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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想知道电脑程序安排的死后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她脑子中出现两种可能。如果电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我们这个星球，而我们的命运又完全依赖于它，那么死后的存在除了我们现世已经历的几种排列形式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我们将重复类似的情景和存在。我们将独处还是群居呢？可惜，独处不太可能；活着时只有那一点点，我们死后还能指望吗！不管怎么说，死者的数量远远超过生者！她现在正斜躺在一张折叠躺椅上，死后的存在充其量与此刻的经历相仿：四面八方都传来叽叽咕咕女人的说话声。这没完没了的说话声就是永恒：当然还可以想象出更糟的比喻，但女人的无休止的说话声已足以使她一定要抱住生命不放，一定要竭尽所能把死亡挡在远处，越远越好。

　　还有第二种可能：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电脑之外，或许还有更高级的其它电脑。那么，未来存在就不会重复我们的过去，人死的时候就会有希望，虽然朦胧，却值得怀抱的希望。阿格尼丝想起近来萦回于脑际的一个情景：一位陌生人上门来见她。此人态度和善、性格可爱。他捡了一张椅子坐下，面对她和她的丈夫，侃侃而谈。他的友好态度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保罗情绪极佳，有说有笑，还取出了家庭影集。客人一页页翻看着，对某些照片感到困惑。例如，有一张是阿格尼丝和布瑞吉特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客人间道：“那是什么？”

　　“那是阿格尼丝，没错。”保罗回答。“这是我们的女儿布瑞吉特！”

　　“我知道，”客人说，“我问的是这个结构。”

　　保罗惊讶地望着他：“啊，那是埃菲尔铁塔！”

　　“哦，是埃菲尔铁塔！”他的语调听上去仿佛你给他看了一张爷爷的照片，而他则说：“啊，这就是您那位大名鼎鼎的祖父！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

　　保罗有些困惑不解，阿格尼丝却表现但然。她知道这男人是谁，知道他的来意，以及他会问些什么，所以她又有点紧张；她想把保罗支开，与他单独在一起，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安排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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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尼丝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再早一年，她先失去了母亲。那时父亲就已经病倒，人人都以为他命在旦夕。那时母亲好端端的，生气勃勃，好像命中注定她还将有漫长而平静的孀居时日。正因为如此，临了撒手而去的竟然是她，而不是父亲，反倒使他局促不安了，仿佛人们会因此而责怪他。“人们”指的是母亲家的人。他的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除了在德国的远房表弟，阿格尼丝一个也不曾见过。相反，母亲家的人都住在一个镇上：姊妹呀，兄弟呀，表兄妹呀，还有一大串外甥、侄女们。母亲的父亲是山里的农民，为了孩子而苦了自己一辈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让他们舒舒服服地结婚成家。

　　母亲与父亲结婚时，显然是爱他的。这也不奇怪，他相貌堂堂，三十岁时已是大学教授，而当时这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她有这个让人眼热的丈夫，当然高兴，但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可以把他当个宝贝奉献给自己的家里。她按照农村生活的传统，与自己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阿格尼丝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生性腼腆，还是别有心事，他的沉默究竟是谦虚还是冷漠也不得而知），于是母亲的这份礼物非但没有能让全家开心，反而令人尴尬。

　　岁月流逝，两人年事日高，母亲越来越倾向于娘家。譬如说，父亲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她却渴望有人说话，于是她就整日价给她的姊妹、兄弟、表兄妹、甚至侄女们打电话，而且越来越愿意掺和他们的事。现在想来，阿格尼丝觉得母亲的生活画了个圆圈：她迈出自己的小天地，勇敢地同一个全新的世界打交道，但后来却转了回去。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女儿住一幢花园别墅，一年数次（圣诞节、家人的生日）邀来她所有的亲戚举行家宴庆典；她盘算着待丈夫死后（大家这么等着已颇有时日，甚至都以为他早就大限已过），她的妹妹带外甥女就可以搬过来往。

