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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新传-第5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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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很可能只是被断章取义,导致前后顺序错乱,内容缺失严重而已。综合各种史料,并根据日常逻辑对前言后语的顺序略作调整,再补充些相关材料,这场谈话的大致情况应当如下:
董卓首先对袁绍说:“本初啊,只有贤明之人,才配当天下之主!一想起灵帝,就令人生气!董侯看上去不错,我打算拥立他,你觉得能比史侯强吗?”
袁绍回答:“皇上目前还年轻,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您如果要废嫡立庶,恐怕大家不会同意的吧。”
董卓说:“有些人小时候还挺聪明,长大了以后却越变越笨,我看史侯就属于这种情况,一点出息也没有。咱们就先这么办着,如果董侯也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好了。”
袁绍说:“汉家君临天下已4百多年,恩泽深厚,百姓拥戴。外界盛传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子,如果我们废掉刘家后裔,另行拥立一个本来不姓刘的人,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董卓说:“老刘家的种就那么好?实在烂泥不上墙的话,我看也没必要再留着。”
袁绍说:“您这话我可坚决不能同意,别人恐怕也……”
董卓大怒,对袁绍喊道:“臭小子你敢!天下之事,岂不在我的一句话?我想办的事情,谁敢不同意?你觉得我董卓的刀不够利吗?”
袁绍回答:“天下武力强大的,恐怕不光是董公一人吧?这样,容我先回去和太傅讨论一下,再答复您。”然后起身离去,满座惊愕。
离开董卓家之后,袁绍便把自己的节杖挂在洛阳东门上,以示辞职,并带着3个儿子(袁谭、袁熙和袁尚)和司隶校尉印章,经河内郡北上,到冀州勃海郡投奔韩馥去了。同时,袁术南奔荆州南阳郡,而曹操东奔兖州陈留郡。
这一天决定了中国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命运。
对于这场导致袁绍与董卓关系破裂的辩论,我们至少应该提3个问题:
一、袁绍有必要坚持反对董卓废史侯,立董侯吗?
二、袁绍出奔冀州,是一时冲动,还是早有预谋?
三、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是像《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是宝剑,还是腰刀?
首先,因为董卓是董太后的亲戚,而董太后被何太后兄妹所杀,史侯又是何太后的儿子,所以董卓废史侯,立董侯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不要说袁绍,任何一个略通人情世故的官员都应当能够预料到此事。如果袁绍始终坚决反对董卓另立董侯,那么一开始就不必姑息养奸,后来更无须当面顶撞。实际上,支持董卓拥立董侯,无损于袁家的利益,为此与董卓决裂,似乎不合情理。若是为汉朝的未来考虑,又正如董卓所说,史侯懦弱无能,董侯聪明稳重,是更好的皇帝人选。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董卓来说,继续维持汉朝统治是较好的选择,废掉仇人何太后之子汉少帝只是为了自保,并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招致袁绍如此激烈的反对。
袁绍与董卓决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支持汉少帝(史侯),反对汉献帝(董侯),因为这是袁绍成为何进政治遗产继承人的最主要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袁绍一直在社会上宣称,董侯不是灵帝的亲生儿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如果拥立董侯(献帝)是袁绍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必要与董卓迅速决裂,但这无异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实际上,董卓一开始并不认为袁绍会为此与自己决裂,所以放任袁绍等人从洛阳逃走,后来捉拿不得,便又加以宽恕和封赏,以求双方和解。但袁绍要的是最高权力,而不是董卓的副手。是他袁绍消灭了祸害东汉朝政上百年的宦官集团,是他袁绍控制着首都军政,而董卓却夺走了这些应该属于他的功勋和权力。袁绍本来就是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司隶校尉,何进死后又立下大功,理应继承何进的大将军之职,至少也该升任“录尚书事”的三公,可是董卓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正因为如此,袁绍才会与袁术、曹操等人义无反顾地出奔,才会在已经得到董卓的宽恕后组织讨董卓联军,而丝毫不为洛阳亲友的安全考虑。
