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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北海海豹和墨西哥湾海洋哺乳动物易受感染是有机氯化物的污染所致。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对北极水域鱼类的过度捕捞也许是麻疹病毒杀死北海海豹的驱动力。北极的极地海豹，由于被捕鱼业剥夺了食物来源，便向南移动寻找食物，由此与北海的港口海豹不期而遇。科学家们推测，那时，极地海豹所携带的自身对其有免疫力的麻疹病毒，便跳到了免疫系统已受损伤的港口海豹身上，并将其毁灭。但是在墨西哥港，有另外一种力量扩大了有机氯化物的影响。正是它为利马霍乱的爆发提供了诱因。
1990年美国中西部和密西西比峡谷的降雨量非常之大，暴涨的河流倾泻进墨西哥湾，裹挟着大量的杀虫剂、化学物质和人类与动物的垃圾。正如尽人皆知的北海的严重污染一样，这种洪水泻入海中也是美国海岸死去的海洋动物体内有机氯化物存在的一个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们免疫系统缺损的原因。
所有这些间接证据都暗示着1990年墨西哥湾的死亡事件可以合理地归为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可能这些动物的免疫系统因为食物中的有机氯化物毒素而逐渐衰弱，而在浓密海藻中出现的新的变异病毒，它们本身也是其他形式的污染所激发的。所有这些都对人类健康极为不利，而因与果的循环并未就此终止。有机氯化物也污染大气，尤其氯氟碳化合物和其他碳氟化合物。当它们升入同温层，在阳光辐射的影响下它们会分解。自由的氯原子于是和存在于同温层中称为臭氧的三氧原子发生反应，夺走臭氧分子的一个氧原子，形成氯氧化物，留下正常的氧（O2）。臭氧是非常关键的阳光过滤器。没有了它，紫外线会直接透射到地球表面，对那里的生物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从所有鱼类、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极为依赖的浮游生物的死亡，到人类的皮肤癌和植物的变异，不一而足。因为紫外线扰乱生物的基因，它使海藻群落中发生的变异和基因改变更加严重。
1970年代丽塔·科尔韦尔已经发现海藻中生活着霍乱病菌。种它在海藻的包囊中休眠。1980年代初厄尔托霍乱在南亚和东非泛滥时，科尔韦尔和她的助手们仔细研究了这种新菌种，发现它与海洋藻类有极强的亲和力。一开始，细菌在浸到寒冷的海水中后会收缩起来，缩成正常大小的1/300，然后进入休眠。在水变得新鲜、温暖并且水中的氮增多的时候，弧菌会回到它们正常的活跃状态。这种对应条件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到了夏天，海藻会在一处河口或港湾接触到含盐的水或清水，沐浴在沿岸冲到河水中的肥料和垃圾释放出的充足的氮之中，这时，便是弧菌复苏的有利时机。厄尔托霍乱菌完全适合在海洋中生存，尤其与藻类相伴。研究者们发现，甚至在它们收缩冬眠的时候，它们也在依靠藻细胞中的蛋囊为生。一个藻细胞可以养活一百万个细菌。1991年1月爆发的利马霍乱，其流行路径其实很简单：海藻将厄尔托霍乱菌带到了的利马，如果利马对水进行氯化处理，也许会避免这场灾难，但是利马没有处理，城市供水系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尔韦尔认为，如果追踪海藻的移动，尤其从霍乱流行的孟加拉沿海开始，传染病学家就可以提前预报霍乱爆发的地点，帮助有可能受害的人及时预防。可惜的是，很多国家，包括秘鲁这样的沿海国家，对此一概熟视无睹。　
　　　　　　　　　　　　　　　　　　
　毛蚶大闹上海滩
　1988年1月初，上海市发现大批腹泻病人，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查明与生食毛蚶有关。1月6日上海市工商局和卫生局采取联合行动严禁毛蚶在市区销售，并没收和销毁了“带菌”毛蚶，从根本上切断了传播途径，但为时已晚。1月上旬全市已发现20多名因食毛蚶而发生的急性甲型肝炎病例，预示一场甲型肝炎的爆发可能性。1月19日起全市甲型肝炎病例数急剧上升，整个流行波持续约30天。1月20日、1月25日及2月1日先后引起三个发病高峰，共发生病例292301例，死亡11例。由食用贝类引起这样大规模的甲肝爆发实属史无前例。通过全市12个区对17000户、60000居民整群抽样调查，食与不食毛蚶的发病相对危险度为倍。
上海市甲肝流行的三个发病高峰，都与江苏省启东市吕泗海区毛蚶在上海有三个销售（进食）高峰是相关连的。就在上海这次甲肝流行的同一年，江苏、浙江、山东三省也爆发了甲肝，引起这些地区甲肝爆发的原因，同样主要是来自于吕泗海区小庙洪一带的毛蚶。
毛蚶体内富集甲肝病毒，1999年又从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中再度检出甲肝病毒，在宁波饲养了一段时间的启东毛蚶和在吕泗海区捕捞到的毛蚶，产地取证结果均分离培养出甲肝病毒。是由于甲肝病毒在毛蚶体内长期携带，还是毛蚶生长的海区受到甲肝病毒持续污染所致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毛蚶的甲肝病毒是生活污水（粪便、泔水等等）和工业污水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所造成。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每年直接排入近海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有66亿吨。毛蚶是上海特别喜爱的海产品，这种污染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让喜食毛蚶的上海市民望蚶生畏。
