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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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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一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箱子里寻找衣服时翻到了一块花手绢，它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众多的衣服中间，散发着惨淡的光泽，仿佛一位不速之客。我不知如何是好。记得，范妮娅把它送给我时曾经说过：“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宝贝，它仅仅是一块手帕。”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贴身的衣服里，直到后来我到了这座小镇。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对付这块花手绢。我已经没有勇气烧掉它了。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凝视着它。天色渐渐暗下来，夜的雾气弥漫进房间，在灯下萦绕。不久，范妮娅出现了。我们并排坐在阳台的情人凳上，范妮娅手指绞着一片竹叶，说：“我一个人的时候非常想你，晚上想进入你的梦乡中去。”隔了一会儿，范妮娅又说：“可是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去过你的梦境，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说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梦中的范妮娅是这样真切，带着温柔的笑靥，我死死挣扎着不愿从梦境中撤退出来。然而早晨的光亮使我的眼皮疼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伏在书桌上，那条花手绢已完全被泪水濡湿。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发觉我为了忘却范妮娅而所作的努力已经全部付诸流水。我看到，失去了范妮娅，我的生活面临着怎样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啊。
经过一场翻箱倒柜似的搜罗，我和范妮娅交往的所有细枝末节，统统回到我的头脑里来了。同时，我开始相信，范妮娅仍在思念南方的我。范妮娅在给我的那封绝交信上说：“我还是非常想念你，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相信范妮娅对我的爱情绝不止火车站离别时的那一些，她完全有足够的毅力等我十年。在这十年里，所有来自外部的障碍将在时间的冲刷下淡化、消失，仅留我们两人默默相视。
我欣喜若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仿佛又拥有了开始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晨，我走出了小木屋，看见许多蜻蜓在湿润的空气中飞翔。我重新开始和人们接触，还买了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我找回了自己的过去：单纯、富有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而范妮娅似乎就站在我的后面，用目光鼓励我去好好生活。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竟能做到一边回忆范妮娅一边背诵英语单词了。时光飞速流转，无声无息，我每天都非常舒畅，以至漫长的十年都快过完了还浑然不知。我在生活，勤奋地工作。当那个约定的年头悄然来临的前夕，我才恍然惊觉。
我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临行前我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但是没刮胡子，这满脸胡子都是十年间长出来的。它是爱情的证物。我依然背着十年前用过的那只旅行包，包里装着我准备送给范妮娅的礼物，它们是：一枚蓝色蝴蝶结、一枚银色胸针、一副发卡、土特产以及两本我自己写的书。我仍然是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子，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范妮娅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我离开她是为了赚钱让两个人生活得更体面一些。
火车站出来时，我如履春风。我在广场附近一个旅馆开了个房间。然后出去买一盒速溶咖啡和一小包方糖。我准备先在房间里坐一会，考虑一下行动步骤。
从商店出来时我撞上了老同学李强。李强红光满面，一眼就认出了我：
“嘿，林小军！”