其次,袁绍出奔冀州,显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预谋。否则,他也难以顺利地将包括3个儿子在内的家人都带出洛阳。另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逃离洛阳前后,袁绍问曹操说:“如果事情不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那么哪个方向的土地更适合作根据地呢?”曹操反问道:“足下以为哪个方向好?”袁绍说:“我占据黄河与燕、代之间的土地,联合北方的游牧民族,南向以争天下,应该比较有把握吧?”曹操回答:“我任用天下的智能之士,以正道统御部下,无论根据地在哪个方向,都可以获得成功。”《傅子》还记载,曹操又补充说:“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
这两条记载似乎都证明,袁绍早就有意效仿东汉的开国之君光武帝,计划经营河北,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而曹操则更为重视人才,并不很看重根据地的方位。后代评论者评论袁、曹二人的优劣时,往往以此作为论据。但是,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后来曹操在吞并袁家势力后,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袁绍以前的大本营邺城,又自领冀州牧,还打算利用恢复古代的“大九州”制度扩张冀州版图,所作所为,与袁绍简直一模一样。东汉末年的河北,不仅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历史和地理原因,兵精马多,便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联盟,这是谁都难以忽略的。马匹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与河北相比,中原和长江流域在这个方面都严重先天不足,光武帝以河北骑兵征服全中国,并非偶然。所以,曹操在创业初期不能占据河北,并非因为他不重视河北的战略优势,而是时势使然。
其次,袁绍后来虽然把大本营设在邺城,但其活动范围并非仅限于河北,而是多次赴黄河以南的青州、兖州和豫州亲征,势力范围所及,更远至江东和岭南。
第三,袁绍所得人才,比曹操多得多。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尾评论说:“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一点都不夸张。曹操后来用以在官渡战场上和袁绍相持的部下,如荀彧、荀攸、郭嘉、董昭、朱灵等,都是袁绍的故吏,大多也是被袁绍派来辅佐曹操的。
最后,在此前和此后,曹操都是袁绍的部下,也因此同时出奔,《三国志》和《魏书》等史籍却反复强调曹操一直独立自主,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联系当时的局势,袁绍可能虽然已经决意前往河北发展,但因为袁家历来在河北都没有根基,所以感到忧虑。曹操见状,便安慰袁绍说:“如果不行,就回中原来。商汤、周武占据的地盘不同,不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了吗?如果拘泥于山川险固,完全依赖它作资本,就无法随机而变化了。只要您选用贤才,遵循正道,无论占据哪块根据地,都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过,《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也说明了在袁绍集团覆灭之后,人们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他晚年忽视人才培养,一意重视地利,终于导致众叛亲离,被老部下曹操、荀彧、荀攸、郭嘉、董昭、许攸、鲜于辅、张郃、高览、朱灵等人联手击败的历史事实有共识。但是,创业早期的袁绍并不是这样刚愎自用的。