　　但结果是母亲死了，父亲却活着。葬礼后两个星期，阿格尼丝和妹妹劳拉去看他，只见他端坐在一堆扯碎的照片前。劳拉捡起碎片，厉声喊道：“你为什么把妈的照片撕了？”

　　阿格尼丝也俯身端详桌上的碎片：它们并不尽是母亲的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一个人的，有些是他俩的合影或母亲单独的照片。面对两个女儿，父亲始终一言不发，未作任何解释。阿格尼丝对妹妹嘘了一声：“别跟爹嚷！”可是劳拉仍嚷个不停。父亲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姊妹俩第一次争吵起来。第二天劳拉去了巴黎，阿格尼丝仍留在家里。直到此刻父亲才告诉她，他在城里找了一套小公寓，并打算卖掉别墅。这又让她大吃一惊。大家向来以为父亲是个书生，家政全由母亲掌管。他们以为他离了母亲没法活，不仅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料理，而且，由于他早就把遗嘱托付给了母亲，人们觉得他恐怕连自己还要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刻，在母亲死后不几天，他突然义无反顾地决定搬走，阿格尼丝才恍然大悟，他正在执行一项早已制定的计划，他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考虑到他不可能得知他会死于母亲之后，那城里的小公寓只是个梦想而不能成为现实，现在的一切就愈加不可思议了。他和母亲一直居住在这幢别墅里，和她一起在花园散步，招待她的姊妹表亲，好像专心地听他们谈话，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在别处，在那套单身公寓里。母亲死后，他不过是迁回那长期梦魂紊绕的居所罢了。

　　直到这时阿格尼丝才觉得他有点神秘。他为什么要撕掉照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梦想一套单身公寓？又为什么违拗母亲的意愿、不让她妹妹带女儿搬进别墅？按说这更加实用，他的病早晚得请护士照料，而她们至少会比护士更加精心周到。她问他为什么搬家，回答却很简单：“我单独一人要住这么大的屋子干什么？”她不好意思让他接纳母亲的妹妹和她的女儿，因为很清楚，他不愿意那样做。她于是想到，父亲的一生也画了一个圆圈，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初始。母亲：从家庭到结婚，又回到家庭。他，从孤独到结婚。又回到孤独。

　　那还是在母亲去世前几年，他曾大病一场。阿格尼丝请假两周，回来陪伴。但她无法与他单独在＝起，母亲总是守着他们。有一次，父亲学校中两个同事来探视。他们问他许多问题，都是母亲一一作答。阿格尼丝实在忍不住了：“好了，妈，让爸爸自己说吧！”母亲生气了：“你没见他病着吗！”两个星期快结束时，他的病情略有好转，阿格尼丝终于两次找到机会，同他单独出去散步。但第三次时，母亲又跟他们一起出去。

　　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阿格尼丝去看他，同他呆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死了。一直到这最后的三天，她才实现了与他单独相处的梦想。她一直觉得他俩相互喜欢，却又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唯有一段时间他们比较亲近，是她八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母亲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小劳拉。他俩经常在乡间久久地散步，他回答她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就是在那时，他说起造物主的电脑等许多事情。她现在仅记得一些简单的陈述，宛如古董陶器的残片，现在长大成人了，她想把这些残片再拼成原状。

　　他的死结束了他俩甜蜜的三天独处。参加葬礼的全是母亲的亲戚。因为母亲不在，无人安排守灵，众人匆匆散去。再说父亲已卖掉了别墅，搬进单身公寓，亲戚们觉得这本身就是断交之举。现在他们想到的只是摆在两个女儿面前的遗产，因为别墅一定卖了个好价。谁知公证人告诉他们说，父亲把一切都留给了他帮助创立的数学家协会。这一来，他们更觉得他是个怪人。仿佛他想通过他的遗嘱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遗忘才是。

