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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化作一件寿衣，

骄傲地盖住我的尸体！

旗帜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和想要生存千载的第三帝国。因为他，他热爱的德国躺在废墟上。

他之生命的动力——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恐惧——烟消云散了。这是最大的讽刺。他原拟消灭600万犹太人，并以此作为奉献给世界的厚礼。但是，这反而导致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的国家。

尾声

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国家社会主义也突然地、绝对地结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领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那些疯狂的追随者中，没有人想将希特勒的远征继续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尔卑斯山堡垒”，到头来也不过是幻想而已。原看来是20世纪最强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自拿破仑逝世以来，没有哪个领导人之死如此干净利落地将一个政权铲除。

即使在死后，德国元首仍是个神秘人物，使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议。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烟，地堡内还谣言四起，说“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克斯曼，已将一部分骨灰装进一个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杀的消息，有些德国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莱因的父母就曾对美国的一名反间谍情报人员说，他们的儿子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对哈里·霍普金斯说过，他觉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鲍曼一起在某处隐姓埋名。直至1968年，苏联的历史还是持这种说法。1968年，苏联一位新闻记者，列夫·贝济孟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该书透露，俄国人确曾于1945年5月4日在地堡外发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的尸体。作为证据，贝济孟斯基还将苏联红军法医委员会的验尸报告收入书内。该报告称，在希特勒嘴里发现有毒药瓶的玻璃碎片——头上没有子弹洞。换言之，苏联人含沙射影地说，希特勒死得像个懦夫。报告还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这个结论被一些历史心理学家一再引用，尽管三个曾对希特勒进行体格检查的医生都称他正常。苏联久久才披露这一情况，人们不禁产生怀疑。这份详细的报告虽然有5位病理学家和法医签名证实，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为依据。贝济孟斯基本人也承认，遗骸已被“完全烧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对此怀疑的人们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发现，斯大林为何要在1945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谣言。对贝济孟斯基的解释，他们一点儿也不信服。贝济孟斯基说：“首先，当局决定不公布验尸的结果，而是将之‘留用’，以防有人声称‘元首已为奇迹所救’。其次，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骗，他们已决定继续进行调查。”这两种理由，没有一种能解释为何要等待23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释尸体如何毁灭。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档，有案可查；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牙科法医专家雷达·索格纳斯医生发现，这些牙与1943年用X光拍照的希特勒的头壳照片所示之牙齿完全相吻合。在爱丁堡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法学会议上，索格纳斯医生说，这个铁证证明，希特勒已死无疑，苏联人所验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开枪自杀的证据又在哪里？“证明”无子弹洞的头壳已被毁。另外，地堡内的目击者，谁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变了颜色；而发现的毒瓶又只有一个。

戈培尔之死就没有什么神秘了。5月1日，在试图与苏联谈判失败后，他对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说：“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银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别。戈培尔夫人把6个孩子从床上弄醒。“孩子们，不要怕”，她说，“医生要给你们每人打一针，就是给孩子们和士兵们打的那种针。”一个名叫昆兹的牙医给每个孩子注射了一支玛啡令他们昏昏欲睡后，戈培尔夫人亲手在每个孩子口中放了一个盛有氰化钾的药瓶（已敲碎）。

地堡内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们被分成6组。晚9时，第一组将朝最近的一个地铁进口处跑去，沿着地铁铁轨，步行至弗莱德里希大街站，然后从地铁出来，越过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余5组之路线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时间出发。有些人被俘获，死者却寥寥无几。真是奇迹。

晚8时45分，肯普卡前往戈培尔居室道别。孩子们已经死了。戈培尔太太镇静地请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告诉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出了房门。他泰然自若，对瑙曼之忠诚与谅解表示感谢；玛格达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尔讽刺地说，他们要走到花园里去，省得朋友们去抬他们。与瑙曼握别后，戈培尔伴着他的夫人——她一言不发，脸色惨白——朝出口处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楼梯上。接着便传来一声枪响。又是一枪。施瓦格曼和戈培尔夫妇的司机连忙奔上楼梯，发现戈培尔夫妇已倒卧地上。一个党卫军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是他开枪射杀他们的。他和后来的两人在尸体上浇了四瓶汽油，点着了火。他们未观察焚烧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们原是被令要毁尸灭迹的）。他们把最后一瓶汽油倾泻在会议室里，点着了火。

