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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新传-第5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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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袁绍会有这么多拜访者呢?他根本不是大臣,手里没有政治权力,更无法像张让那样,随心所欲地封来宾当官。如果他们是想借此讨好司徒袁隗的话,肯定存在更加有效的方式,毕竟袁绍只不过是袁隗的侄子,而袁隗当时至少有三个亲生儿子。
要想了解平民袁绍“宾客争赴其庭”的奥秘,就必须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来找袁绍的都是些什么人?二,他们来找袁绍,都想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需要研究袁绍在第二次出仕(公元184年)之前,都与哪些人熟识就可以了。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在公元184年前,除了自己的亲戚以外,袁绍与下列人员来往密切:何颙、荀爽、荀彧、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逢纪、伍琼、周毖,还有一个姓吴、字子卿的。以下对这些人物的身份作一简要介绍。
把何颙放在与袁绍交好的众多名人之首,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他是袁绍最好的朋友,又特别有活动和组织能力。凡是何颙认识的人,也都是袁绍认识的人,更都是曹操认识的人。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年轻时入洛阳上太学,并在此期间与同学袁绍相识。除了袁绍之外,何颙又是太学生领袖郭泰和贾彪的好友,参加了许多次社会运动,又特别受到太傅陈蕃、司隶李膺等名臣的欣赏,因此被朝廷列入党人黑名单,受到禁锢。此人喜好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曾经因为朋友的缘故,亲手杀过人。何颙虽然和袁绍亲如手足,却从不与袁术来往,惹得袁术大怒,四处说何颙的坏话,甚至叫嚷要杀掉何颙,何颙却依然故我,由此也可见他的社会地位何等重要。
荀爽字慈明,颍川颍阴人,是著名党人,前文已有介绍。荀爽的侄子荀彧年轻时便与何颙相识,何颙非常欣赏荀彧,称赞他说:“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后来,何颙与荀彧很可能结为了义兄弟或儿女亲家,所以当何颙死后,荀彧将他的遗体收掩,葬在荀爽的墓旁。荀彧的弟弟荀谌、侄子荀攸及老乡钟繇、辛毗、辛评、郭嘉、郭图、陈群等人都与袁绍、何颙、曹操关系密切。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郭泰的同乡兼好友。此人文武双全,精通典籍,弓马娴熟。郭泰见王允好学不倦,盛赞他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他与何颙、荀攸关系密切,后来共同策划刺杀董卓。
郑泰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出身官宦人家,是个大地主,以富有和慷慨著称。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太监曹腾的养孙,喜欢飞鹰走狗,任侠放荡。他上过太学,成年后出任郎官,后受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推荐担任洛阳北部尉,主管治安时不避豪强,颇有声名。何颙曾经称赞曹操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是张俭的好友,著名党人,“八顾”之一。公元167~183年间遭到通缉,长期隐姓埋名,流亡四方。
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喜好行侠仗义,著名党人,“八厨”之一。
许攸字子远,南阳人,与何颙同乡。此人是个花花公子,好财如命,易于冲动,因此被袁术斥为“凶淫之人”。但许攸也有个优点:当朋友有难时,他向来义无反顾,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帮忙。何颙认为,在为朋友排忧解难方面,没有人比得过许攸。许攸的最后一次“排忧解难”,就是帮助身陷绝境的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
逢纪字元图,籍贯不详,很早便与袁绍相识,以忠诚可靠闻名。
伍琼又名伍孚,字德瑜,汝南人,与袁绍同乡,据说“少有大节”。他喜好行侠仗义,后来亲自刺杀董卓,结果失败遇害。
周毖字仲远,武威人或汉阳人,曾与何颙、许靖、伍琼一起,向董卓推荐韩馥、刘岱、张咨、孔伷、张邈等人为关东封疆大吏,他们随即与袁绍组建联军讨董卓,周毖也因此被董卓处死。
