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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冲，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账。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
　　　　
　　　　1997年12月12日
　　　　六点半，我和阿坚乘出租车赶往泗礁码头。距离上船处五十米远，有一座盲肠一样短的桥，桥头立着一间岗亭，远看像只兀鹰，当我们的车子驶近时，岗亭里伸出一只毛绒绒的手，司机递给它三元钱，它才慢腾腾地缩回去。司机把车子开过小桥，在一扇铁栅栏门前停下来。栅栏那边，就是上船的码头。
　　　　“车子要过栅栏，还得付一元钱。”阿坚说。
　　　　真是苛捐杂税。同样一艘高速轮，从定海到泗礁每张船票只需七十元钱，从泗礁到定海则要八十元五角，其中新增加的十元是“海岛综合基础设施建设费”，五角是“送票费”。
　　　　我们买了票，在铁栅栏门前等候小赵母女。中巴一辆接一辆地从菜园方向开过来，没过那座小桥就停住下客。乘客们刚下车就开始飞奔，因为轮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阿坚翘首顾盼，在飞奔的人群中寻找小赵母女。终于，她们出现了——在飞奔的人群中，她们像两只可爱的小鸟不慌不忙地踱过来，走到我们面前。小赵朝阿坚嫣然一笑，她的妈妈则板着一张高贵的脸孔，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身边，径直走进那扇铁栅栏门。
　　　　还未坐稳，轮船就开了。阿坚和小赵坐在一排，遗憾的是他俩之间稳稳地端坐着一言不发的赵老夫人，阿坚和老夫人之间还隔着一条过道。我独自一人坐在前排，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只能听见小赵母女的说话声。阿坚静坐着，表情阴郁。
　　　　轮船航行了三个小时，停泊在定海西码头。上了岸，阿坚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乘中巴去。”老夫人说。
　　　　“出租车方便些。”阿坚说。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夫人极不情愿地坐上了出租车。我坐副驾驶位。他们三人坐后排，但彼此如同陌路人。老夫人不习惯车里的气味，用衣服把整个脑袋包了个严严实实。
　　　　车子刚进定海，老夫人就要求下车。阿坚说：“我把你送到婶婶家门口。”
　　　　“我坐黄包车去。”老夫人说。
　　　　阿坚没有办法，让母女俩在汽车站下了车。
　　　　小赵的妈妈不喜欢阿坚。有一次，她以绝食威胁女儿与阿坚断绝关系。谁叫阿坚自己出身不好，又不去赚大钱呢。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市中级法院的门口。旭光在办公室里。
　　　　明天是星期六，阿坚要去乡下喝喜酒，旭光也要去沈家门喝喜酒——真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想，我还是回杭州吧。我问旭光下午有没有去杭州的长途班车。
　　　　“你急什么，”旭光说，“多呆几天，我还要带你去东极岛呢。”
　　　　“我已经出来很久了。”我说。
　　　　“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想回去了。”
　　　　“你就这样回去了，你不觉得没完成原定的计划吗？”
　　　　是啊，我虽然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去了几个小岛，但这距离我定下的目标还非常遥远。在舟山这几天，我看到了什么？我了解舟山的海岛，舟山的渔民吗？我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生活了吗？来舟山这么多天，我天天巴望着出海，可总是达不到目的。我希望能够深入到舟山的深处去，却一直像个懒散的旅游者爬行在舟山生活的表面。
　　　　“你来了还不到半个月呢，”旭光说，“我已经向领导请了四天假。这次我要陪你去东极。”
　　　　我从长涂买回的硬糕还放在阿坚那里。我想从他那里拿了硬糕就去长途汽车站。可是阿坚予以断然拒绝：
　　　　“等你从东极回来，再给你硬糕。”
　　　　我说：“硬糕我是一定要拿走的。”
　　　　阿坚说：“地理书上是这样介绍东极的：‘你知道地球上的北极和南极，但是你知道东极吗？’”
　　　　阿坚的话充满诱惑。
　　　　下午四点钟，我和旭光在定海汽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沈家门的出租车。
　　　　
　　　　1997年12月13日
　　　　在沈家门旭光家中。中午旭光去喝喜酒了，撇下我一个人。
　　　　
　　　　1997年12月14日
　　　　本来今天就可以出发去东极了。可是旭光要返回定海，再喝一场喜酒。他让我一道去。新娘很瘦。阿坚和小赵也在酒席上。阿坚的嘴唇裂得厉害，头发小心地梳过了，打了摩丝，脖子上披着一条漂亮的围巾。他时常腾出手来整理围巾，有趣得很。
　　　　
　　　　1997年12月15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八点钟，旭光和我在沈家门码头搭上“东极轮”。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极的东福山岛。岛上住着旭光的一位渔民亲戚，我们准备住在他家里，如果有可能，就跟他出海。
　　　　“东福山是一座古怪的岛，岛上住着古怪的居民。”旭光说。