“嘿，李强！”我只好应了一句。十年前，我老是在范妮娅的房间里遇上他，他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大背头，一脸可怜相。碰见他，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面。
“你怎么在这儿？”李强兴冲冲地说。
我只是咧了一下嘴。我竭力掩饰对他的反感。
“怎么样，晚上到我们家吃饭？”李强把肥厚的手掌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说不行，把他的手拿开。
“吃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可以住下来，我们有个空房间。”李强说。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旅馆里订好了一个房间，晚上准备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等待去做。我告诉他旅馆的地址和房间号码。
李强好像没有听见，继续刺激着我的神经：“难得见一次面嘛，我和妻子都非常欢迎你！说定了，晚上七点，我们一起喝喝酒，叙叙旧。记住，康平街13号！”
李强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可是我迈不开步子。“康平街13号”，怎么这么熟悉？对了，那是范妮娅的家。范妮娅的父母，曾经把我堵在钉有“康平街13号”门牌的大门外，呲牙咧嘴，骂我是“穷光蛋”“牛粪”“骗子”，威胁我从此不准再碰一下他们高贵的女儿的哪怕一根头发丝。
我独自回到旅馆。天气突然冷起来，天空灰蒙蒙的。广播里说要下雪了。我把窗帘拉上，斜靠在沙发椅上。眼皮有点发紧，想睡，但是睡不着。我一动不动，直到傍晚，才想到要泡一杯咖啡，结果发现自己四肢僵硬。从前，我们喜欢给咖啡加方糖。记得有一次，范妮娅在一杯咖啡里加了六块方糖，还说加得不够。
我想起了李强，明白了他为什么待我那么热情：他想减轻一下自己的歉疚之情。范妮娅也没什么不对，我仅仅给自己立下了誓言，并没有要求她也来遵守。她的脸像火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窜着。从明天起我可以不用再想她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境和冰凉的夜色融为一体，在黑暗中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双手捂面的范妮娅的形象和若有苦无的尘埃一起飘浮在空中。我跪在地毯上，仰面看着她，轻轻啜泣起来。
空气中的范妮娅消失了。我停止哭泣。房间里显得很安静：席梦思、椅子、球形吊灯。然后我看见范妮娅从门外进来。
在这之前，我似乎听见了敲门声，又好像不是。车站那面大钟在响。范妮娅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
我怔了一怔，迎上去。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我又揽住她的腰。她的腰很纤弱。我想吻她，这时我看见她眼角几条细微的皱纹。我又怔了一下。外边下着雨，范妮娅说。我半信半疑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雨丝如织，细雨拍打着茶色玻璃窗，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细密的绣花针形状的痕迹。仿佛这是十年前那场雨的继续。我握着范妮娅的小手，手心正一点点地潮润起来。
范妮娅眼角的鱼尾纹一次次地刺激着我。它是李强留下来的痕迹。李强臭烘烘的脸曾经粘在她的脸上。然而范妮娅的眼睛在鼓励我。我低下头，吻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凉的。我觉得范妮娅又属于我了。我吻她的鼻子、脸蛋、脖颈，然后是嘴。我说：
“范妮娅，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范妮娅什么也没说，忧伤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对我的爱和怜悯。我原谅了她对我的背叛。当她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时，我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妮娅很快就在走廊上消失。我呼唤着她的名字，跑到街上，但是大街上一片静寂。我一边跑一边念叨：雨还没停呢，街上积满了冰凉的雨水。我这么一说，便觉一股彻骨的寒冷迎面击来。我几乎要仰面跌倒。雨水淹到了我的脚踝。我疾步向前方趟去，听到了哗哗的水声，看到了白色的水在脚下裂成无数碎片。我问一位带伞的姑娘，有没有看到范妮娅，穿着裙子。她说她不认识范妮娅，还惊惧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了想，沿着左边的那条大街追去。范妮娅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她的家在这个方向。我一定要追上她，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我要追上她，向她证明在这个世上，只有她才是我的最高目标，只有我真正爱她，只有我愿意花费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她的爱。