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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金花本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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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洪先生是四十九岁。后来他的朋友们竭力怂恿，就托人向我祖母提说，我祖母嫌是做偏房，执意的不肯，他们又托过来许多人，长说短说，我们这边所提的条件，洪家也一一答应了，这才说成。
媒人算是吴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过去。我十四岁，洪先生整五十。
婚礼也很庄重，坐的是绿呢大轿，前面打着红状元纱灯，仪仗甚都，好不气派！洪先生名钧，号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岁中的状元。正太太比他长两岁，南京王家的小姐。还有一个姨太太是扬州人。有一个少爷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陆家的小姐（陆润庠之女）。一家人都很和蔼，正太太待人尤好。我过去，他们都很喜欢我，都称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满，带我进京。五月里便放了出使俄、德、奥、和四国钦差大臣，没有能在京多住就动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长龙船（创于曾国藩，以其船身颇长，故名），这种船身子很长，两边用许多船夫，驶起来快极。一路上迎接钦差的人很多，真忙个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轮船，应酬才少些。
到上海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下了船，我见洪先生已上了轿，我也就随着上轿，这时候蓦然响了三声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么，把我吓得脸也发了白，身上打起抖来，女仆们赶忙搀着我才上了轿。原来这是放一种表示敬礼的炮，我那里经验过？事后一想，觉得真可笑。
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宫（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为行辕）。
。。
在欧洲
跟着洪先生到欧洲去的，家属里只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须要留家操持事务，不能够去；那个扬州的姨太太，身体也过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轮船的颠荡。此外还带了些随员和男女仆人，随员中，他的学生很多。我们出洋的一切装束，全是中国样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讨厌人穿洋服。可是我们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
我们是过了中秋节，又耽搁些日子才动的身，到柏林已届十一月了。
柏林的中国使馆（非今馆）很是阔气。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别墅，景物殊幽雅，一座长形的楼，有三层高，建筑得闳丽曲邃。院的周围种植了许多花木，到春天，树青花艳，再配上那茸茸象绿似的细草，真好看极了。楼后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闲暇时荡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适。楼里面的装置也颇讲究，如宴会厅、办公室、卧房等等，无一不备。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楼内的右边，占了有十几间房。这房是租赁人家的，房主本来要卖掉它，先索价很低，洪先生不愿意买，后来想买又贵了，终于没有买成。
我去欧洲，只带了两个女仆，因那时的人多不开通，一说到外洋，谁也踌躇着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资也过昂，这两个女仆每月的工资就是五十两银子。到欧洲感觉着不够使用，又雇了四个洋丫环，工资倒很便宜，一月四十两，还是她们自己吃自己的。洋丫环很会服侍人，体贴极了，比起中国的仆人对主人，还要忠实、听从得多。
我们在欧洲还是吃中国饭。一去时就带了两名厨师，烹饪技术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后来归盛宣怀家用了。洪先生对于饮食上最爱讲究，也最有研究。家里每次请客，调制出的菜品，有许多样是外边做不来的。使馆里有请客时，我们也是给预备中餐，欧洲人也最爱吃，不过要嘱咐厨师把菜作清淡些，减去油腻，因油腻是中国菜的一个大缺点。吃的方法是仿洋餐各自分食。他们吃完以后，都极口称赞，说：“中国菜滋味最美，最好吃。”———这句话可不是容易获得的呀！因为那时厨师少，忙不过来，随便找个人又帮不上手，都是我帮忙，有时候手脚不闲的忙上好几天，才能弄完，真累极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环拣燕窝，她们那里弄过这个？把眼睛全弄红了。
我在欧洲还请了一个女陪伴，这种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质，不过比起普通女仆却高贵，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待也有些客气。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从她学会的。
有人说，我在欧洲的举止很阔绰，每次由外边归来，都有四个洋丫环提着明角灯引导我上楼，这事倒有；不过，我在国内时，也有四个丫环给我打灯笼。又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就连洋装也没有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休说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着请客，按照外国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可是我只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
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或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时候常是在晚间，那时宫里还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长长的胡子，讲起话来声音极洪亮。
我住柏林最久，也到过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等处。但只是游逛性质，不几天便回。我在柏林还生了一个女孩，因生在德国，取名叫德官。
