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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瘟疫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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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瘟疫，追根究源都是动物造成的。我们在这里，把瘟疫和动物的关系揭示出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人类知道，怎么样的和动物交往的模式对我们的危害最小。
杀不绝的老鼠
如果要问今天对我们人类威胁最大的哺乳动物是什么，答案不是凶猛的狮子或老虎，而是“小不点”老鼠，我们人类同这些小哺乳动物“战斗”目前正陷入僵局。它们和同它们类似的其他生物让我们烦恼，使我们遭受挫折。对于人类来说，小动物比大动物更危险。
尽管一切鼠类都在人类有意识地加以消灭的动物之列，而那些幸存下来的鼠又总能迅速繁殖，及时补上损失，让人毫无办法。动物越小，它们的个体越不重要，但它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命力就越强，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反而更大。
尤其重要的是，巨大的繁殖力会加速进化过程。如果在有一代，大多数的鼠都受到了某种毒药的危害，或者养成了某种危及自身的不良习性，那么肯定也会有一些鼠，由于随机突变的结果，有幸获得了对那种毒药的特殊的抗药性，或者凑巧养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的习性，它们的后代多半会继承下它们的抗药性和比较有利的习性。这样一来，人类用来对付那种鼠，企图减少它们的数目的任何一种办法，便都会失去效力。
对于物种的存活具有重大价值的另一个性质是杂食性。有些动物只吃某种食物，例如澳大利亚的树袋熊只吃桉树叶，它们只要呆在桉树上简直就像住在天堂里。可是，单一的食性只能依靠环境的赐予，在不生长桉树的地方，就不会有树袋熊，一旦所有的桉树都消失，树袋熊便会绝迹，连动物园里也见不到踪影。但是，食性杂的动物却比较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它们喜食的食物没有了，也能凑合着吃其他不那么可口的食物存活下来，鼠类就是杂食性动物。我们吃什么，它们也吃什么。因此，我们人类走到哪里，它们也跟到哪里。
在非洲东部地区，对瘟疫具有免疫力的、作为疾病库的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沙鼠和多乳鼠。沙鼠（一种褐色的老鼠）通常每年产仔两窝（总共生产10只幼仔）。沙鼠是一种领地观念非常强烈的动物，为了寻找一块专属领地，一只沙鼠在一个季节当中需要行走4到5公里。这样，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随着沙鼠的数量的增加，由于每一只沙鼠都需找到自己的专属领地，这就导致了携带着瘟疫的沙鼠个体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扩张。
多乳鼠是一种深棕色的鼠类，其大小与金色大颊鼠差不多，大约每50只聚居在同一块领地上。多乳鼠的妊娠期为23天，每年产仔两窝。在正常情况下，多乳鼠每窝的产仔数为5只，但是，一旦食物充足，这个数字会增加两倍，达到每窝15只。一对多乳鼠在一年当中可产出1000多只幼仔。时至今日，多乳鼠仍是一种主要的非洲瘟疫病菌携带者。
很可能沙鼠和多乳鼠将疾病传染给了更多的多乳鼠，以及一种被叫作“阿尔维坎瑟斯”的类似于鼠的生物。虽然后者对瘟疫并不具备免疫力，但是，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其繁殖速度甚至超过了多乳鼠。
在天气潮湿的情况下，这种动物的密度可达到每英亩100只，并且，它还能在一年之内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儿子”、“孙子”等等。不论是多乳鼠还是“阿尔维坎瑟斯”，部不愿侵入人类的居住地，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与不具备瘟疫免疫力的黑鼠有直接的接触。黑鼠是一种特别喜欢滋扰人类的鼠类，在农场、仓库、房间、农村、城镇、市场、港口以及船只上面，都可以找到它们。
在气候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繁殖速度较慢的食肉动物的数量少于平常情况时，一对黑鼠在一年当中可以生育成千上万只的后代。黑鼠有房鼠、船鼠以及黑鼠之分，它们具有相当的侵略性，而且适应能力非常强，它们几乎可以吃掉任何东西—昆虫、种子、肉类、骨头、水果，甚至是“鼠吃鼠”！
一旦不可计数的饥饿的跳蚤从沙鼠身上跳到多乳鼠身上，再跳到“阿尔维坎瑟斯”身上并进而转移到黑鼠身上，那么，首批人群感染瘟疫将不过是数天甚至是数小时的事情。
接下来，黑鼠戴上了“水手帽”，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逐步使得更多的人群、更多的船只以及更多的老鼠成为了瘟疫的受害者，同时又成为了瘟疫病菌的携带者。
小小跳蚤的魔术
令人类沮丧的是，越小越难对付，比如昆虫。在所有的多细胞生物中，昆虫要算是最成功的了。昆虫寿命极短，繁殖力极强，进化速度惊人。目前已知昆虫的品种有70万种左右，而所有其他的动物，总共才只有20万种。昆虫个体的数目，那更是多得不可思议。在潮湿的土壤中，在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属于数百种不同品种的昆虫多达亿只。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1×1018只活昆虫，每一个活着的人可以摊上亿只昆虫。我们这个星球上活着的昆虫的总重量比所有其他动物加起来的总重量还要大。
以昆虫为主角的虫灾是人类的重要灾害之一。例如，在印度有一种叫做“红棉虫”的昆虫，它们生长在棉花植株上，每年要毁掉半数的棉花；美国的棉田里也生长有一种棉铃虫，使得美国生产一磅棉花的成本提高了10美分。在美国，昆虫造成的农作物和财产的损失每年几乎达80亿美元；在中国，我们熟悉一种带来灾害的昆虫是蝗虫（蚂蚱），历史上很多次蝗灾给人们造成重大损失。