我要告诉她并且使她相信，在过去的十年里，她是我所有的梦、回忆、力量和爱的源泉。我这样想着，竭力控制着猛烈上窜的感情不至于脱缰。我不能发疯，要保持正常的头脑。为了范妮娅我得保持正常的头脑。脚下的水阻挡着我的道路，我像踢一块小石子一样试图踢开它们。汗水迷糊着我的双目，我一次次举起笨重的手掌擦亮眼睛，以便从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中找到我的范妮娅。我的腿这么沉重，前面的道路又这么漫长，我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想法，想跪下来，用膝盖行走，要么趴在地上，爬着前进。范妮娅在哪里啊，我一次次地陷入绝望之中。追上她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
我发觉自己来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一块墓地挡在前面。坟墓上长长的青草在朝我摇曳。范妮娅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我走偏了道。我这么一想，绝望便以它精确的算计劈开了我的头颅。我晕倒在地。
我在旅馆房间里睁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午后。李强和她的妻子坐在我的床前，我还没看仔细，又晕了过去。我发烧，说胡话，念叨着范妮娅的名字。恍惚中来了一位穿白衣服的人，给我打针。随后头脑里又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渐渐化开，往事和梦境像活动拼贴画一样同时显现。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七天早晨，柔和的微曦穿透茶色玻璃窗，洒在被子上，我的脸上。房间里空荡荡的。桌上的咖啡依旧凉在那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屑。我试图伸展身体，发觉四肢已经麻木，根本不听使唤。
发生了什么事啦？我想。好像发生了许多事情，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直在做梦，一个连绵不断的梦，又好像自己从来就没存在过，包括现在，仍是一位贪睡的傻子的梦境中的一个角色。
后来我回忆起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现在躺在一间被当成病床的旅馆房间里。墙壁上挂着七只葡萄糖溶液空瓶。
我打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这个旅馆，这个城市。马上。我无法再多待一刻钟。我花了十年的时间跟自己打赌，结果输了。范妮娅并不属于我，这在十年前就已明确的问题，我却为此继续耗费了十年时光。我挣扎着爬起来，抖抖索索地拉开窗帘。街上积着厚厚的雪。孩子们互相追逐着，掷着雪球。我呵了一口气，外边模糊掉了。
我提起行李包，跌跌撞撞走过去打开房门。我也没考虑我是否一走出旅馆就重新跌倒，死去。
我只想离开这里。
在走廊上看见李强，后面跟着他的妻子，我眼睛望着两人之间的空隙，天花板、墙壁开始旋转。李强一把扶住我，一脸惊愕：
“你想干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这是我唯一能说得出来的心里话，我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你不要命了！”李强和妻子把我搀回房间，扶我躺在床上，盖好被子。
“我们每天都来看你，你一直昏睡不醒，你的病很严重。现在也不能多动。”李强说。
严重，我想，严重倒好。我喘着气，越来越感到无力。我看着天花板，白色的天花板慢慢变成了蓝色。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等了你两个钟头，后来赶到这里，发现你倒在沙发旁。”李强说。
沙发？我有点疑问，但是已经没有力气说出来，也不想说出来。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无所谓问题了。
“你的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全身冰凉。我们立即打电话给急救医院，赶来一批医生。医生说你不能动，所以就把旅馆当成了临时医院。你不知道，有许多医生给你治疗，还有许多护士看护你。而外边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雪。”李强说。
一个礼拜的雪？一直没下雨吗？像一粒火星，这个问题在我的头脑里闪了一下。眼皮很重，有股力量在拼命把它们拉合起来。
“从你来的那个晚上开始就在下雪了，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停，正好是你昏迷的时间。”李强说。
“刚才我进门时看见你的神色不对，你可能误会了，”李强说，“你一直想念范妮娅，我知道。可是范妮娅自从你走后，一年以后就患病去世了。这位是她的妹妹范小娅。怎么啦，林小军？”