洪先生人虽精明，只是性子太固执。到了欧洲一点洋物也不肯用，还是穿那三道云式的福子履，布袜子。有一次出去应酬，因多走了些路，回来把脚都磨坏了。我劝他换穿洋袜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劝了半天，他才说，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洋丫环做了几双，假说是我做的，骗哄了他一下，他才穿上了。才到欧洲时，人家都要给他照像，他怎么也不肯。等我们归国时，德国人又拟为我俩制蜡像，留在柏林蜡人馆作个纪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现在还能有个少年像在那里。
洪先生在欧洲整整三年，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办公务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学问。他最懒于应酬，闷倦时便独自一个人到动物园去散步，回来又伏案看起书来，他的身体羸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过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连一句洋话也不会说。参考外国书籍，是一个比国人给作翻译；常常见他到各国书馆里去替洪先生寻找材料。他名叫根亚，有个中国姓是金，我们都称呼他金先生。
这时候，日本在欧洲也有了外交官，他们却都是穿洋服，可是人家还都瞧他们不起。有一年高丽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国，它本是我国的属邦，竟越过不顾，把洪先生气急了；给国内打了多少次电报，商办这件事，后来几乎弄决裂了要回国。
〔附言〕已往小说中，皆谓赛旅欧时，行为浪漫，风流勾当颇多。实则，伊系一缠足女子，抵欧时年仅十四，及归亦不逾十七，以此稚龄，兼之洪文卿又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事实上非惟不许，且恐有不能也。
故觉伊所云云，殊堪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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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钧之殁
洪先生由欧洲归来，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职。中间为采办军器，曾被参一次，很是冤屈，这都因他的性子太鲠直，办事容易开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还记在心里，遇机会便图报复。那次还亏得慈禧太后平日对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颐和园里的那些划水车、小火轮还是洪先生在欧洲时买来献给太后的。
我们在京住前门外、小草厂，后来因太狭窄，又在东城史家胡同买了一所较大的宅子，间数很多，局样也好。原拟拆去后边的一部，为我从新盖几间洋式楼房。那想到，家还没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时，正值被派监修东西陵、天坛等处的工程。
初得是一种痧气，恰巧宅里有个雇用多年的剃头匠，娴于针术，常见他给人家治好了病。这时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先不愿意，嗣经我竭力的劝说，才应允了。扎过了几针，病果见效，但挨时未久又复犯，这次转入黄病，请来许多的名医，也都束手无策了，就这样的不治而殁！享年五十五岁。
殁后，朝廷颇加优礼，赏赐的恤金，并派大臣致祭，仪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阳李鸿藻相国。这时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里除去几个族人仆人以外，只有我同我母亲，亲戚朋友们人家是不便给作主张的。我那里经过这种事？简直都弄糊涂了。后来还是有人说，赶紧着先给少爷打个电报，叫他来京奔丧吧，这才打了去。
装殓时，我在棺材里面放了许多珍贵器物，记得有二十几挂朝珠，佛头都是很好的，四个鼻烟壶，两个翡翠的，两个白玉的。又烧了不少的衣服。装殓完毕，棺材的盖暂没有上楔，净待着少爷来，这样待了有七八天，他才来到。
洪先生的灵柩是奉了旨特许进城，出的朝阳门，到通州，由运河上船回籍。途中，少爷因有病，也没有伴灵，抵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附洪钧小传〕洪钧，字陶士，号文卿。先世自歙迁吴，遂为吴县人。幼颖异，家贫令习贾，涕泣请读书。十八岁补县学生，同治三年中举，七年廷对第一成进士，时年三十。授翰林院修撰，八年迁至内阁学士，中间曾纂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充陕西、山东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北、江西学政。旋丁母忧，服阕后，简派出使俄、德、奥、和四国大臣。期满，受代归，升兵部左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京，年五十有五。著《元史释文证补》三十卷，元和陆润庠（其亲家也），为校写付梓。子洛，县学生，以荫考授通判，改工部郎中，不胜丧而卒。（参据《清史稿》本传，费念慈所撰墓志铭，陆润庠《元史释文证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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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1）
洪先生殁后，所遗下的财产很多。临危时曾对我说：“你跟我一场很不容易，无论守不守，给你五万块钱，当年我也有过这话。”
这是我归洪家时，洪先生对媒人说的：“彩云跟了我，幸而能偕老，便无话说；不么，我必给她留下相当的资产，使她生活无忧虑。”盖也觉己之年长，恐不及白头也。当时我听着洪先生的这种遗命，心里只是难过，涕哭，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洪先生就把这笔款子交给了我们一个本族兄弟名叫洪銮的，原意是托他把我送回娘家，替我安置安置。谁想回到苏州，他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没，藏匿起来不见我。我派人四下里寻找，也没有找着他。还是第二年的冬天，在上海马路上碰见他；我向他讨索，他支吾着说：“新嫂子，你请放心吧！转过年我一定给你。”转过年他又躲远了。
因我没有拿着什么凭据，也无法同他打官司，归结便这样白白的让他侵吞了。
最初，我本没想到能脱离洪家。我们少爷觉着我很年轻，怎么能叫守寡，一般亲友们也都不主张我守，我家里也不愿意我守。我同他们一船伴灵到了苏州，在接官亭便与他们分手，我携带着自己的东西，径归了娘家。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再入洪家的门。我那四岁的女儿———德官，也给洪家留下了，咳！我那里舍得？后来德官长到十九岁，因病死去。第二年正月里，我在上海还生了一个遗腹子，活了十一个月，也夭折了。这都是我的命该如此呀！脱离洪家时，为我提亲事的很多，有人便劝我不必再醮了，到上海立个门户，挣它一万八千很容易，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想了想，还是先到上海再说吧。到上海住在垃圾桥、保康里，这时候，上海正在繁华，勾栏林立，我一看事情颇能望好，心里便拿定了主意。
