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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天，家族群体依赖散布在宽阔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为了躲避严寒或积雪，就会群体举家搬迁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间。在此提到的“群体”，指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过去曾经被使用的“宗族”（这也是概念用语，类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对于词语的想象来思考现实，可能会有偏差。

　　　　夏驻扎地与冬驻扎地间的移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交通要冲设有井，牧草地则散落其间。

　　　　游牧的生活相当有系统，在迁徙和扎营间持续重复，以规律的原则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群，春季出生、夏日茁壮、秋冬宰杀（以小公羊为例）和配种培育等，在广大无边的大地无尽地循环。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维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与物的交会处，也是集合生产、交易、移动、信息及文化的重要汇集点。从欧亚中间地带人与物的流动来看，可见城市发挥了该具备的机能原点，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能地相互需要，对住在人烟稀少的游牧者来说，城市的意义实在重大。

　　　　若将游牧当做生活的必然结果来看，游牧及游牧社会造就了几个明显的性格：机动迁徙、群居、还善于射御之术。生活和环境的训练让游牧者的危机应对极为优异，还能灵活自信统御团队。且不论骑马射箭是门高段的技术，马匹也很重要，不论古代或现代，尤其在欧亚，战斗用的大型马是相当贵重的财产，但对游牧民来说，善骑的人与良驹都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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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枪火弹药等武器从根本改变战争类型以前，游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优良、强悍的机动部队，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影响，多数都归因于优越的军事。

　　　　一般认为游牧骑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约西周宣王时期）出现，直到十七八世纪中期左右为止，游牧军团的时代约长达2500年。他们以军力所获的区域纳入版图，其实不论绿洲大小，在版图内的区域都该定义为“国家”，须特别留意的是，这些国家都不是由单一游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局限的。

　　　　“什么”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游牧民族”或是“游牧骑兵民族”来定义游牧族群，有时称“游牧民族国家”或“游牧骑兵民族国家”，这是耳熟能详的普遍用语。

　　　　但真的是那样吗？若说“游牧民”尚可理解，但说“游牧民族”或“游牧骑兵民族”时所使用的“（单一）民族”，真的存在吗？真有“民族”这个群体吗？或“游牧民族国家”、“游牧骑兵民族国家”中定义的“民族国家”真有这回事？后者或许不是将它当做“（单一）民族国家”的意思，而是单纯地指“游牧种族”或“游牧骑兵群众”所建立的国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国家”两个词汇连结所产生的误解，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日本大众所使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刻板的语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根基于近代西欧所创的架构及价值观中。

　　　　“nation（民族）”（在法文为“nation”，德文为“nation”，但语意及意涵都有些微差异）总而言之，所谓“nation”这个人群的“实体”，是被视做超越地位或身份，财富或阶级而存在的，而国家则是被定义为以之为基础的人工产物。这其实是某种“神话”。如果不这么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兰西”也不曾存在。这种论述获得普遍认同，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利用此种趋势应运而生。

　　　　19世纪是西欧最辉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更是至高无上的标准，今日学问、学术上的“知识框架”，几乎都与之同时形成。

　　　　以“nation”为基础的“state”，像是“nationstate”，更被视为历史的当然产物。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追求那个“理想”努力、流血流汗，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称为“nationstate”的国家接连建立，其中相当多数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国家”，而以特定族群为政治核心的“nationstate”，其“国内”的对立，则是从一开始就结构性地存在。不过就一般而言，最大冲击的还是在苏联解体前后开始的一连串转变。

　　　　最初东欧有民主运动，也有许多人提倡西欧式民主的胜利，然而那都是短暂的黄花，“民族自立”、“民族纷争”及“民族纯化”几乎同时在各地频繁发生、激变，多数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国家”、“国界”及“社会”等既成概念传遍各地前，这类意识形态急速地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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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直接地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吧！只能说这种想法是一直以来都太不了解，或太不关注欧亚内陆的现实，或是欧亚世界史的实际状态了。真是有点过于轻率的想法。

　　　　“回顾人类历史诸多事象，西欧型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很完备，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模式的一种尔尔。若能不要只将西欧文明作绝对、神圣观，能够更平易地重新检视人类一路走来的步伐，就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点。”

　　　　对于那些“nationstate”视做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静地观察或可发现，大多数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后才出现“nation”。先有“国家建设”，才有“国民建设”，西欧的例子即是如此。