吴子卿的情况不详,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名叫什么。但与袁绍有深交的人又都是“海内知名”,不至于被所有的史书忽略。笔者推测,吴子卿应当是何进的部将、袁绍的同事吴匡的亲戚。按照《三国志》与应劭《风俗通》的说法,吴匡祖籍河内,是蜀将吴班之父,也是吴壹的亲戚。何进死后,吴匡曾经与袁绍、袁术兄弟联手诛灭宦官,可见双方关系密切。
这样一来,袁绍的朋友圈成分已经不难看出:以上过太学的党人为主体,而且大多喜好行侠仗义。除了曹操之外,当时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朝为官,但几乎都相当富有。
袁绍在党锢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结交这样一批朋友,目的何在呢?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长期的党锢运动令大批知识分子无官可做,他们多数不屑于、或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的职业,因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太学的过度扩招更加剧了这个社会问题。于是,数以万计的东汉“孔乙己”们浪迹街头,无所事事,只能靠攀附有钱、有权的大家族度日。袁绍发现,这场社会危机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要利用袁家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将这些寒酸的知识分子团结到自己身边,进而颠覆汉灵帝和宦官的统治,从而达到夺取东汉政权的终极目的。
自从袁绍在公元172年回到洛阳之后,他就一直在不懈地推进着这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与何颙等人的努力下,一批骨干成员“结为奔走之友”,在经济上帮助党人,“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在政治上救援党人,“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借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以袁绍为董事长,以何颙为总经理,以荀爽、王允、郑泰、曹操、刘表、张邈、许攸等人为股东兼部门经理,以资助贫困党人和对抗朝廷政策为宗旨的慈善基金会兼武侠组织,或者说:黑社会。我们不妨按照董事长袁绍的字,称之为“本初俱乐部”。
所以,袁绍门口的来宾虽然多如牛毛,其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很容易打发。他们中的多数人和乞丐没有太大区别,袁绍只需要按期向他们发放点生活费就够了。但是,这些人又与乞丐不完全相同,因为知识分子特有的“骨气”令他们羞于“吃嗟来之食”。袁绍自己就是党人和大知识分子,当然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让被施舍者有与施舍者身份平等的感觉。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经济需求既然都得到了满足,当然对袁绍心悦诚服,“莫不争赴其庭,辎軿柴毂,填接街陌”了!
不言而喻,“本初俱乐部”是一个完全非法的组织,更是一个被宦官等当权者深恶痛绝的组织。但如今,袁绍既是九卿袁逢的亲儿子,又是三公袁隗的侄子,还经营着这样巨大的黑社会组织,正所谓“黑白两道通吃”,根本没什么好怕的。
但是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而且经常从内部被攻破。令袁绍和“本初俱乐部”领导层深感头疼的是,他们有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而其领导人正是袁绍的弟弟——袁术。
自从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来,袁家成员就一直以乐善好施著称。按照《魏书》的记载,袁家一直“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袁术小的时候“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担任长水校尉时,因为经常违反交通法规,百姓编绰号讽刺他说:“路中悍鬼袁长水”。袁术为人如此嚣张,当然不受知识分子喜爱,登门请求资助的人很少。后来,袁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折节下士”,终于能“与绍争名”。
不过,除了个人的品行与能力之外,袁术与袁绍有三点根本性的区别,从而使得他的“公路俱乐部”注定竞争不过袁绍的“本初俱乐部”。