　　他死后不多日，阿格尼丝发现她的存款数额大增。她这才明白了一切。她那表面迂阔的父亲其实非常精明。十年前他第一次生命垂危时，她曾呆在他身边两个星期，他说服她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就在他临终之前，他几乎将所有的存款转到这个户头，剩下一个零头捐给了数学家。如果他在遗嘱中说把一切都留给阿格尼丝，那就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另一个女儿；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她的帐上，却没有特别为数学家留下象征性的一笔，那么人人又都会心急如焚地打听他钱财的去向。

　　起初她觉得必须与妹妹分享遗产。她比妹妹年长八岁，她从来都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可是她临了也没有告诉妹妹。这倒不是贪婪，而是她不愿出卖父亲。他的这份礼物清楚他说明他想告诉她什么，要表示点什么，给她一点他生前不能给她的劝告。现在，她把这一点看作是仅仅属于他俩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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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停放好车，信步朝大街走去。她又累又饿，但一个人上餐馆很乏味，于是她决定上她看到的第一个小吃铺吃点心。早先这一带有许多不列塔尼人开的小餐馆，价廉物美的卷馅薄饼或荞麦粉烘饼，就着苹果汁，味道极好。可是不知何日，这些小店铺都不见了，代之以专卖所谓“快餐”的现代餐馆。她忍住心头的厌恶，朝一家餐馆走去。透过店面橱窗，她看见人们坐在餐桌前，面前尽是油渍斑斑的纸质食盘，一位肤色白皙、嘴唇鲜红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刚用完午餐，可口可乐的空杯推在一旁，只见她仰着脖子，把食指深深地伸进喉咙，这么掏了半天，两眼直瞪着天花板。邻座一个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无始无终的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行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眼，则随着嘴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都暴露无遗，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身穿粉红色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具熊的腿，在餐桌间蹦蹦跳跳，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是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具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靠得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道，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水中那种味道），她当即转身，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子。

　　便道上人群熙攘，行走很不方便。她前面是两个白人大个儿，金发北方佬，他俩在人群中推搡开路，这一男一女比周围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要高出一头一肩。他俩每人背一个粉色帆布包，胸前各兜着一个孩子。但转眼间这两人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她面前冒出一个穿齐膝肥裙裤的女人，这是那年的流行式样。这装束使她的臀部愈加肥大，几乎坠及地面。裸露着的白净的腿肚子，好像一对粗瓷水罐，上面暴突的青筋宛如一条条盘成圆球的小蛇。阿格尼丝暗自思忖：这女人明明可以找到十多种式样的外套，把她的青筋遮住，让她的臀部别那么招摇，可她为什么不呢？人们出门与众人在一起时，非但不想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怎么连起码的遮遮丑也不肯去做呢！

　　她打定主意，一旦丑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就上花店买一枝勿忘我，只买一枝，那纤细的花茎上开一串小巧玲珑的蓝花。她将这样上街，把花举在自己面前，死死盯着它，让自己只看见这个美丽的蓝点，在这个她已不爱的世界上，这蓝点是她唯一愿意保留的东西。她将这样走遍巴黎的每条街道，她很快将化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形象，孩子们将尾随她身后，嘲笑她，朝她扔东西，整个巴黎将称她为手持勿忘我的疯女人……

　　她继续朝前走。她右耳灌满了音乐声浪，商店、发廊、餐馆中传出有节奏的打击乐器的鼓噪；她左耳在分辨马路上的声音：轿车的低声哼唧，公共汽车起动离站时的嘎嘎声响。突然，一辆摩托车尖厉的轰鸣声劈面而来。她不得不探寻这恼人噪音的来历：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姑娘，乌黑的长发飘在脑后，她僵直地跨坐在一辆小摩托车上，像坐在打字机前，摩托车的消音器被卸去，发出刺耳的噪音。