马丁·鲍曼的命运比他的主子的更有争议。人们一般认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销机密的英美两国的情报资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尔萨诺；他的妻子带着9个孩子，从贝希特斯加登逃出来后，就在那里等候。在尔后的27年中，对鲍曼的露面报上时有报道，特别是在阿根廷。1972年年底，美国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称，他有确凿证据，证明鲍曼仍活着，是在南美。这个消息轰动了一阵。数天后，又是一阵轰动。德国当局宣布，他们在元首的地堡附近发现了鲍曼的尸体。曾验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纳斯医生，要求检查头骨，以便与牙齿相对证。开始时，由于他未获准，人们便更怀疑这是一具假尸。后来，及至1973年秋，索格纳斯才获准去检查头骨和在头骨出土3个月后发现的门牙和额骨架。索格纳斯医生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后，便着手准备法医分析报告。1974年9月，他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牙医联盟世界大会”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结论是，这个头壳确是鲍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实的奴仆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2）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希望能与盟国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工作给你做。”在绝望中，希姆莱向施维林·冯·克罗希克求教。“请告诉我，我会变成什么人？”他问这位新外交部长，“你或别人会发生什么情况，本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愤怒地回答说。“我感兴趣的是我们的使命，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

克罗希克给他提供两条出路：自杀，或隐姓埋名。“不过，我若是你，我就开车去找蒙哥马利，说‘我来了，我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准备替我手下的人承担责任。’”

当晚，希姆莱只对亲友们简短地说，有件新的重要任务未完，只能让几个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贴了块布片，改名换姓——同行共9人，包括他的武装党卫军的首席副官维尔纳。格洛特曼在内——躲藏起来了。当格洛特曼发现他的主子有个氰氨药瓶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它时，他指责希姆莱企图走捷径逃避责任——这条道路又是不对他的追随者开放的。他说，作为帝国长官，你希姆莱的责任不但是要替下级官兵之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装党卫军，党卫军保安队，以及集中营的卫队是属完全不同的组织的。希姆莱踌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说，“你们这些青年军官要将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告诉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没干什么。”两星期后，希姆莱被英军俘获。有位医生在进行常规检查时，发现他嘴里有东西，待他伸手去取时，希姆莱咬破了药瓶，立时死于非命。自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数量却比估计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员中。只有位叫罗伯特·雷伊的，在纽伦堡等候审判时自杀。

在纽伦堡，最顽固的囚犯显然是戈林。他来到监狱时，身上带着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40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证时，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习惯，体重减了百分之四十，只有153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单枪匹马地为他的元首辩护。与其他许多被告不同，他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或拿希特勒作挡箭牌。他负责领导犯人，咄咄逼人地发号施令，采取统一策略进行辩护。回到牢房后，他热情地搓着手，称自己为最佳球队队长，还吹嘘说，他会令原告和听众激烈相争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对或软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会进行恐吓，把他们骂得不敢吭声。“看到德国人向敌人出卖灵魂，令我作呕！”在一次进午餐时，他这样说，还以拳击桌。“他妈的”，他又说，“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们的辩护词归结为简单的五个字：舐我的屁股！”在22名主要被告中，只有3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彻）被判无罪，8人被判长期徒刑；其余被判处死刑。1946年1月15日晚10时45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骗了绞刑刽子手。两小时后，处决开始了。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那十三级台阶的是里宾特洛甫。“让上帝保佑德国”，他大声说。“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只有在纽伦堡看到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因为希特勒曾一再对他说，犹太人的问题将用驱逐出境的办法解决。“我做梦也未想到”，他对美国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说，“事情会落得这个结局！”

第二个上绞刑架的是凯特尔。几分钟前，当牧师为他最后一次祈祷时，他哭了。现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饶恕德国人民。为了德国——一切！谢谢你们！”他转身面对牧师——是个美国人。“我衷心感谢你和派你前来的人们。”郐子手约翰·伍兹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将绳索套住凯特尔的脖子，给他的头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时刻这位陆军元帅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审判过程中，凯特尔曾私下对吉尔伯特说过，希特勒出卖了他。“他若不是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那他是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让我们在虚伪的印象下打仗！”