我不想回答。那颗火星燃烧起来，照亮了我的世界。我睁了睁眼睛，看了一眼范小娅。我想起七天前我头脑里的雨水和墓地。范妮娅死了。十年来，我一直跟她的亡灵抒发爱情。范妮娅曾在我的梦境中说：“晚上我想到你的梦境中去。”后来她又说：“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死了，所以她才有可能两次进入我的梦境，一次在九年前，一次在七天前。她第一次来是向我、向尘世告别，第二次是想叫我作伴，她眼角的鱼尾纹是死亡的标记。我第一次知道人在阴间也会老去。我们相逢在人间和阴间的交界面上。
我相信范妮娅是因为我而死去的。我却没有追随她而去，像虫子一样活了下来。要是我知道她九年前就已离去，我也不会继续活在那座小城。
现在我累了，没有力气想那么多了。医生进来了，李强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愿现在谁也不能阻挡我走向范妮娅的脚步。我知道，我和范妮娅开始相爱的时候，生活与爱情合谋，从背后朝我射了使我慢性死亡的七枪。
1994年3月
【一个星期天】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里冬被一阵急促的鸣叫声惊醒了。起初，他还以为那是窗外马路上救护车的声音，后来，他往外翻了个身，才发觉摆在床头柜上的那只传呼机，它轻轻蠕动着，像一只黑色的甲壳动物。声音就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听起来有点古怪，仿佛预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白天的开始。
传呼机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里冬只看了一眼便又闭上眼睛。他需要再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才隔了一会儿，他还刚刚走回到昨晚那个广阔的梦境的边缘，那古怪的声音便又响起来，而且接连响了两遍。
再赖在床上是毫无意义了。里冬穿衣起床。他趿着拖鞋，把窗户打开，然后到卫生间里洗了个脸。自来水是黄的，混着铁锈。幸好从窗外吹进来的空气还算新鲜。里冬的心情稍稍有些好转。
早餐倒还丰盛：一碗稀粥、一只咸鸭蛋、一袋面包片——这是一顿令人愉快的早餐，里冬仔细地享用着它们。稀粥是昨晚就煮好了的，凉爽，润滑可口，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微微起皱的粥皮。鸭蛋腌得恰到好处，香喷喷的，一敲开便往外淌油，有几滴淌到了手指上。里冬把指头伸进嘴里，挨个吮吸干净。面包太多，里冬便留了一些，准备晚上当点心吃。
大概是在早上七点钟左右，里冬走出了这座灰暗的宿舍楼。他从宿舍楼的阴影里走到阴影之外。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阳光从楼群之间的那片天空斜斜地照射下来，照在宿舍楼前那斑驳的围墙上。从马路那边飞过来的灰尘在里冬眼前整齐地飞行着，它们像一群愉快的小昆虫，在阳光中发射着五颜六色的光。里冬盯着这些尘埃，脚步变得轻快起来。他小跑着，穿过那条僻静、潮湿的小巷，来到大街上。他往北拐了个弯，贴着墙根继续跑。
大街是新修的，两旁还留着一些未被清除的小土堆。一辆洒水车唱着小调在里冬面前开过，地面上的灰尘被水驱赶到了空中，空气因此变得非常噎人。里冬用袖口捂住了鼻子。他险些把一位从一个墙门里踅出来的胖女人撞翻在地。他打了个趔趄，继续往前跑，也不敢停下来，跑了老远才回过头张望。那个胖女人拎着只菜篮，立在原地，嘴巴飞快地开合着，远远地戳着他的鼻子咒骂。里冬扭头就跑，急急忙忙跳上了一辆开往市中心的电车。
车内立着很多人，一个贴着一个，他们的额头都淌着汗。里冬背贴着车门站着，他的前边，一位矮个子的中年妇女像团糨糊一样黏着他。为了透气，她在人堆中像鸬鹚一样伸着脖子，并把脑袋搁在里冬的肩胛骨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电车在梧桐树下飞驰，里冬使着劲，想往旁边挪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况且他的上衣被车门夹住了。现在不能开门，否则他准被弹出去。
电车在市中心的广场边上停下，里冬从人们头顶的缝隙望出去，看见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气球，就侧身跃下电车。气球飘在空中，铺天盖地，里冬仰望着它们，一面踱着细步。他真想蹦上去，然后朝地面上某张讨厌的脸吐口响亮的唾沫。他遛达着，瞥见了广场东侧的一间公用电话亭，这才想起了早晨那个还没回过的电话。他踱过去。电话机搁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它的旁边扔着几枚硬币、几颗瓜子儿。管电话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里冬拎起电话机，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铃声短促，带点拖音，仿佛一只黑暗中生活的动物的呜咽。它从电话那头一声一声地传过来，有点像早晨的传呼机的叫声。叫声响了半天，但是无人理睬。里冬听着电话机的回声，猜测那一定是间巨大而寂静的办公室。
里冬走上一条热闹的大街，沿着左侧的林荫道往南走。阳光从树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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