在所有昆虫中，至多只有3000种要惹出一些麻烦，主要是一些依靠我们生活、吃我们食物和咬坏我们的贵重物品，如苍蝇、跳蚤、虱子、蚂蜂、大黄蜂、象鼻虫、蟑螂、地毯蛀虫、白蚁，等等。当然，其中有些昆虫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麻烦，而可以是灾难，如苍蝇、跳蚤、虱子等等都会引发疾病甚至瘟疫。
虽然在史学考证认为，天气的恶化是6世纪非洲东部地区瘟疫蔓延的原动力，但是，真正的病菌携带者乃是低贱的跳蚤。
作为瘟疫野生库的啮齿类动物对瘟疫具有免疫力，但是寄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跳蚤却并不具备这种能力。跳蚤死于瘟疫。而正是其自身的死亡对它们传播疾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一只跳蚤感染瘟疫之后，它的部分肠道会被繁殖的瘟疫菌和血液凝块组成的混合物所阻塞。这样，这只跳蚤就会感到饥饿，并且变得极其贪婪，它会跳到任何移动着的动物身上去，而根本不管这种动物是否是其正常宿主。当然，由于其肠道被阻塞住了，所以不论这只跳蚤为了寻找血液而跳到何种动物身上，其饥饿状态都是永远不可能有所缓解的，它只会继续觉得饥饿难耐。因此，这只跳蚤只有快速地从一个宿主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吸它们的血，同时在其永远不可能完成的“饥饿之旅”中将瘟疫传播了开来。疾病由此找到了自己的传播途径。
猴子的罪孽
人们对于爱滋病成因历来争执颇多，后来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 （人体免疫缺损病毒）非常相像。对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
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方法能让猴类病毒跳到我们之中。猴子是许多传统非洲社会的重要食物来源。当人类侵犯它们的林间栖息地时，绿猴独特地改变它们的进食习惯，去垃圾、食品仓库甚至人的住屋里寻找食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小滴几乎肯定无人注意到的猴血，可能会触到人手上因疏忽而致的伤口——于是病毒便跳了过去。也有人类学家报告说，在大裂谷湖区生活的一些人——今天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愿意用猴血注射他们的生殖器、大腿和后背，相信这样能增加性快感。另一种可能途径是大量的绿猴交易，主要是用于美国的制药业，在二战之后兴旺起来的这种行业为病毒从动物跳向人类提供了无止境的机会——在非洲、美洲，或它们之间的什么地方。但是无人真正知道何时、何地、多么频繁地、真正发生这样的跳跃。
当然，猴子还是许多种流行病病菌的原带者，比如黄热病、睡眠病、埃博拉热、欧尼恩热等等。
引言
瘟疫无国界，许多流行病都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横扫全球，而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专属的“地方病”。大部分的瘟疫都和气候的变化有关，许多古典的热带流行病正在沿着纬度向两极推进，并且沿着垂直方向往上攀爬。受到人类污染的海洋生物，除了大量的死亡和自杀之外，它们已经成为最可怕的病毒原带者，1991年利马霍乱就是海藻对人类的报复。我们生活着的城市是病菌的天堂，可是表面的干净却掩盖了这一事实。与古代和近代不同，现代化的城市更禁不起瘟疫的袭击，这主要是我们的“都市生态”决定的。
一方水土一方病
历史上许多地区的“地方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里的生物结构决定的。环境的局部细节能影响各种不同蚊子的相对产量，这是造成地中海某些地区有疟疾而另外一些地区却没有疟疾的主要原因。关键的变数包括，该地区是否拥有适合某种蚊子的水质。有些种类的蚊子幼虫喜欢流动的水，讨厌静止的死水，有些蚊子幼虫则喜欢咸水，讨厌淡水。水中含有或缺乏某些微量成分，可能是决定某地是否会盛产某种蚊子的关键因子。除了地中海地区疟疾分布之外，还有其他的例证，比如在欧洲地区，最有“攻击力”的疟蚊就偏爱吸食牛血，只要牛血来源不匮乏，它们便会对人类宿主“视而不见”，因而传染链就自然中断，因为牛并不会感染和传染疟疾。
在古代也许没有人能阐释决定“疟疾在何处、以多严重的方式干扰人类活动”的关键变数。而在现代，单凭一些似乎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界定地中海地区的疟蚊感染区域，并且可以做出一般性的史学观测：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当地中海沿岸开始出现文化扩张过程时，比起已开发的爱琴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区域（叙利亚、巴勒斯坦），要不是较为干燥（比如北美），就是较为凉爽（比如黑海沿岸、意大利部分地区以及一般的西地中海）。而上述两区域种天然环境都很容易阻止疾病强化，虽然当地人口密度正在增加。
在某些地区，疟疾无疑对人类具有毁灭性。希波克拉底对于长期疟疾患者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饮用过它（指静滞的死水，他认为这正是导致疟疾病征的祸首）的人，通常都带有肿大、僵硬的脾脏，以及又硬、又瘦、又热的胃，然而他们的肩膀、锁骨及脸颊却憔悴不堪；事实上，他们的肌肉已经分解来喂养脾脏了……。”大城市一旦染上它，无疑也会变成强化疾病流传的中心，结果，人们的生命明显地缩短。但是，纵然如此，地中海区域在朝向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依然可以算是一处对人类而言相当健康的地方。