但须要先找一个人来给撑门立户。在二月间，就由我的女仆找到了孙作舟，字少棠，天津人，在天津娘娘宫开过首饰楼。他的父亲名在棠，父子俩都喜欢唱戏，也算是津沽一带的名票。与孙菊仙同族（菊仙是少棠的族叔）。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脸上许多黑斑，还有麻子，只是体格魁梧，性子也很柔和，故我俩情爱甚笃。他行三，上下都称呼他“三爷”。
我从洪家出来，因并没有拿到什么，手头很是空虚。这时候须要先垫补许多钱，自己就折变了些东西，还是不够；又抛着脸向各处借了几个凑上，合有四五千元。便在二马路鼎丰里旁边的彦丰里赁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子，里面全带有家具。又化两千多元钱包了两个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姿色都长得够标致，就教她们挂牌应客。我不出名，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洽的客，也出来陪陪。
这种派头算是半“住家”半“书寓”。慢慢，想见一见我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劝我也挂牌罢，后来我觉着也实在是推脱不开，便归定每礼拜六礼拜日两天见客，名子用的是“赵梦兰”。这么一来，每到这两天，真是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忙得我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累固累，可也真挣了钱。
这时候沪上名妓所谓四大金钢的林黛玉、金小宝等都在大兴里，她们很联络我，结拜成义姊妹，劝我也搬到她们那边去。我倒也很愿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鸡”过多，后来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把她们撵走了。我搬过去工夫不久，傍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过去，但最低都是长三，没有再下的。
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上的叫“书寓”，次叫“长三”，再次叫“么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馆”、“野鸡”之流了。书寓称“某某书寓”，长三称“某某寓”，少一书字，么二称“某堂”。书寓、长三的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标写妓女姓名。
很下等的我们不提它。书寓和长三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书寓姑娘全要会唱曲。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他们在名义上也只是说担任唱曲，与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质差不多。客人初到书寓，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总先要唱一段曲给客听，这叫作“堂唱”。这在长三，因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么二叫“攀相好”。
客一到，熟识的姑娘便出来让到她的房里，客若偕有生的朋友，就给介绍一下。坐下后，姑娘敬上烟茶，烟有鸦片烟、水烟、雪茄烟等，还有各种的干鲜果品。书寓算是最讲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预备，桔、梨、苹果、杨梅、菱藕，无不应有尽有，任客啖食。
书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与姑娘的交情很契腻了，姑娘愿意留下。长三住宿虽比较容易些，但也须经过相当时间，彼此厮熟以后，摆摆席才可。
“摆席”，也叫“摆酒”，也叫“开台面”。这是住宿的第一关，非要经过不可。好排场的客，在那时都要耍一耍阔气，有弄双台的，有弄双双台的。摆席的钱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种“下脚钱”，是赏给佣媪们分的，却要先给，普通是四元，大方些的也有多给的。摆席钱是十三元。
摆席时，书寓姑娘都要唱曲，有乌师在下边伺候着给鼓板吹笛，终于也要给他们下脚钱。这时候唱的曲，虽然也有京腔了，还是昆曲多，记得常唱的有《佳期》、《楼会》、《八阳》、《思凡》、《长亭》、《翦卖》等等。
脱离洪氏后在上海之娼妓生活（2）
姑娘出局都是坐红围子的绿呢轿，用两个人抬，后面打着一个“气死风”灯笼。跟局的大姐同乌师都在后边跟着走，轿子走得飞快，可是一步也丢不下他们。那时也时兴马车了，有单马、双马的，但坐的人还不很多。
那时候嫖娼，差不多全是记帐，按三节———端阳、中秋、除夕———偿付，常常也是闹漂帐。
在那时开一妓院，当一妓女，都很不容易，几间看得过去的屋子，布置布置，便需一千八百，什么五色保险洋灯，著衣大柜，自鸣钟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箧、床榻、桌椅，再添上屋里的一些应用的零碎东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饰等等，真是了不得。就说我吧，出去时头上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兴的样式———颈上挂金链，带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带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
当姑娘最讲究的是应酬，见了客要有“十八句谈风”。陪客时，处处都要有规矩，那象现在“打打闹闹”就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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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的夏天，孙三爷想回天津，就怂恿我也跟他到北边来。我离开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里倒也很想来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结束了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里，工夫不多，当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来捧场。每天的客总是迎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这样望好，便打算自己开班子，同我母亲和三爷商量了商量，他们也很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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