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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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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向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向往幸福,向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象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卷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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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恐怖症】

    本文所说的时间恐怖症,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中。它不是那种常见的时间恐怖症,后者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人们因为时间飞逝、光阴不再而产生恐惧之情,恐惧不断堆积,最后酿成心理症甚至精神病。
    在《说吧,记忆》一书的开头第一句,纳博科夫这样定下全书的基调: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人生短暂,没有比这更加朴素的真理了。能否认识到这条真理,常常被用来区分一个成人的头脑是否正常。纳博科夫以诗意的灵动再次阐述这条真理,并让它统率全书。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自在的真理。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大脑的分泌物。在人类出生之前,在人类认识到它之前,在人类全都成为化石之后,它是不存在的。
    是啊,人生短暂,每个正常的成人都会这样想。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象。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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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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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礼仪之争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并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东西方的误解与仇恨。
    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是一个长达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的历史故事——与其说它是历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史诗。作者在开篇第一页就向读者显示了他试图包罗一切的野心,试图洞悉中华文明的宏伟计划。它对这次失败旅行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它的结构是那么宏大。做到这样,即使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由三十多架摄像机组成,它们分别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作者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这样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89年,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60年至1988年先后八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使团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1999年新华社播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许应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的变化。然而有时我又觉得郁闷和窒息,觉得一切都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我现在呼吸的空气,好像就是两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们呼吸过的空气。那个时代的灰尘仍然飘浮在空中。那个时代的人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代的气质溶在我们的血液里。它们在我们身上复活。你不得不爱它们,又不得不恨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血肉的组成部分。想起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总是陷在悲剧性的精神困境中。这样的困境两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过去决裂是多么的困难。
    2003年2月24日
    
    阅读书目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旅行记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

    我那远隔重洋的朋友,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了十年,可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马路,推你挤上一辆过路的长途汽车。多拥挤的车子啊,你挤进去了,却留手中的那只木箱在车门外无助地摇晃。我记得你回头看我的目光——亲爱的朋友,你抛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还是少谈过去吧。我不该撩拨旧日的记忆。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说江西婺源。
    我们去婺源的时候,油菜已经结籽,候鸟还没飞来,我们没有看到婺源最美丽的时刻。不过,这不要紧。
    我们是在下午四点半进入婺源的。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傍晚气息。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天空很亮,白云在静静地移动——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纯净的天空了,它覆盖着婺源的大地,无声无息,没有烦恼,没有伤痛,像一块无穷大的纱巾,高高地覆盖着我们。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会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仲春。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大口地呼吸着婺源的空气。窗外是绵延不断的油菜,已经结籽,如果再早半个月来,这里就是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嗅着空气中的油菜籽气息,还有樟树的香味。在这里,巨大的苍翠的樟树随处可见,它有时孤单地立在田野里,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守在村口、河谷或缓坡上,掩映着古徽州的白墙黛瓦和飞檐翘角。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树吗?整座村子就那么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树从车窗外一直生长到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当远近的山峦被风吹起阵阵松涛,当长满禾苗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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