　　　　轮船在海上航行三个钟头后，停靠在一座小岛边。有的乘客起身下船，有的坐着不动，还有的在打盹。旭光问一位朝窗外张望的大伯：
　　　　“这是什么地方？”
　　　　“庙子湖。”
　　　　“轮船还要去哪里？”
　　　　“青浜，再回沈家门。”
　　　　奇了，怎么不去东福山岛？轮船航程改了吗？大伯看我们满脸疑惑的样子，问道：
　　　　“你们去哪里啊？”
　　　　“东福山。”
　　　　“去东福山要换船。”
　　　　我们道了谢，赶紧下船。码头上熙来攘往，扁担敲打着扁担，人流与人流缠结成一团，一时难解难分。我们下了“东极号”，扭头看见“东极号”的左侧泊着一艘茄子似的小轮船，随“东极号”的节奏剧烈摇晃着。乘客们像猴子一样从码头飞身跃过去，牢牢地抓住那艘船的船舷，然后敏捷地攀上甲板。有些乘客则直接从“东极号”跳到小轮船的甲板上。这是否就是去东福山的船呢？我们问码头上的人，然而他们听不懂，也许是无暇顾及，目光都不停留一下，就匆匆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很快，小轮船就离了岸，像头灰驴在港湾里“嘚嘚”地兜了一圈，然后兴奋地冲进辽阔的大海。接着，“东极号”也像一头笨拙的海象吼叫了两声，抖抖索索地离了岸，小心地掉个头，向外游去。它很快就消失在远处一座小岛的背后。
　　　　船走了，刚才从船上下来的人也散光了，只留我们两人在这个空空荡荡的码头上。旭光说：
　　　　“我好像来过这里。东极镇镇政府就在这里。”
　　　　我们从码头走上来。在我们前面的山脚下，有一间依山而筑的石头房子，房顶上压着石块，房门口坐着一位老汉。
　　　　“大伯，刚才那艘小轮船开到哪里？”旭光问老汉。
　　　　“到黄兴。”老汉说。
　　　　“有没有去东福山的船？”。
　　　　“你们在码头上等着，等去黄兴的船回来，再问问那艘船上的人。”
　　　　“去黄兴的船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半个钟头。”
　　　　那就在码头上再等半个钟头吧。我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把背包放在一边。旭光在码头上遛达。稀薄的阳光照射在小岛那陡峭的山坡上。山坡非常荒凉，看不到一棵树木，只能看见灰色的岩石和像岩石一样的灰色房子。房子镶嵌在岩石里，你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岩石，哪个是房子。当你终于分辨出那原是渔民的房子时，你会发现那房子像作战用的碉堡，看起来坚不可摧，它的窗户开得很小，远看像黑洞洞的枪眼。
　　　　码头上晒着许多渔网。不远处，一群扎头巾的妇女团团围坐，正在用橡皮筋绑螃蟹的钳子，动作非常麻利。她们的面前，螃蟹堆得像小山一样。她们的四周，散落着许多海贝、海螺和已被风干的蟹腿。和煦的阳光洒在码头和山坡上，仿佛给它们上了一层油彩。码头和港湾一片宁静，但是在远处的海面上，风正刮得猛烈，你站在码头上，仍可以听见海风翻过山岬、海浪掠过礁石的声音。
　　　　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循着离开时的老路驶回来了，在码头下客。我和旭光赶紧跑过去。一位穿着像渔民的中年汉子正在套缆绳。旭光站在岸边朝他喊道：
　　　　“去东福山吗？”
　　　　汉子一边打量我们，一边告诉我们轮船两日才开一趟东福山。
　　　　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再来候船。
　　　　我失望极了。这可是一座陌生的小岛。
　　　　一位衣衫褴褛的跛子朝我们走过来。他背着一只背包，背包中间插着卷起来的席子。
　　　　“你们想去东福山？”他大声问我们。
　　　　我疑惑地点点头，因为我无法知道对方的角色，他长得又黑又瘦，头发蓬乱，下巴往前伸着，像是个乞丐。但是他询问我们时的眼神热情而质朴。
　　　　“今天轮船不去东福山，你们只能乘渔船过去。”
　　　　“有去东福山的渔船吗？”我问他。
　　　　他指了指停泊在港湾里的十几艘帆船，说：“你们去看看那些渔船，船号‘51’开头的都是东福山的渔船。”
　　　　按他的指点，我们沿着码头去寻找，可是港湾里没有一艘船的船号是“51”开头的。旭光说：
　　　　“我认识东极镇法庭的负责人，我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们弄条船。只是这个人很难找。”
　　　　我们拾级走上山坡。在那碉堡式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向上延伸的老街，街道两侧开着五金店、小吃店、杂货店，都没有招牌，店名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歪歪扭扭，且看不清楚。一位中年汉子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我们走上来。旭光走近他，弯下腰，问他东极镇法庭负责人住在哪里。汉子朝身后的五金店指了指，说：
　　　　“他弟弟是店里的伙计，你去问问他。”
　　　　五金店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茄克衫，头发很帅气。他正在洗脸盆里的梅鱼。
　　　　“真不巧，我哥哥中午到沈家门去了。”小伙子说。
　　　　那就没法子啦。住下来，到明天再说。我有点闷闷不乐。还好，我们入住的房间很干净，靠海，床是新的，没拆封过，枕头还被绑在床靠背上，被子也是新的，非常柔软。
　　　　胡乱吃过中饭，回到房间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出发去镇政府。我们还心存一线希望，也许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