袁绍前往勃海郡,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勃海郡属冀州,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氏故吏,对袁绍比较友好,便于他开展工作。以人口论,勃海是河北第一大郡,在全中国排第8位,超过凉州总人口的2倍,比并州的总人口也要多出一半。正如袁绍的谋士荀谌所言:“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这个郡包括今河北省东部和天津市南部,首府南皮,夹在幽州、冀州和青州之间,距离兖州和并州也不很远,占据黄河与子牙河之间的沃土,实在是战略要点,难怪公孙瓒和曹操都对此地垂涎三尺。
董卓当时佩戴的武器,正如他本人所说,是腰刀,而不是《后汉书·袁绍列传》所说的宝剑。袁绍当时“横刀长揖”,佩戴的显然也是腰刀。这看似一件无关主旨的小事,其实却反映出中国兵器史上的重要变化。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看,在东周和秦朝,中国短兵器以剑为主,而在西汉时期,腰刀便慢慢多了起来,但还没有普及;到了东汉末年,宝剑的地位已经基本上被腰刀取代了。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剑的制造成本大大高于腰刀,不经济;二,剑的招式繁多,训练周期比腰刀长;三,随着盔甲制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金属铠甲的普及,能刺能劈的剑杀伤力下降,效果不如专门用来劈的腰刀。腰刀虽然未必能劈开敌人的铠甲,但却可以使其变形,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剑如果不能刺穿敌人的甲胄,战斗力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剑容易卡在剑鞘里拔不出来,而腰刀因为有一定弧度,拔出来很容易。所以,腰刀的普及,标志着中国兵器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众多新式武器都将随之应运而生。
在与袁绍争吵的次日(甲戌日),董卓在朝廷上正式提出废汉少帝,立董侯的意见。百官震惊,但只有尚书卢植表示反对。董卓大怒,打算杀掉卢植。幸好蔡邕等人为卢植求情,他这才仅仅被免官,得以迅速逃离洛阳,到幽州上谷郡隐居起来了。多年来,卢植的政治意见始终和袁绍保持一致,后来担任袁绍的军师,帮助袁绍对付自己的学生公孙瓒。同时和卢植从洛阳逃走的,大概还有他的另一位学生刘备。
袁绍、袁术、曹操、卢植等人逃走后,董卓要求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就废立问题表态,袁隗同意,议案于是通过。当天,董卓逼迫何太后下诏,废黜汉少帝为弘农王。袁隗随即走上殿阶,亲手解下少帝腰上的皇帝玉玺,并搀扶他下殿,向弟弟陈留王刘协跪拜称臣。刘协(董侯)于是即皇帝位,史称汉献帝。
汉献帝刚刚奉何太后的诏命即位,董卓又宣布:“何太后迫害董太后,导致她的非正常死亡,严重违反了婆媳之礼。”将何太后软禁于永安宫。2天后,董卓毒死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又将何太后的弟弟何苗从棺材中刨出来支解。显然,何进的尸体此时早已找不到了,否则一定也会成为董卓的泄愤对象。
立董侯、杀太后,使复仇成功的董卓成了真正的太上皇。他感到有理由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拜远在幽州的太尉刘虞为大司马,封襄贲侯,空出来的太尉之职则被董卓自己接管。其实,大司马与太尉是一回事,东汉时期的文献经常混用这两个职务。董卓把它一分为二,实际上也就架空了刘虞的军权。此外,董卓又因拥立新君有功,得以加节传、斧钺、虎贲,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了加强自己的太尉幕府,董卓选择贾诩为自己的幕僚,随即加拜为平津都尉,后又升任讨虏校尉。
十一月,应蔡邕的表举,汉献帝拜董卓为东汉时期从未设置过的相国,有权“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以往,任何贵族大臣入宫都要小跑(趋),并且在殿门外脱掉鞋子和袜子,以示对皇帝的恭敬,而现在这些“繁文缛节”都不再适用于董卓了。此外,董卓的母亲也被封为池阳君。
为了维护自己新任相国的尊严,董卓加强追捕袁绍、袁术和曹操的力度,给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在当年秋天,曹操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的不同,曹操并不是因为企图借献“七星宝刀”之机刺杀董卓,失败后被迫逃亡,而是在自己并未得罪董卓的情况下,像一个忠诚的奴隶那样,跟随袁绍出城逃难去了。离开洛阳以后,曹操改名换姓,和几名随从向东潜行,来到自己的老朋友吕伯奢在成皋的家中。恰逢吕伯奢不在,因为某种原因,曹操杀死了吕伯奢全家。
