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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象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
　　　　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从圆形的窗户里发散出来，像空气一样沉坠到波光鳞鳞的海面上。船上响着音乐，但是看不见人影。我恍若在梦中，脑袋好像浸泡在海水里。我怎么会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小岛上？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从长涂出海好像非常困难。大家都忙忙碌碌，而我却像一个无聊的到处找乐的流浪汉。也许，我应该回到定海，然后再想办法。阿坚会陪我去嵊泗列岛。有他陪着，出海也许会容易些。
　　　　
　　　　1997年12月6日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旅馆老板娘在门外大声叫喊：“林同志！林同志！”她喊了几声，用钥匙把门打开。我欠起身。“林同志，对不起，忘了喊醒你，已经六点二十五分了。”
　　　　去高亭的早班轮船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我赶紧穿衣起床，幸好昨晚临睡前就已把行包准备好了。我脸也不洗，拎起背包就往外冲。三轮车载着我来到码头，轮船汽笛刚刚拉响。我买了船票，箭一样跃上船。
　　　　船上像拥挤的集市。通往船舱的走道两侧挤满了黑黝黝的渔民，脚跟前放着盛满鱼货的箩筐。他们一脸杂乱的胡子，眼巴巴地望着挤过走道的人们。天色还未亮透，船舱里黑乎乎的，晃动着数不清的脑袋。我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女人尖细而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小孩在啼哭。到处都坐着头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烟，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你怎么走了！”黄书记在电话那头大叫道，“早晨我去旅馆找你，老板娘说你已经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看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解释道。
　　　　“是的，昨天我很忙。可是今天我空下来了……你不是要出海吗？”听声音，黄书记非常遗憾，此刻他是那么热情。我很过意不去，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很不牢靠的小孩。
　　　　我还给旭光打了个电话。他已经回到沈家门的家里，明天才能回来。
　　　　我出门去找阿坚。
　　　　阿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已经十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他猫着身子起来开门，又迅速钻回被窝里。这是一个用灰色硬纸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最多只有五平方米，挤着一张床、一台摆着电脑的桌子，在桌子和床之间卡着一张靠背又高又陡的活动旧沙发椅。床头是一排用木板和砖块层层搭起的“书架”，和天花板相接，上面堆满了书——我真担心有天晚上它突然塌下来，砸坏沉睡的阿坚的脑袋。
　　　　“什么时候可以分到房子？”我问他。
　　　　“我是最倒霉的，”他说，“我去车棚，那里停着长长一排自行车，我看见有一辆倒在地上，就走过去把它扶起——那总是我的车子。”
　　　　他从某师范大专中文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教书，很快就被校长视为眼中钉。后来，他调到定海做了一名编辑。他老是熬夜，看书，写作，直至凌晨两点以后才睡觉，近中午时去办公室上班，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
　　　　“你真能睡啊。”
　　　　他的老家在绍兴，一座三面环山的村庄里，一条小河发源于此，注入曹娥江。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现赋闲在家。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尚未完全独立。他是个孝子，是全家的希望。他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看不出有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子正爱着他，但是遭到了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修边幅，话说得很少，表面谦和，其实非常高傲。
　　　　我阅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戏节目》，非常震惊。这是一篇成熟的、漂亮的小说，几乎接近完美。他在非常琐碎的事件背后构建了作品内在的张力，用一些简洁的对话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内容。他是了不起的。
　　　　下午阿坚出去办事，我呆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晚上我们一道出门，准备去一家辣味馆吃晚饭。可是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辣味馆早已不存在了——阿坚已经好久没去这家辣味馆了。
　　　　晚饭后，阿坚带我到定海老城区闲逛。
　　　　
　　　　1997年12月7日
　　　　天气一直不大好，下着雨。天空低低的，挤压着房屋和梧桐树。窗外，汽车在淅沥的雨声中喘息着。早晨，我听见窗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到处都是穿蓝色军服的水兵，打着伞，像刚出笼的小鸡一样悠闲地踱着细步，选购日常用品。
　　　　海上连续几天都是八级以上风浪，一些远途的班轮已经停开。阿坚星期一还要处理一个报纸版面。因此，我和他最早要等到星期二才能乘船去嵊泗列岛。
　　　　傍晚，旭光从沈家门回来。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除了旭光、阿坚和我，还有两位来自沈家门的朋友。黄立宇到杭州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去了。
　　　　
　　　　1997年12月8日
　　　　继续滞留在定海。整个白天都呆在房间里，阅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长篇小说《庄园》。
　　　　旭光和阿坚傍晚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阿坚说他已经向轮船公司打听过了，明天有两艘轮船开往泗礁（嵊泗）：一艘是慢船，早晨六时五十分开，海上航行八小时，那将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行；另一艘是快艇，上午十时开，两小时就可到达泗礁，但是明天海上的风浪仍会很大，轮船公司也不知道快艇到时能否启航。快艇省时，但是抗风浪差，去年春节就有一艘岱山开往定海的快艇钻到海底去了。
　　　　“你乘快艇去高亭时，有没有发现绑在座位下方的一把小铁锤，那是遇险时逃生用的——用它把舷窗砸开。”阿坚说。
　　　　“我没发现。”我说。想起沉船，我有点心悸，不过对他所说的话，我将信将疑。
　　　　阿坚问我乘哪班船。
　　　　“乘慢船吧，”我说，“这样能保证明天出海。”
　　　　“那要起早。”阿坚说。
　　　　
　　　　1997年12月9日
　　　　轮船码头离得很近，我们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因为轮船停开多日，寒风萧瑟的码头特别嘈杂。售票厅里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龙，并在售票窗口处挤成蜂窝状的一团。阿坚排在队伍的末尾，等了半个小时，才蠕动到窗口前。卧铺票早已卖完，我们只购到了两张坐舱票。
　　　　“你要作好晕船的准备，”阿坚从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