　　阿格尼丝想起几小时前桑那浴室里的那个年轻女人。为了让大家认识她的自我，接受她的自我，她进门便宣布厌恶热水淋浴、厌恶谦虚。阿格尼丝确信，这位黑头发姑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卸去了摩托车的消音器。发出噪音的不是机器，而是黑发姑娘的自我；为了让人听见，为了穿透他人的意识，她把废气排放的鼓噪与她灵魂相连。阿格尼丝目睹那咆哮灵魂的飘散头发，意识到自己恨不得看到这姑娘立刻死去。倘若此刻一辆汽车从她身上轧过，她倒在一汪血泊中，阿格尼丝既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为她难过，她只会感到满意。

　　她突然为自己的仇恨心理感到惶恐，觉得世界位于某个交界点上，一步迈过，一切都将化为疯狂：人们或者手捧勿忘我走上大街，或者互相残杀。酒杯稍加一点就会溢出，也许只需一滴；也许多一辆车就大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分贝，也会这样。事情总有一个数量界线不得越过，可是没有人把关，甚至没有人意识到界线的存在。

　　她继续前行。人行道上越来越拥挤，谁也不给她让道，她只好走下道沿，紧贴着人行道边，躲着迎面来车往前走。她过去就习惯这么做，因为别人不肯让道。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很倒楣，总想克服：她想鼓起勇气，勇往直前，沿着既定的路线，让迎面来人给她让道，但她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日常这种无聊的较量中，她总是输家。有一次，一个大约七岁的孩子朝她迎面走来，阿格尼丝想不给让道，可是最后，为了不与孩子相撞，她仍旧不得不屈服就范。

　　她又想起一件往事：大约十岁时，有一次与父母去山间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宽宽的林中小道往前走，突然跳出两个村里的男孩，他俩伸展双臂双腿站在路中央，其中一个斜拄着一根树棍，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是一条私人小路！留下买路钱！”他一边喊一边还用树棍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胸口。

　　这很可能只是一场孩子气的恶作剧，至多只需把孩子们推搡到一旁，要么，他们是想讨钱，父亲只需掏个硬币也就能打发。然而父亲闪到一旁，另捡一条小道继续往前走。当然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毫无目的地散步，走哪条道都无所谓，可是母亲却对父亲大为光火，她忍不住抱怨说：“连对两个十二岁的毛孩子也认输服软！”阿格尼丝也为父亲的表现感到失望。

　　又一阵噪音打断了她的回忆：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用汽锤钻挖柏油路面。而在这喧闹声中，又夹杂着演奏巴赫的一首赋格曲的钢琴声，那琴声来自头顶上方，仿佛从天而降。一定是顶楼上什么人打开了窗户，将音响旋钮开到了最大，巴赫的质朴无华之美对于已然扭曲的世界不啻是一种警告。但是，巴赫的赋格曲不敌汽锤和汽车；或许恰好相反，汽车和汽锤将巴赫内化为它们的赋格曲的一部分，阿格尼丝只好双手捂住耳朵，并保持这一姿势继续往前走。

　　就在这时，对面走来的一个过路人瞪了她一眼，并用手拍打他自己的脑门，按照国际通行的手语，这意指对方疯了，思想开小差，或者脑子不好使。阿格尼丝注意到他那一瞥，那憎恶的目光。她顿时怒火中烧，停下脚步；她想扑向那家伙，想揍他。但是不行，人群在推着她往前，又有人跟她撞了个满怀，这人行道上根本停不下三秒钟。

　　她必须不断前行，但心里总忍不住要想他：他俩都被同一噪音包围，而他却觉得有必要让她明白：她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力捂住双耳。那人是责备她的动作失误。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要严厉地申斥她，因为她不肯忍受人人必须忍受的事情。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允许她在我们都生活其中的世界中别出心裁。

　　杀掉那男人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冲动。最初的激动平息后，这念头仍拂之不去，稍有不同的是其中夹杂了一点惊诧，惊诧她怎么会产生如此的仇恨。一个人手拍脑门的样子堵在她心头，像一条充满毒汁的鱼在慢慢腐烂，但就是吐不出来。

　　她又想起父亲。从她看见他对那两个十二岁孩童退让以后，她就常常想象他在这种境况下的表现：在一条沉船上，救生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