　　　　日本的历史及风土环境非常容易引起西欧型的“nation”及“state”概念。不论“民族”、“种族”、“国家”、“领域”、“社会”及“文明”等方面，日本的传统及环境都异常地与西欧相似，因此容易被连结（当然，若严格来说是不同）。西欧型的“nationstate”过度适合于日本，甚至超越其本来意义。σ米σ花σ书σ库σ ；www。7mihua。com

　　　　而更加促成了这种近乎于无意识的意识者，即是翻译用语。将“nation”翻译为“民族”或“国民”，将“state”解释为“国家”，也因此不得不将“nationstate”解释为“民族国家”或是“国民国家”这类汉字，这样的译法是否妥当？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就不在此深入说明。

　　　　汉字这种象形文字，远较英文字母等拼音文字刺激心理产生想象。或许因为日本有前述的特殊相关背景，至少在日本，“民族”这个汉字词汇很容易被当做与“种族”、“人种”的类近词意使用，这也是因为汉字文字组合本身容易让人产生类似联想。不像“nation”与“race（种族）”有明显差异，更进一步地说，若将英文“people”审度其意而翻译为“民族”，就越加背离原意了。

　　　　此外，“国家”这个汉字词汇，原本与日文用法的“朝家（译注：皇室）”、“公家（译注：贵族）”意义相同（最初是指春秋时代诸侯的“国”及其下之卿大夫的“家”），若将其改用现代日文解释，大概就是朝廷、王朝、甚至是天子的意思，假如不用汉字，或许接近原本就具有此种意涵的和文“おかみ（译注：御上，指天皇）”语感。

　　　　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与中国人曾就“国家论”相互争辩，但不管怎么讨论就是无法取得共识。后来仔细考虑，才知道是彼此对“国家”这个词汇的认知不同，据说中国人的认知是“朝廷、王朝”，就是清朝。

　　　　“国民”这个词汇，是从“民族”及“国家”各取一字而来。第一个字是“国”，可推测是先有“国家”才有“国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state”这个理念，反而是这里所说的“国民”较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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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必牢牢记住：绝不可轻忽文字和词汇、翻译用语产生的误判。“nation”及“state”这两个词汇，在日本翻译成“民族”、“国民”、“国家”这类汉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思考时，脑中总是会浮现与该汉字相关的印象。

　　　　话说回来，以“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形容，可能有点言不及义。作者观察世界史过程发现，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元种族国家（multiethnicstate）。

　　　　作为国家核心的游牧民集团，原本即是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为一般。当它发展成类似“帝国”（在此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用此惯用语）的统御广阔疆域政治权力时，已可说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

　　　　不只在欧亚中间地带，甚至以较宽松标准来看，这些曾于整体欧亚大陆的历史中兴起灭亡、生存毁灭的政治集团、王朝或国家权力，若以近代西欧型的国家观为基准来看，都具有暧昧松散，轮廓与内容都不甚鲜明清晰的特质。不过，即便如此，那也是国家，也是政权。那是在悠长历史中大致上的现实样态。

　　　　若以近代西欧式的价值观判断裁定“这不是国家”，最后到底会剩下多少“国家”呢？反而可见近代西欧文明所描绘的国家样貌，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颇。观察近代许多造成影响的“民族纷争”可发现，西欧的“nationstate”观念助长了“民族问题”，甚至让问题更加显著。（有一阵子，此用语被转换为“地域”纷争，应该是对“民族”这个词汇语意困惑的缘故。）

　　　　因此，除了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确实厘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价值观局限，换句话说，不是以身体去将就衣服，而是让衣服合于身体。

　　　　欧亚历史之于世界历史，等于是构成了这个“身体”的大部分。尤其是连结欧亚东西，成为历史大幅开展中之主角的欧亚中间地带游牧民及其政治集团，正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不论褒贬，他们都充分展现人类世界中“国家”的角色，至于这个超越“民族”的东西究竟为何，就是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

　　　　可见于史料或只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谓历史，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在已知的史料当中，其实不太见得到游牧民的姿态。一直以来，历史之所以以西欧为首的文明圈为主体，也有其莫可奈何之处。

　　　　就如先前叙述的，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不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归类于负面形象，受到“野蛮”、“破坏者”及“不文明”等贬词称呼，若论对错，常归咎于游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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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纪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做“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限。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发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情绪以致下笔偏颇。u米u花u书u库u ；http：//www。7mihua。com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汗青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自由已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本来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言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发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本书所要做的是，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发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之历史鸿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发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老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连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