的伎俩——不顾我的愿望，也不听我的解释——成功地诱使我与帝国总统单独交谈……我不想让这种把戏重演。”
遭斥责后，巴本于11月17日下午向兴登堡作了汇报。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搞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次日向休根堡征询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意见。休根堡已不再信任元首。“我认为，从他处理政治事件的全部方法看，很难将领导权交给他。不管怎么说，我对他有严重的怀疑。”元帅又征求他的顾问梅斯纳的意见，问他，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当过油漆匠一节是否属实？未待回答，他又转问白发苍苍的休根堡。“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你可算讲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接着他便着手使这一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可不能让油漆匠去坐俾斯麦的这把交椅。”
次日上午，在希特勒的坚持下，两人私下进行了交谈。谈话一开始就很糟。兴登堡斥责希特勒，说纳粹青年在东普鲁士为所欲为。“不久前，他们在坦能堡高喊什么‘快醒！快醒！’但我可没睡觉呀！”希特勒解释说，他手下人之此举并无恶意；他们不过是在喊国社党的口号“快醒吧，德国”而已。
约在一小时后，梅斯纳进来了，谈话更是唇枪舌剑。希特勒拒绝步入非党内阁，除非由他出任总理。“为祖国之利益故”，他说，“我党必须保持，就是说，我必须当总理。”纳粹与共产党搞在一起，在柏林搞运输工人罢工，这又为何？“即使对我手下的人曾有所遏制”，他坦率地解释说“罢工也同样会爆发，而我却会失去工人的支持。这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兴登堡虽然很不信任这位“油漆匠”，却在尽力争取与他合作。“我只能将我的要求重述一遍：助我一臂之力。”这是公开号召向他本人尽忠。“我确实很欣赏激励你本人和贵党的理想，希望你和贵党参政。”但是，他又不能让希特勒出任总理。当然啰，如果取得了多数，希特勒便可随意去建立他的国社党政府。
希特勒捏紧了放在双膝上的拳头，喊道：“元帅先生！为了与其它政党谈判，首先授权予我，元帅先生，这是合乎逻辑的！”他无法再掩饰愤怒。
兴登堡讥讽地笑了。
70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一生上室内鸦雀无声，气氛很是紧张。“元帅先生”，希特勒终于开口了，“您似乎认为我会进行独裁统治，其实，我无意这样做。如果您坚持要我在国会内取得多数，那末，我就要向国会提出法案，授权我去处理特殊、紧急的事务。”他能让国会通过一法令，问题也可获解决。
这，兴登堡是无法接受的。他再次求助于希特勒之军人责任感，试图将问题私下了结。他试图以在战时把他们联在一起的“老战友之情”打动他。“在这件事上，各自让步一半，使你我能够共事。”希特勒走了，与先前一样毫不妥协，但兴登堡却以为他已打动了这位前下士，他对梅斯纳说：“好，看来这位希特勒已一点一点地明白事理了。”
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向兴登堡不断涌来。两天后，他觉得有必要再次见他。这次，希特勒带来了一份经过精心准备的声明。声明说，议会制业已失败，它已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只有国社党人才能阻止共产主义。声明要求兴登堡委任他为内阁总理。
兴登堡再次建设，希特勒需在国会内寻求多数，才能出任总理。希特勒的反应是冷淡的。这次10分钟的会见，再次以总统提出友谊为重而告终。
在尔后的数天里，希特勒与梅斯纳交换了冗长的信件，但试图达成协议的努力成了徒劳，因为希特勒一再坚持要出任总理，且要与巴本一样拥有全部权力。这个僵局引起了一群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头面人物的关注，他们决定向兴登堡元帅直接施加压力。这些头面人物历来是国社党的资助者。他们觉得，国社党上台后，他们能左右经济政策。例如，希特勒曾向依·格·法尔本保证，他的政府肯定会支持他生产合成煤油。当年早些时候，在向凯撒霍夫一向被称为“友社”的团体发表的一次秘密演讲中，他曾答应取消所有工会和其它政党。
11月底，39名商界名流（包括赫加尔马·萨希特，前总理古诺，以及像克虏伯、西门子、狄森、波希、霍尔曼和霍格勒那样的实业巨子在内）联名致函总统，请求他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这些实用派人物把赌注压在纳粹党身上了。他们坚信，希特勒的社会主义是个骗局，一旦上台，他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此时，希特勒尚不是受益于德国实业界的主要人物，“在推敲了各种事实后”，赫·埃·图恩纳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实业界的财政津贴之绝大部分是为了反对纳粹的。”纳粹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党费）。