第一,袁绍作为李膺的外亲,是板上钉钉的党人。只要袁绍还被禁锢,党锢运动就不可能终止;反之,一旦朝廷招袁绍做官,就无异于宣布党锢运动的终结。按照汉灵帝在公元179年颁布的诏书:“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党人兄弟不连坐,例如孔融的哥哥孔褒就是党人,还因保护张俭而被处死,孔融虽然也参予了对张俭的保护,却没有被禁锢,得以“辟司徒杨赐府。”所以,袁绍的弟弟(宗法上的堂弟)袁术也没有遭到禁锢,自从成年起就宦途顺利,“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在公元183年前一直做到尚书。因此,对于有党人背景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救济相对比较保险,而袁术就可能随时抛下他们不管;对于没有党人背景,但也没有官可做的人来说,接受袁绍的资助不仅有利可图,而且不会像接受当权者的救济那样,受到党人的指责,落下一个“惟利是图”的臭名。
第二,因为袁术一直是朝廷命官,所以他公务繁忙,不可能像赋闲在家的袁绍那样,全身心投入“俱乐部”建设中去。当然,袁术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整治“本初俱乐部”的成员,但袁绍又有袁逢和袁隗的保护,袁术其实奈何不得。
第三,袁绍和袁术的经济地位不同。按照中国古代的宗法,父亲去世后,儿子或养子就是一家之主,对家庭财产有完全的支配权;如果父亲还健在,那么儿子的官职不管多大,只要还不是皇帝,就必须接受父亲的经济控制。作为袁成的宗法继承者,袁绍是一家之主,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而袁基、袁术兄弟在经济上还要受父亲袁逢支配,真正可以随意使用的,只有基本工资和不定期的朝廷赏赐。因此,和袁绍相比,袁术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从事慈善活动时瞻前顾后,不能像袁绍那样无所顾忌。
正是由于这三点原因,袁术的“公路俱乐部”规模始终有限,成员的素质也远远不如“本初俱乐部”,甚至引不起宦官的重视,袁术也不得不生活在袁绍的阴影之下。他对此非常不满,大骂道:“这些混蛋不来跟从我,却去跟从我的家奴吗?”还曾经多次诽谤和威胁何颙和曹操等“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地下组织,“本初俱乐部”的章程大概非常严格。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需要经历相当复杂和艰苦的考验。史籍记载有曹操早年的几件奇特经历,正可以作为这种制度存在的证明。
在“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中,曹操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不是党人,也没有被禁锢,仕途几乎与袁术一样顺利,其父曹嵩因为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还被全社会公认为阉党。既然如此,曹操为什么要加入袁绍组织的这个旨在资助党人的地下团体呢?他不是应该和父亲保持一致,站到与袁绍对立的阵营中去吗?
引导曹操“弃暗投明”的原因肯定很复杂,而且可能与年青人中常见的心理变化有关。在曹操上学期间,社会舆论对于阉党和他的家族极为不利,导致曹操在太学里极度孤立,根本没有朋友,不免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各种史料一致记载,曹操小时候不被人了解,其实只是对他不受社会欢迎的隐晦说法。真正赏识少年曹操的只有两个人,即何颙与桥玄。何颙与曹操的关系已见前文,而桥玄则是周景的故吏,灵帝在位初年历任司徒、司空、太尉三公,为人刚正节俭,但是没有多少本事,所以名声不太好。桥玄曾当面称赞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出于好意,桥玄又建议曹操:“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让他去汝南郡结交名士许邵。这位许邵与其堂兄许靖都以品评人物闻名,曾与郭泰并称“许郭”,郭泰死后更是不可一世。前文说过,袁绍因母丧回乡时,曾经十分顾忌许邵的议论,可见他是袁绍最为看重的人物评论家。初次求见许邵时,曹操表现得非常礼貌,“卑辞厚礼”,却总是被拒之门外。这时,曹操骨子里的“侠气”便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居然“伺隙胁”许邵。许邵出于恐惧,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但却留下了两种内容相差甚远的版本: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认为许邵当时说的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却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孙盛虽然比范晔年长,但范晔所说也当有所本。
无论怎样,许邵的评语都令曹操非常满意:现在他总算“有名”了。不过疑问也随之而生:难道曹操“卑辞厚礼”,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为这么一个空洞的头衔?