（3）

在激烈的动荡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贴身人员竟活了下来：4名秘书；两名最得意的建筑学家，施佩尔和吉斯勒；他的飞机驾驶员波尔；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录餐桌谈话的两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挚友施奈德太太；他的两个得意的战士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他特别崇敬的3个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格迪·特鲁斯特和赫仑纳·汉夫斯坦格尔。

他的许多副官和军官不但活了下来，且对其经历侃侃而谈：普卡默尔，恩格尔，贝洛夫，伍恩施彻，舒尔兹和根舍。在苏联和东德被监禁12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见青年留胡子和长发，他大吃一惊。“亲爱的朋友”，舒尔兹对他说，“我们输掉了战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的青年已不像我们那时了。”为了让根舍回到现实中来，舒尔兹带他去了一次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1945年5月4日被党卫军放火烧为平地，剩下的败瓦残墙也被美国人逐渐毁灭了。一切都不同了，连通向房屋的那个大阶梯的位置都难以分辨了。两人在察看这个地方时，舒尔兹的妻子给他们拍了照。从他们的惊异的脸上，她拍下了——这是语言做不到的——曾被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终结局。20世纪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实信徒外，谁也不为他悲伤。

译后记

本来不想写什么“译后记”，但有件事情始终令我耿耿于怀，我想把它如实写出，记在最后，权作“译后记”。

翻译本书所费时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这是因为，一方面我日常工作较忙，家庭杂务多。另一方面，想找个助手助我一臂之力，也未找到，我只好单枪匹马驰骋在这本浩繁的巨著里。我把业余时间、节假日几乎全花在它身上了。工作性质决定我要经常出差——我把出差之余的时间也用上了。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译成于旅途，系我心血之结晶。谈了这番话后，读者自然会理解，想起下面所记之事，我何以会如此气愤！

本书的前40万字是“死里逃生”的。事情是这样：某晚窃贼爬入我的卧室，窃走了我一架价值千元的收录两用机。我一笑了之，妻闻讯后责备了我说：“辛辛苦苦买的录音机被偷走了，你不去报案，还若无其事，你家存多少钱？”我说：“小偷偷它，说明他需要它！物质不灭，这台录音机还存在于世界上嘛！只不过是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所改变罢了！”“你……”妻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事情发生一周后的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想看看译稿（译审交叉进行，这是我的习惯），发现号码手提箱不翼而飞！“我的译稿哪里去了？”在厨房赶制早餐的妻随口答道：“不就在手提箱里吗？”“不见了！”“什么？！”“哎呀呀，小偷给你顺手牵羊了！”

译稿丢了！小偷大概以为那提箱贼沉贼沉的，必定是装满了钞票！

我怒发冲冠，顿足骂道：“窃贼！我……我……我枪毙你！”

“枪毙”之类的话，纯属气愤之发泄。我没有枪，即使有人给我枪叫我毙死囚，我也未必有胆量去扣动扳机。译稿丢了，这却是事实，一年来的废寝忘食呀！气愤之余，我指天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丢失的部分重译出来！我不相信还有小偷再来偷它。

大概是我要“枪毙小偷”的豪言壮语传了出去，整个宿舍区的人都对我表示同情，连小孩也要问上一句：“胖叔叔，书稿找到了吗？”

大概是在译稿被窃后的第九天，一个红领巾急急忙忙跑来找我：“胖叔叔，那门后边有一大堆稿纸，是不是你的？”

我扔掉手中的笔，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跑过院子，拐进另一楼区（跑动间不慎一脚踩在钉子上），进了那扇门，像饿虎扑羊似的，一下子扑在那“一大堆稿纸”上！译稿！我的译稿！在兴奋之余，我不免想到了那个小偷：他还真有点儿良心！但他也不够朋友，他把我那只手提箱拿去了。

几年已经过去了，但我对此事仍耿耿于怀，并以此为题作了“译后记”，是不是我心胸太窄？也许是吧！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的读者：我爱自己的劳动，更爱你们！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