议会制政府的各种机构给德国带来的是政治上的停滞不前。兴登堡发现，他无法组成能与处于僵局的国会合作的新内阁。“我准备随时卸任”，他向中央党主席——他敦促兴登堡舍弃巴本，他的风度也令兴登堡高兴——抱怨说。“倘使我得不到理应得到的国内外人士的信任，我绝不想将自己强加于德国；对此，我是很自豪的。”由于各方令他沮丧，兴登堡便于12月1日将巴本和新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召至他的办公室。他们约于下午6时抵达，与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一起，在总统办公桌前，依次围成半圆形而坐。巴本指出，希特勒只有出任内阁总理，才愿意承担责任；他建议，他的政府仍暂时执政。他明白，他不会获得国会的支持，因此必须终止国会一段时间。这一程序会牵涉到总统违反宪法的问题，但由于局势严重，采取这一行动是有足够理由的。警方若无法维持秩序，陆军便会出面。
“用刺刀是能办许多事情的”，施莱彻尔尖酸刻薄地说，“但，有件事你是办不到的——长期骑在他们头上。”国防部长说，巴本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一项计划：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此举将导致纳粹分裂成两部分，而他也能在国会内获得多数。他将让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及其一二个心腹在新政府内任职，这便能获得纳粹代表的60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
几星期来，巴本注意到，施莱彻尔“已不像先前那样坦率和襟怀坦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已明显地变得冷淡”。即使如此，曾助他上任的将军竟提出让他下台之举，确令他瞠目结舌。对巴本实施的政策，施莱彻尔历来都给予支持，有些政策还是他提出来的。巴本懊丧地辩解说，他的国防部长的计划，意味着放弃总统为改善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所制订的长远规划。
从早晨开始，讨论几乎未中断过，这使兴登堡筋气力尽。他一言不发地端坐着，直到辩论告终。之后，他起身对巴本说：“总理先生，我要你立刻开始商讨建立新政府一事，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施莱彻尔目瞪口呆。与巴本一起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巴本建议他留任数月，以待修改宪法和恢复国会的和平。“那时，我便辞职，由你接管政府。这样，你便会有一开始便万事如意的希望。”
施莱彻尔冷冰冰地进行了反驳，就像路德离开“沃尔姆斯会议”时那样：〔在1521年举行的“沃尔姆斯会议”（Dietoeworms）上，马丁·路德被判为异教徒——译注〕“小和尚，小和尚，你选了一条险路。”
在次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此事变得既痛苦又公开化了。巴本将昨晚与总统会商的情形作了一番介绍后，他点名叫施莱彻尔起来。施莱彻尔站起身来并宣布，若在巴本领导下建立新政府，必然会使全国产生混乱。若发生内战，警察和陆军也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他说，在对此事作了一番研究后，总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像警察和紧急技术部队那样的地方部队已被纳粹份子渗透，陆军无法控制希特勒起义。
由于没有哪位部长对陆军的估计提出异议，巴本连忙跑进总统办公室。被日前各种事件搞得筋气力尽的兴登堡，一言不发，听由巴本抱怨。“亲爱的巴本”，兴登堡的声音已失去了他先前的信心感。“如果我现在改变主意，你定会说我是个下流汉。不过，我年事太高了，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只好让施莱彻尔先生以上帝的名义去碰碰运气。”
兴登堡扶着拐杖，缓缓起身并走到巴本跟前，与他握了握手。巴本很受感动，看见“两大滴眼泪”滚下老头子的双颊。数小时后，他派人送了一幅照片给巴本，作为诀别的礼物。照片上写着：“我有一位同志！”——这是一首著名的军歌的歌名。
当施莱彻尔来到总统跟前，总统叫他组织新政府时，他表示抗议：“我是你马厩里的最后一起马，理应保留。”兴登堡以自己辞职相威胁，施莱彻尔这才接受委派。他是这样说的，也许他真是很勉强。他淡然一笑，表示祝贺，并引了人家一句话——这次用的是拉丁文：“我们这些垂死者向您致意！”
