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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是没人愿写，愿写的人多极了；说这事其实本与他的职责无关，是他“横插了一杠子”，手拍胸脯替我大包大揽的。因为他对我的能力有完全的信任度，认为非我莫属。
　　闻言我竟诚惶诚恐，深觉自己太辜负他的信任，也太驳他的面子，叫他怎么向别人解释呢？不是等于拿他在别人面前的威望不当一回事吗？
　　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如下的话——一定认认真真地看材料，倘自认为可以胜任，宁肯将自己的计划内创作后延。
　　他脸上这才重露笑容，大手在我肩头一拍，义气厚重地说：“还是战友！客套话我不讲了；否则，我离开你家，心里可就太别扭了！”
　　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
　　有人认为他不死也得被枪毙；
　　有人认为他还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也没用，因为牵扯到了某某公子，因某某公子又必然地将影响到……
　　——好像就要像有些人胡说的那样“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
　　这未免太偏激、太悲观了。老百姓的头脑中，自有他们自己的逻辑，不管这种逻辑错与对。
　　正如他们所说——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中国都会照样发展。
　　但我每每想及北方，心中总不禁顿生一缕悲哀。
　　如果他不是周冠五的儿子，他的人生绝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不和那某某公子关系密切，他的人生也不会这么个了结法儿；
　　如果他父亲不自恃有背景，两年前就该弃权下台了，也就不会自作主张地将他推到类乎首钢“第一把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
　　北方，北方，你知道吗？——我为你一叹再叹。
　　叹你，于你又有何意义呢？
　　悲你，于我又有何祈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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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都曾跪下去过——“三资”企业备忘录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白纸黑字写着——我不是法盲。我知道“婊子”二字，对于女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我明白是在侮辱她，也准备好了承担这一后果的法律责任。但我并非一个以公然侮辱女人为能事、为快事的流氓文痞。
　　珠海发生的那事件，似乎没见过有哪家报转载，甚至没见过哪家报间接地报道过。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吧。就我的读报范围而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大有影响的报，似乎皆保持着暧昧的沉默。尤其电台和电视台，据我所知，概无评说。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中国的一切媒体，对那事件，一时都装聋作哑起来。这就使我不禁作如是之想——也许都收到了“新闻回避”的指示？
　　在珠海有一家韩国的电子公司，管理者是一名韩国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职工尽是中国人。那韩国女人，蔑视中国早已颁布的《劳动法》，经常迫使中国职工加班加点，最甚的一个月竟加班二百五十多个工时。平均每天八个多小时，相当于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加班加点是无偿的。敢有抱怨者，即刻开除。那韩国女人，性情暴戾乖张，动辄对中国职工大加训斥，甚或打骂。数百中国职工，竟无敢抗议者。一次又迫使职工加班加点。一星期内，不分昼夜，除了吃饭，不许停止。即使吃饭，也不许离开工作台，只能守着工作台吃盒饭。一个星期内，包括每天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全体中国职工只获准了不足十小时的休息时间。说是非人的对待，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正是在这一个星期里，在职工们连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后，在被允许的十几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内，有一个并不上厕所的老职工，实在坚持不了那一种巨大的疲劳了，伏在工作台上打起盹来。而这一情形，被那韩国女人巡查时发现，操起一块铝制台板，朝老职工掷去，击在老职工背上。
　　她大发雷霆，吼叫着，命各班工长召集全体职工肃立在她面前，听她训斥。
　　全体职工默默地肃立在她面前，默默地听。
　　那韩国女人，竟又喝令全体中国职工，包括各班工长们，跪在她面前“反省”。这真真是一人有“过”，众人皆罚。这一种现代企业的野蛮之至的“管理”方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在我们这个早已完全独立、主权完全自主的国家，能不令人震惊，能不令人联想多多吗？这一事件，即使摆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全球大背景来看，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啊！
　　然而，一百多名中国人，一齐地，全都跪了下去。不但全都跪了下去，而且全都低下了他们的头，在一名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的面前！
　　只有一青年工长例外。就连他的双膝，当时也屈软了一下。却毕竟他没有和他的同胞们一样，默默地终于双膝跪下去。他环顾着跪下在他周围一片的同胞们，感受到了一种羞耻以及由这羞耻而从内心里产生的被严重侮辱的义愤。
　　那韩国女人朝他一指，厉声喝问他为什么不跪。
　　他说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而她更加淫威嚣张，说你认为是侮辱就是侮辱！不肯跪你就立刻滚蛋！……
　　没有一个跪下的中国人站起来声援他。他当时处于完全孤家寡人的境地。他愤然离去了。
　　我们无从知道，他离去时内心里怀着怎样的想法……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百多位中国人，低垂着他们的头，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一个三十多岁的韩国女人面前，长达十几分钟……
　　那是一种怎样的沉默啊！
　　当时我手捧着那一份登载有此事件的纪实报道的报纸，刹那泪水夺眶而出。以至于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赶紧地抓起一支烟塞在唇间，大口大口地连吸。尼古丁没能立刻使我镇定如常，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虽远在北京，但我——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仿佛被插上了一把刀。是那韩国女人直接插上的。也是我的一百多个在那淫威嚣张的韩国女人面前驯服如羔羊的同胞们，间接地插上的啊！