按照《魏书》的记载,吕伯奢的儿子和宾客见财起意,劫走了曹操的马匹物资,所以曹操亲手杀死了他们。而按照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的记载,精神高度紧张的曹操听到吕家人在厨房里拨弄餐具的声音,误以为他们在准备谋害自己的兵器,结果“刺客综合症”发作,提剑而出,一连杀死八人,临走时还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两相比较,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不过,《魏书》这样写也有它的道理:作为魏国的官方史书,《魏书》有义务秉承孔子的“春秋大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尊者讳”。像公元前632年的践土之盟,晋文公召周襄王到会,孔子却认为:“以臣召君,不宜用以教育后人。”于是在《春秋》里写道:“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襄王只是偶然到河阳去打猎,半路上意外遇到晋文公等诸侯,赏光莅临,令诸侯们感激不尽一样,“君君臣臣”之礼便得到了史家的虚拟维护。曹操贵为魏朝的太祖武皇帝,至尊无上,在深明春秋大义的魏国儒生看来,他的恶行当然也必须严加隐讳和篡改了。
离开成皋之后,双手沾满吕家人鲜血的曹操来到中牟县。当时,中牟县已经得到董卓的命令,让他们逮捕所有与二袁有关的可疑人员。所以,主管地区治安的亭长将曹操逮捕,押解到县里。县功曹以为董、袁相争,天下将乱,胜负不可知,不宜拘拿袁绍的助手,于是劝县令释放了曹操。其实,这背后还另有隐情,因为某位高官一直在背后保护着曹操。
从中牟县大牢死里逃生之后,曹操继续向东南方逃走。按照《魏书》的记载,曹操在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兴义兵”,因此遭到豫州刺史黄琬的追杀。据《后汉书》与《后汉纪》,黄琬确实曾经担任过豫州牧,但在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九月甲午日已升任司徒,由孔伷接任豫州刺史。所以,曹操如果曾经遭到黄琬的追杀,只可能是在他和袁绍、袁术逃离洛阳与黄琬升任司徒之间,也就是公元189年九月癸酉日和甲午日之间的20天之内。
从地图上看,曹操最终未能返回故乡——豫州沛国谯县,而是停留在兖州与豫州之间的边境城镇——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曹操从洛阳向谯县进发,沿途经过成皋、中牟、陈留、己吾四地,取道最短的一条路线(从洛阳到己吾,全程约250公里,骑马者在4~5天内便可走完),行程非常合理。看来,曹操之所以最终没能回到谯县募兵,正是由于黄琬的阻挠。
按《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黄琬也曾是党人,被禁锢了将近20年,与杨彪过从甚密,后来又与王允联合谋杀董卓,所以他和二袁的关系应当不错。但是,黄琬肯定接到过董卓命他追捕二袁党羽的命令,而且积极阻止曹操进入豫州境内,否则也就不会快速升任司徒。黄琬和部分党人对董卓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政治权力的分配。
《魏书》又提到,曹操有一个朋友叫秦邵,字伯南。当曹操被黄琬的爪牙追杀时,秦邵挺身而出相助,结果曹操逃走,秦邵遇害。秦邵只有一子,名叫秦真,曹操感激秦邵,又可怜这个孤儿,便将秦真改姓曹,并收为养子,这就是后来诸葛亮的劲敌曹真。和其它许多历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但也不完全可信。对照《魏略》的版本,再联系相关历史背景,便可知道此事其实发生在公元191年底,那位因追捕曹操而杀害秦邵的大人物并不是黄琬,而是袁术,所以我们将它放到后文中叙述。
在侥幸逃脱董卓的重重追捕之后,受困己吾县、无法进入豫州的曹操宛如丧家之犬,情绪低落,而且非常缺钱,全无一点为袁绍招兵买马、建功立业的激情和信心了。现在需要有人主动站出来,在精神上为曹操打气,在经济上给曹操资助。当然,此种人少之又少,但偏偏给洪福齐天的曹操撞上了。
这位东汉末年的活雷锋姓卫,名兹,字子许。卫兹家产富庶,慷慨大度,多谋善断,品德高尚,自幼闻名乡里。当时天下第一名士郭泰曾经亲自拜访卫兹,见他在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讨价还价,感慨道:“子许少欲。”成年后,卫兹立即被陈留太守推荐为孝廉,担任车骑将军何苗的幕僚,何苗遇害后又为司徒杨彪效命。据《后汉书·献帝纪》,杨彪出任司徒的时间是公元191年十二月戊戌日,而此时曹操与卫兹已经起兵了。所以,卫兹在从洛阳赶到陈留郡与曹操见面之前,早已是杨彪的幕僚了,那应在杨彪当年九月丙戌日出任司空之后,而在十二月之前。也就是说,卫兹去见曹操时的身份,应该是司空杨彪的幕僚,而不是司徒杨彪的幕僚。
杨彪是袁逢的女婿,也是袁术的姐夫(或妹夫),在宗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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