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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啊，我错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
　　“及至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
　　“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些……”
　　我真是由衷地钦佩老舍先生，实不愧是文学的大师。笔触漫不经心似的，笔调娓娓地淡淡地，就将一个少女变成娼妓的心路过程抽丝剥茧、观察入微地剖析给我们看了。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先生最凄楚哀婉的一篇小说。
　　“我”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她们其实不仅仅为了“挣上饭吃”，更是为了吃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钱包比大多数小女子更鼓。
　　时代不同了，所以卖淫的目标定得更高了。
　　其次，她们心理的嬗变过程极短，观念的“开通”也极快，往往并不需要过程，直接地就扑奔那更高的目标而去。因而，她们往往真的觉得，做娼妓最是一种等于整天玩儿似的“职业”，真的觉得是浪漫的活法儿。甚至，很可能的，在她们“开通”的观念中，是仅次于明星的“职业”。
　　“我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
　　她们不愿深想。偶尔想想，再计算一下自己的积攒，非但并不觉得将来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将来的无忧无虑、将来的富裕、将来的美好。而事实上，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大笔钱，即使是靠卖淫所获，也还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时代对于“人”和“钱”的关系已似乎是这样的了——要么都不干净，要么都是干净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当一年活着”。
　　她们恰恰相反，企图拿每一天都当十年那么宝贵地活着。故每一天都及时行乐，及时挣钱。
　　“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们恰恰相反，因为有了钱，可以经常洗桑拿，可以经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双眼皮儿，可以垫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级的护发、护肤品，可以通过营养丰富的饮食和滋补药物调整内分泌系统——而且，这些花销，往往由男人们“义务”了。所以，养颜有术的她们，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对“憔悴”说“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爱活着，但不应该这样活着。”
　　她们由于以上诸方面与“我”所处时代的不同，其实并不鄙视自己。她们当然也爱活着。并且，比来比去，还很爱像她们那样活着。起码，她们认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与第一幸福的活法无缘，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么？于是，她们反而会看着与“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边儿的女性们着实地可怜。倘强迫她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劳劳碌碌，却每月只开极少的工资，她们反而会觉得等于是一种“迫害”。
　　因而，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她们，不再是《月牙儿》里那个自哀自怜、自惭形秽的“我”了，而是些鲜活快乐、“青春无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对她们有所观察，若再写出一篇半个多世纪后的《月牙儿》续篇，其笔触其风格，据我想来，恐怕会一反前《月牙儿》的凄楚哀婉，不由己地变得后现代主义起来吧。
　　老舍先生当年深怀同情地以“月牙儿”喻那些旧中国由少女而无奈沦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儿”，今也“月牙儿”。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依然的“千里共婵娟”。
　　“月牙儿”却似乎不再有伤感的意味儿了。
　　那么，你在听说的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花惜玉地同情她们么？
　　人口众多导致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首先导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机会相比于男人大大减少。全世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都是这样。
　　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机会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相互间的谋职竞争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于谋职机会以外的年轻女性和少女，像幸运地有着工作的女性和少女们一样，时时会萌生穿好衣服的念头，也时时会萌生享受和享乐的欲望。这就需要钱。在男人们给她们钱的那一刻，他们同时表达或暗示了他们要的是什么，于是双方拍手成交。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钞票为前提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或不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是违背她们对自己没感情的男人掩护她们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在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
　　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
　　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男性妇科医生的身体检查。
　　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地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已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由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少束缚、更自由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


一、一个“逆袭”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他是一个青年。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小县城文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刚过十八岁。说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说是大人还不算大人，正处在青涩的年龄。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类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处——生理上开始分泌最初的荷尔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极能压抑自己。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选到小县城的文艺团里。一个农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运，这使他诚惶诚恐。
　　报到那一天，领导对他说：“五年后你才二十三岁，五年内不许闹恋爱！五年后再恋爱也不迟。”
　　他诺诺连声。
　　领导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怎么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你懂不懂？”
　　他吞吐不能即答。
　　领导教诲道：“第一，政治思想要过硬。对于你，那就得积极参加一切政治学习活动。第二，生活作风要过硬，千万不能小小年龄就搞出什么男女关系的花花事儿来。一旦出了花花事儿，那你就拎上行李走人吧！”
　　他连说：“不敢，不敢……”
　　多亏有领导的教诲在先，两年内，这小青年时时处处言行紧束，中规中矩。尤其是对于周围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就脸红。
　　那文艺团里的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几岁。再就都是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们和她们，倒是不被太严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里，打情骂俏，相互挑逗，寻常事也。蝶引蜂约，偷香窃玉，红杏出墙，投怀入抱，秘密幽欢，婚外云雨之类的勾当，不足为奇。连第一位领导本身，背地里也荷尔蒙过剩，不甘寂寞，闲不大住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风气不良的文艺团。没几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要论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干净纯洁，真是非他莫属了。正因为风气不良，领导们才动辄大讲生活作风要过硬的话。讲归讲，领导们自己先就不过硬。硬也是硬在别的地方。
　　两年中，他是都看在眼里了。他已经二十岁了，自我压抑了两年了。越压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里的男女故事越多。团里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过时彼此交换了一种什么样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视线里，其细节就逃不过他那敏感的目光。
　　然而他似乎依然是两年前那个青涩的他，似乎不曾有半点儿改变。
　　因了他的不曾改变，领导们时常表扬他。
　　同志们也都夸他小小年龄竟有难能可贵的作风操守。
　　有的人还利用他的“无知”传情递意，觊成好事。
　　在他二十岁就要过去那一年，全中国都开始响应一种“伟大”的政治号召，叫作“斗私批修”，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号召来号召去，学习来学习去，革来革去斗来斗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义上与“公”相对而言的利益层面的内容了，泛指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识了。
　　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
　　政治一号召，他便赤心应召。
　　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的纸，作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
　　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
　　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
　　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落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
　　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
　　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
　　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
　　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
　　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们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们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
　　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部一一记在日记中了……
　　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诉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
　　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
　　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
　　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阵咒骂和殴打。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
　　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
　　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
　　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机关……
　　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
　　流氓罪成立。
　　诽谤罪成立。
　　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败坏革命样板戏罪——也成立。
　　于是他像下篇写到的那一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
　　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农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
　　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
　　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