　　想我们中国人，几十年前，曾在日本人面前跪过，曾在美国人面前跪过，曾在英法联军面前跪过。
　　但那往往是被洋枪、被屠刀逼着才不得不跪的啊！
　　即使被洋枪、被屠刀逼着，也有宁死不跪者啊！
　　我的思想观念，已被近年来的某些新思想新观念，“净化”得相当“灵活”了。
　　我已很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了——倘被洋枪屠刀逼着，跪下去其实是不打紧的。保命为重。若脑袋掉了，命都没了，其他的一切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那一百多位我们的同胞们的跪，并非像当年一样，是被洋枪、被屠刀所逼啊！他们面对的不是当年的日寇！不是当年的美国大兵！不是英法联军！只不过是一名韩国女人啊！而且我们的同胞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自己的城市里啊！
　　想韩国人，当年也曾被日本人残酷地奴役过。同处亚洲，韩国和中国，当年曾同是患难兄弟国。
　　而现在，一名韩国女人，竟似乎认为，自己有特权在中国的一座城市里，公然侮辱一百多位中国人“没商量”了！
　　想来想去，那特权，还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给的吗？我说“我们自己”，既包括我们的某些软弱可欺的民众，也包括我们的某些媚外威内的大小官员。而且，细想起来，首先是后者们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变得软弱不堪了，才导致我们的某些民众的膝盖骨在外国人面前直硬不得。再细一想，前者们的不争，未见得不是后者们一向“威内”的结果。
　　然而事件到此并未结束。还有下文。的确，我不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件事，而认为是“事件”。既然连两个中国小流氓打架斗殴都是“事件”，而且每每冠以“事件”的标题见诸报端，此为何不可以“事件”相看呢？
　　那当时没有跪下去愤然离开的青年工长，是个有头脑有己见的青年。他到了市工会。于是市工会的同志听了他的汇报，联合市“外资办”抑或“合资办”的同志，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那韩国女人胡搅蛮缠地说：“不错，我打骂过中国工人，但那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心。”
　　随行记者问：“在韩国，你们是不是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你们的工人呢？”
　　答曰：“是的。我的做法，在我们韩国很正常。不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
　　不但胡搅蛮缠，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毫无知错悔改的意思。
　　调查组刚离去，她就对工人们扬言：“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不过罚款！他们要罚多少，给就是了！可我照样是你们的老板！谁不服从我的管教，照样得给我立刻滚蛋！……”
　　还说：“你们中国人，就配这样管教！”
　　那青年工长，一回到车间，却立刻受到了十几个人的围攻和威胁。
　　他们骂他：“没良心的东西！老板给你工作的机会，提拔你当工长，你不站在老板一边，还敢去告老板！你纯粹是找不自在了！”他们当然也是中国人。
　　我不能判定他们是不是那韩国女人豢养的“恶奴”、“狗腿子”之类，因报道中没这么写。尽管报道中没这么写，却丝毫也不妨碍我的头脑如此推测。
　　那青年工长当然落了个即刻被开除的下场。
　　他索要他加班加点了那么多时日的工钱。
　　那韩国女人断然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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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你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去！所有的中国工人都不给，凭什么我要单单给你？难道凭你告我这一条？”
　　那青年工长只得又去找有关方面。
　　在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十分关注南方各报，但再也没发现关于那一事件的报道。我被邀在某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时，曾动声动色地谈到过这一事件。记得我当时说了如下的话：“倘当代的中国作家，以为发生在中国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是与作家的头脑毫不搭界的，倘他的目光对诸如此类的事件拒绝关注，那么他对中国的当代感觉一定是相当麻木的了。身在中国，既对中国的当代感觉相当麻木，那创作也注定缺少了当代的‘中国特色’，不被当代的中国人太关注，则便怪不得当代的中国人‘不识货’，水准太低了。因为在当代的中国人，只将所谓‘纯粹的文学’享作精神‘化妆品系列’的，毕竟实在是‘一小撮’罢了……”
　　我知道我当时讲得多么动声动色。
　　我知道在那一双双目光迟钝而又冷漠的眼里，我当时显得有多么滑稽可笑。
　　是的。我不是白痴。我知道的，内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当众“自言自语”。
　　那除了是我的“自言自语”，不再是别的什么。
　　有人递给我条子。上面写的是——“梁晓声，讲点儿别的。莫再扯这些离题万里、毫无意思的。讲点儿能逗大家开心的、有意思的！……”
　　我读了上面的话。
　　于是一片掌声。
　　于是我明白，他们是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然而在掌声中，我困惑极了。一时不知所措。样子不但滑稽可笑，而且愚蠢可怜了。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才能逗他们开心。如果我是喜剧演员，或马戏小丑，我会为他们展示自己“搞笑”才华的。但我不是啊！我既不晓得怎么逗他们开心，也不明白他们所认为的“有意思”的事，究竟是些什么事……
　　回到家里，我铺开了稿纸，拿起了笔。
　　我想，得有中国人为我们的一百多位同胞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啊！尽管他们是那么地不争，但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他们的不争，他们的软弱，并非我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说到底，他们忍气吞声，畏如驯奴，还不是因为不想丢掉那一份工作吗？
　　于是我写了。题目和此篇一致。写罢，便与另一篇文章《知识和女性》一并寄给了《武汉晚报》的周忠良兄。
　　我在文章中，直斥那韩国女人为“婊子”，并且我白纸黑字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