这样的历史观测对于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微观的指导意义，创造局部的抗传染病的环境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交通，比如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绕地球转一圈的飞机以及速度日益加快的火车和汽车等等，会加快许多流行病的传播速度，扩大其传播范围，但是，我们也强调，在现代，扫荡式的流行病比以前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即使在两个地区出现某种传染病，与这两个地区相邻的地区仍有可能幸免，这就是局部屏障的防护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巧”的道理，即使在一个传染病正在流行的城市，也会有一些安全的家庭和个人，他们的营养状况、卫生状况、心理状况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躲过传染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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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掀起龙卷风
“安第斯山脉的蝴蝶拍动一下翅膀，孟买就会起龙卷风”，这是对混沌理论的通俗概括，它形象地描述了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事件的组合，甚至可以导致一场巨变。在疾病的世界，任何微小的、随机的、分子级的病菌基因改变，都相当于蝴蝶翅膀的一次拍动，它所引起的传染病便是能摧毁生命使社会陷入极大混乱的“龙卷风”。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就在劝服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甚至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的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的甚或灾难性的后果。
生态学家和“绿色和平”战士警告我们，全球升温，臭氧层泄漏以及河流、湖泊、海洋的污染，确实使北极熊、海豹、美丽的鸟类和许多其他野生动物受到严重威胁。但是经常被人忽略的是，环境的破坏已开始危及人类的健康。有些影响鲜明可见，比如刚刚泛滥于全球许多国家的几次霍乱。其他后果更加微妙和有害，例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但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等。
出于多种目的，人类一直在故意冒险地干预自然界，我们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例如物种的灭绝——而且我们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秘鲁卫生部长的急救包
霍乱大部分是由水污染引起的，早在1850年代，英国医生斯诺就发现了伦敦布罗德街角居民饮用污染了的井水引发霍乱的事实，并说服市政官员从压水泵上取下压杆，禁止居民从这里汲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霍乱的扩散。但是，禁止居民喝污染的水只能作为实验措施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因为居民饮水是日常行为，而提供洁净水源是系统工程，实际上，许多国家，饮用水的污染一直是顽症。
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在秘鲁爆发多次的霍乱大部分是由水的污染而起，现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利马，供水系统还是20世纪头20年间兴建的，而当时的人口只有23万，那老化的供水系统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更糟糕的是该城渗漏的供水系统已将病菌冲到了自来水中。
在其他的主要城市情势更加危急。秘鲁首都以北350公里的钦博特，根本没有全市的给排水系统。原始的废水直接倒进河中，自来水又是从河中抽上来的。一旦霍乱病菌进入河水中，它便不可避免的会被抽上来喝掉；离利马大约500公里的特鲁希略，没有河流，只有一系列的水井，一些官方和更多非官方的水泵从中取水。井中的地下水极容易被污水污染。
依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其中死亡3538人。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WHO的感染人数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WHO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2％。果真如此，那么便有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12％，有超过万人死亡。
在秘鲁，如果不是国家卫生部长的远见卓识，死亡人数还会更多。他意识到了这种腹泻式疾病在全国的严重程度，他获悉孟加拉新近使用过再水化疗法治疗霍乱病人。为了补充体内因腹泻而缺少的生命必需的电解盐，以及使盐能为内脏所吸收的葡萄糖，他将这两者配成药剂（被称为“小急救包”）大量分发给市民，它只需简单地溶入水中便可以给患者服用。在厄尔托菌袭击秘鲁的时候，这种办法使死于腹泻的人减少了40％。
秘鲁卫生部长的举措是雪中送炭也算是“亡羊补牢”。但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假设换另外一个卫生部长，他不知道“小急救包”的妙用，他麻木不仁，情况就会很惨。在历次瘟疫中，因为当政者的作为而拯救或贻害患者生命的正反例子都屡见不鲜，但是，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系在一些人身上，那真是太危险了。
海洋生物的悲剧和海藻的报复
城市供水系统的“腐朽”是秘鲁霍乱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说这场霍乱的就是供水系统造成的，那就是大错特错。任何城市，供水系统都包括两个部分：渠道和水源，利马也好，距离利马350公里的钦博特也好，供水系统的不堪重负的确会加深水的污染程度，也会“迫使”居民滥用地下水，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秘鲁水源本身的高度污染，这种污染来自于海洋。环境问题成了制造现代瘟疫的头号“凶手”。
科学家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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