当然不是。曹操这么急着出名,显然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择友要求——“海内闻名”。不用说,这位让曹操挖空心思,绕道桥玄、何颙和许邵以求结识的重要人物其实就是袁绍。曹操早年几乎没有朋友,而在结交袁绍之后,他立即拥有了广泛的社交资源。曹操要得到袁绍的赏识和信赖,桥玄的推荐看来不够份量,还必须得有许邵和何颙的评语。
因为袁汤和曹腾的关系,袁绍和曹操可能早就结识了。但在公元165年之前,曹操还是个不过10虚岁的小孩;而在公元165年之后、公元172年之前,袁绍在汝南服丧,曹操则在洛阳上学,两人不可能经常见面,也就无从深交。袁、曹双方真正开始交往,并产生好感、乃至于信任,肯定是在公元172年袁绍回洛阳之后。
虽然曹操有了名,袁绍也不能就对他推心置腹。为了成为“本初俱乐部”的核心成员,曹操还有许多关卡要过。
《世说新语·假谲》记载了袁绍与曹操早年交往的两件趣事,都颇具危险性。一件是袁绍派刺客夜入曹家,用剑掷向曹操,结果过低,未中;曹操估计下一剑肯定会高,于是低头趴在床上,果然又躲了过去。有人怀疑这是讨厌袁绍和曹操交好的袁术所为,其实倒未必。袁绍派人刺曹操,不一定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很可能是要试验曹操的武艺与胆识。多年后,曹操也曾经用同样的手法试验过司马懿,司马懿以不变应万变,躺在床上不动,显然知道刺客不敢真的下杀手。
第二件事更加匪夷所思。袁绍和曹操在街上看到有人结婚,就秘密躲进那家的花园内,半夜里溜出来,用武力将新娘劫走。但他们很快迷路,袁绍掉进灌木丛中无法脱身,眼看就要被抓住了。曹操于是大喊:“偷儿在此!”袁绍一急之下,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总算得以脱身。这当然是曹操的故事版本,袁绍的版本肯定会大不一样。如果此事可信,明显是袁绍在考察曹操私闯民宅的本事。同样按照《世说新语》里的说法,曹操身材矮小,因此不好意思见匈奴使者,所以灌木丛卡住了身材高大的袁绍,曹操却能顺利穿过,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么多考验,袁绍结交曹操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了:他计划用曹操当刺客,也就是赵忠所谓的“死士”。孙盛《异同杂语》又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曹操曾经背着手戟进入被党人深恶痛绝的大太监张让的宅邸,结果被张让的家丁包围,最后奋勇冲出,这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刺杀行动。曹操与张让无冤无仇,他背后的主使必定是“本初俱乐部”。
天下武艺高强的人有的是,袁绍为什么偏偏挑选曹操当刺客呢?原因极可能正是曹操的阉党背景。“本初俱乐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党人报仇,向宦官发难。但是,由于宦官团体的特殊性,外人无从知晓他们内部的等级、礼仪和规矩,也就难以接近他们。所以,只有对宦官团体非常熟悉的人,才能执行刺杀计划,曹操就符合这个条件。诸如劫新娘、躲飞剑等,都是曹操为刺杀张让所受的训练。如果不是急于摆脱“阉党”的大帽子,成为受社会尊敬的“清流”,曹操断然不会甘心这样被袁绍当枪使。毕竟,曹操不像袁绍的其他门客那样,经济上有困难要解决;宦官集团对曹家有恩无仇,曹操行刺张让的计划,曹嵩更是绝不肯同意的。
早年的刺客经历,在曹操的人生里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后来的他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甚至相当神经质,多变诈,敢杀人,喜欢见机行事,偏好快速和秘密的军事行动,例如杀吕伯奢一家,奇袭乌巢,远征柳城,望梅止渴,借刀杀人,割发立威,装病杀假刺客,借官吏头平定军心等等,大都与这段往事有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刺客综合症”。
刺杀张让行动的失败,必然使曹操的能力和忠诚度大受怀疑。为了重新取得袁绍的信任,他有必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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