总而言之，人类制造的污染，在残害海洋生物之后，就会回过头来残害人类自己，利马霍乱和上海毛蚶闹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有专家预言，如果人类的污染持续下去，自然界更严重的报复还在后面，不要以为科学可以对付一切，人类只有首先学会“做人”，才有真正的安全。　
　　　　　　　　　　　　　　　　　　
　大气层的漏洞
　如果全球升温的预测最终是准确的，恒河口将是未来的半个世纪遭受损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地球气候的变化与我们在最近两三个世纪消耗的惊人的矿物有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无论专家们的预感是否应验，无疑，煤、油和天然气的燃烧使大气层的二氧化碳负担急剧增加。植物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腐烂蔬菜、动物消化系统所释放的沼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否则这些热量会以红外线的形式反射回太空。自然的“温室气”使地球温度保持在平均15℃，并有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长。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业烟囱和内燃机引擎倾泻出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给20世纪造成了越来越重的负担。自17世纪中期开始，地球温度逐渐上升，最近100年上升了大约℃。199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研究小组（IPCC）的一份草案则描述了21实际将出现的情况：
由于冰川和南极部分冰层的溶化，海水增多，水温升高，海平面将上升2米。海水将淹没广袤的低洼海岸，包括尼罗河、恒河和密西西比河在内的大部分三角洲，美洲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海滩，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和一些岛国，如马尔代夫群岛、塞舌尔群岛、库克及马沙尔群岛。十亿多人将迁居，或许还要多得多。
地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不仅直接危害人体的健康，也使许多古典传染病“复活”，并在纬度上分别向南北方向推进，挪威、加拿大出现疟疾就是明显的例证。需要注意的是，类似的威胁对每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气候…生物…瘟疫
　在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古代自然瘟疫病菌携带者（和一种中间携带者），瘟疫就在这些具有高度免疫力的野生动物间无害地传播。喜玛拉雅山脉和非洲中部及东部（以及中世纪的亚洲大草原），曾一度是在数个世纪里席卷欧洲以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瘟疫的终极发源地。
如果非洲东部地区是瘟疫的一个古代病源区的活，那么为什么瘟疫会在公元6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突然从病源区当中爆发呢？为什么它会在半休眠了数百年之后，訇然开启其细菌库的大门，继而如洪水般淹没这个世界呢？
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幸存的瘟疫病源区所进行的调查证明，大多数瘟疫的爆发都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会引起瘟疫的爆发；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这样的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在发生“大规模的过量降雨”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大大增加。这样，就有了更多的食物，而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则会大量繁殖。啮齿类动物的数量达到了如此庞大的地步，以至于它们相对于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的生存率大大增加，并由此引发繁殖激增。为了寻找它们的草料领地，啮齿类动物的活动区域必然扩大。同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携带着瘟疫的野生动物便无情地向外扩散了。很快地，这些生物与其他没有携带瘟疫的啮齿类动物有了接触，进而将疾病传染给人群。