于是，在1932年12月2日，库特·冯·施莱彻尔便成了自1890年俾斯麦之职被取代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把格里戈尔·斯特拉赛尔请到家里（他们曾在一牙医住处相遇），请他出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总理之职。这个提议迫使斯特拉赛尔感兴趣，但他又忠于希特勒。于是，他便说，他要与他的头头磋商后再议。他没提及的是，元首身边有一层保护圈，圈里人都是些阿谀奉承者和溜须拍马者，且控制了元首，而这层保护圈对此问题已有风闻。不久前，他曾在弗兰克跟前抱怨说：“兴登堡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真心实意地让他在政府内任职。可是呢，罗安格林——希特勒周围却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家伙。弗兰克，我看事情不好了：戈林是个残酷无情的自私家伙，他要是当上了什么，德国的事情他才不管呢。戈培尔是个瘸脚魔鬼，两面派。罗姆是一头蠢猪。这就是元首的老‘卫队’。太可怕了！”
施莱彻尔—斯特拉赛尔会晤的秘密，被巴本办公室的人得悉了。他将此事泄露给了一位记者，记者告诉了汉夫施坦格尔，汉夫施坦格尔又告诉了希特勒。这样，巴本——或曰巴本之同谋——在施莱彻尔问题上，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首先受害的却是斯特拉赛尔。他原是代表元首忠实地与施莱彻尔打交道的，他的信念是，使党不致于分裂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立即掌权——即使要以联合政府作代价。
希特勒对斯特拉赛尔原已有怀疑，此怀疑是戈培尔煽起的。可以理解，希特勒自然将此事看成背叛；较温和的顾问们则倾向于考虑施莱彻尔的最新建议——让元首出任副总理。12月15日，党在凯撒霍夫召开了一次领导人会议。在此暴风雨般的会议上，斯特拉赛尔哀求元首接受此职。然而，戈培尔和戈林却强烈反对这桩交易，而希特勒又同意他们的意见。斯特拉赛尔警告说，如国社党不予支持，施莱彻尔就会解散国会。但是，被斯特拉赛尔的“背叛”刺痛了的希特勒，拒绝对此事作进一步讨论。
两天后，斯特拉赛尔在凯撒霍夫再次会见了希特勒。这次，希特勒公开指责了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行径。据称，斯特拉赛尔回答说：“希特勒先生，要说是背叛，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位自愿送信者更够格。我的计划是要阻止而不是要使党进一步恶化。”在盛怒下，斯特拉赛尔找不到适当的言辞，转身甩门而去，坐上出租汽车，奔回埃克塞尔西奥旅馆去了。回房后，他独自忿忿不平。次日，12月8日，他致函希特勒，辞去党内的一切职务，理由是，元首已不再信任他。信中，他并未号召公开反叛，而是敦促党的全体官员坚守岗位。斯特拉赛尔不好亲身将信交给希特勒，于是就付邮寄去，然后便守候在电话机旁。
用戈培尔的话说，这封信“像一颗炸弹”投落在凯撒霍夫。希特勒大为震惊，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也不好拿起电话向斯特拉赛尔恳求。肯定地，斯特拉赛尔是让谈判的大门敞开的，但他既不愿交出在国会中的一席之地也不愿放弃党籍。由于凯撒霍夫未有消息前来，斯特拉赛尔使打叠起行装，往火车站走去。与友人一起喝了啤酒后，他坐上夜车，奔慕尼黑去了。
当晚，希特勒呆在戈培尔家里。“我们想高兴也高兴不*？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全都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党正在四分五裂，过去的一切工作都成了白费。”凌晨两时，罗伯特·雷伊打来电话说，在党内人士中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和不安。他敦促元首立刻赶回凯撒霍夫。希特勒立即赶了回去。但是，早报一到，党部里像开了锅——报上登着有关斯特拉赛尔辞职的大标题！希特勒坚信，消息是斯特拉赛尔泄给“犹太报纸”的。他气得结结巴巴地说，格里戈尔“在最后胜利前5分钟在他背后插了一刀”。然后，他流着热泪，沉默了。
“如此卑鄙的行径居然也躲过了我们大家”，戈培尔写道，“背叛！背叛！背叛！……多少个小时呀，元首在旅馆房里踱来踱去！……一次，他停住脚步说，‘党如果分裂，我就在3分钟内用手枪了结一切！’”
后来，有人建议，如今之计，最明智的办法还是把斯特拉赛尔召来，将争吵平息。于是，希特勒便令他的司机施列克，“不惜任何代价”，立刻将斯特拉赛尔找来。但，此时他早已在慕尼黑的寓所里了。他匆匆叠起行装，前往意大利休假。那时刚好有个朋友前来探望，他对友人坚决地说：“我是个打上了死亡记号的人。”他告诫他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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