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由于缺乏雨水和食物，野生的“具有瘟疫免疫力”同时又是瘟疫病菌携带者的啮齿类动物以及体型较大的食肉动物大量死亡。但是，一旦干旱结束，较之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而言，啮齿类动物以其快速的繁殖速度、更多的产仔量以及更短的孕育周期，得以迅速恢复其数量。这样，在几年之内，狩猎者与猎物之间巨大的不平衡，就会向猎物一方倾斜了。繁殖激增的情况由此发生，而瘟疫大量滋生的啮齿类动物则如野火般蔓延开来。
所有的情况当中最具戏剧性的，还是发生在严重的干旱继之以激增的降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情况恰恰与非洲东部地区在530年代世界范围的气候混乱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据我们所知，瘟疫源自非洲东部并在541年登陆埃及。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以将其从地处偏远的“野生动物”库中“解放”出来。另外，一次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气候紊乱，确实就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携带有瘟疫病菌的啮齿类动物与其他的动物，在这一过程当中就像离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凶猛。
历史留下了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东部瘟疫所造成的死亡率情况以及有关6世纪不列颠岛西南部的定居地湮灭的证据。另外有记录表明，在欧洲北部，其中包括不列颠岛西南部，瘟疫的传播比温暖、干燥的欧洲大陆南端更为容易，更为迅速。在干燥的地中海地区瘟疫病菌只能生存数分钟，而在潮湿阴冷的天气下，瘟疫病菌的生存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不论是干燥的地区还是潮湿的地区，都会因跳蚤的叮咬传播而感染瘟疫。但是，除此之外，不列颠岛上还更容易受到空气传播的瘟疫病菌的感染，这些瘟疫病菌根本无需跳蚤叮咬传播的帮助就能使人直接吸入。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瘟疫和一个地区的气候和生态之间的关联。　
　　　　　　　　　　　　　　　　　　
　城市：病菌的天堂
　也许比疾病影响历史更为微妙的是，人的行为能将时疫扩大到非常的规模，为“慢性”病（比如爱滋病）的扩散打下基础，这些疾病不是突然出现或隐退，而是需要很多年才出现症候。对这些灾难“贡献”最大的当数城市。在历史上，中心大都市一直被当做人类最杰出智慧的磁铁，城市的增长力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标志之一。都市吸引了无数的人，却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敌人——细菌的聚集地。
细菌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繁茂滋生，因为那里的人们经常保持身体的接触，吸入别人呼出、咳嗽或打喷嚏的废气，有范围很大的潜在的性伴侣，他们从当做排水沟用的河里取水饮用，垃圾多得难以处理。在这么熟悉的人群中一个人直接或间接地要接触那么多人，于是，已经在水中、废物、房屋、家具和食物中滋生的细菌，便会像一场烈火在烘干的大草原上迅速蔓延开来。
在繁荣的城市，有众多人住着光彩豪华的住宅，却也有无数的人仍然在没有活水和有效的污物处理的条件下生活着，而这正是细菌的天堂。房屋不足异常拥挤的贫穷城市，更易被感染。“如果罗马贵族偶尔由于水道中的细赤痢，”医学记者劳瑞尔·加瑞特写道，“下游的平民肯定要遭受贵族感染后的废物造成的双倍的细菌危害。”
1853年8月末在伦敦的布罗德大街，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700人，著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发现霍乱空前肆虐是因为人们都在用同一个污染了的水泵取水，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这才使那里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这是一个不算太古老但很经典的故事。现在在大多数城市，用水泵取水的是不多见了，但是，如果我们用水泵借代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那我们和1853年的布罗德大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现在的城市系统越来越庞杂、越来越官僚，一个医生就可以让城市当局改变既有的设施，这几乎是天方夜谈。
在城市，公共化的程度越高，流行病的通道就越多、越通畅，一旦流行病获得传播通道，它将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毁灭性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尤其在居民没有任何自然防线来抵御微生物入侵之时。
西方城市今天整体上已经非常卫生了，但仍是致命的微生物的滋生之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严重。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指出：“两个世纪以前，世界上98％的人是农夫和村民。很快有一半的人成了城市人，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这样城市的水、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超载的。”
那些最易受到新型细菌感染的将是大城市中“丧失免疫力的人和穷人”。卡伦警告道：“如果年轻人缺乏食物，没有工作和希望，他们就会变成社会和医疗业的定时炸弹，变成疾病的传播者。”　
　　　　　　　　　　　　　　　　　　
　引言
　自古以来战争就是瘟疫的放大器和开路先锋。14世纪蒙古军队首领詹尼伯格在一场攻城之战中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而引发更严重的鼠疫，詹尼伯格因此背上了千古骂名，但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放细菌导致瘟疫却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这体现了人们对待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态度。在生物科技发达的今天，制造一场瘟疫易如反掌，1美元的成本就可以让1平方公里范围的生物化为云烟。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着大量毁灭性的生化武器，生物科技提供的“复制瘟疫”的可能性也许是我们人类最大的悲哀。　
　　　　　　　　　　　　　　　　　　
　战争放大瘟疫
　引言：战争是潜在流行病的开路者和放大器，这个结论恐怕谁都可以接受。战争不算是瘟疫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帮凶。在整个历史上，许多次重大的瘟疫都是借着战争扩散，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故意的。只是无论哪一种情况，战争的制造者们都不会甘愿将瘟疫传播的黑账算到他们头上而已。
1348年黑死病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在这次瘟疫中充当了一个特殊角色。据记载，1347年，基普查克·汉·詹尼伯格正率领一支蒙古军队围攻热那亚人的港口卡发（今费奥多西亚，属乌克兰），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队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绝望之中命令将所有病人的尸体用巨大的石弩弹射到卡发城中，让那里的居民也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尽管有些难民设法逃到了海上，但由于已经身染鼠疫还是死在船舱里，于是水手们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就这样，海船载着他们的尸体来到了意大利，同他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自然还有可怕的鼠疫。
当然，战争和瘟疫的关系历来很复杂，是战争遇到了瘟疫还是瘟疫遇到了战争，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历史上有很多次战争在进程中遇到瘟疫，从而使战争逆转方向的例子，瘟疫就会成为某一方的“武器”，最终获胜的一方往往很庆幸，虽然瘟疫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损失。当瘟疫遇到战争的时候，瘟疫的传播速度就会加快，无论是古代的刀枪相见，还是现代的电子战，都会扩大和加深瘟疫的后果。东南亚地区半个世纪不间断的战争，直接助长了在这里反复发生了疟疾细菌对任何药物的抗力，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生物武器的威胁
　詹尼伯格把患有鼠疫的士兵尸体投掷到发城中，客观的说只是为了解气。在历史上，尽管许多瘟疫都通过战争而放大，但在战争中有预谋地“制造”瘟疫，是现代才有的“作剧”。
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蓄意将瘟疫释放到无辜者身上更为荒谬和恐怖的了，但是确实存在专为此而设计的武器。它们使用两种基本的“药剂”或活性成分。首先，要有活的微生物，如炭疽菌、黄热病毒或鼠疫菌；第二是毒素——由这些微生物产生的自然毒素。生物武器设计者最喜欢的毒素是芽孢梭菌引起的肉毒中毒。除了以致命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