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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之运，功成则退”出自《韩氏易传》，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上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句不祥的话，结果触怒宣帝，被迫自杀。如前文所述，《易经》是汝南袁氏的祖传家学，所以袁著引用《韩氏易传》并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书，就立即派出刺客，四处追杀作者。袁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谎称病死，做了一个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魔爪，被捆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年仅19虚岁。作为太学生领袖，袁著有许多同学友人，结果有数十人连坐遇害。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与马融倒台和袁著被杀大约同时发生，恐怕不是巧合。看来，袁、马姻亲联盟的实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击。

作为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巧宦，袁汤可不会像李固、杜乔、马融等书呆子一样任人宰割。袁汤未曾过问李固、杜乔之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这对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负到了袁、马二家的头上，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报不可了。除了将梁冀一举摧毁之外，袁汤别无选择。

袁汤制订的复仇计划精密而冷酷，将他多年积攒的政治斗争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首先，梁冀这个对手不可小觑。梁家父子兄弟相继执掌东汉帝国政权，至此已经二十余年，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7位命妇、3位驸马、57位将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着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即便梁冀本人愚蠢无能，他的亲友幕僚中却绝对不乏智能之士。袁汤要想打垮他，单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以谋略取胜。

其次，梁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外戚”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与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关。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梁冀在宫中的关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许别人生儿子，每当妃嫔怀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与汉桓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梁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要想推翻一个外戚家族的统治，就必须依赖4股势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汉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过梁皇后的恶行来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卫军却没那么好拉拢。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汤必须尽快在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闰月，梁冀把光禄勋尹颂提拔为司徒。于是，光禄勋一职便空了出来，最后落入了袁汤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汤的叔父袁敞之子，后者曾经担任司空职务达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职务也是光禄勋。光禄勋执掌着最大的一支近卫军，而梁冀居然会坐视这一要职被袁家成员攫取，可谓糊涂透顶。不久之后，他就将为这个错误付出生命的代价。

宦官这个群体十分特殊，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但又见多识广，很难用普通的礼物和人际关系来拉拢。于是，袁汤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让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挥刀自宫，当太监去了。这样，袁赦免不了要和宫中的老太监们来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就是与袁汤同日受封为侯爵的曹腾。

自从汉桓帝如愿即位以来，曹腾的生活可谓幸福惬意。他既然已经是侯爵，就有义务给自己找一个继承人。身为半阉人，他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养中意的少年男子为嗣。能当侯爵的继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应者如云。几经考虑，曹腾选择了西汉开国元勋夏侯婴的后代、沛国谯人夏侯嵩为养子，夏侯嵩从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为“操”。当了爷爷的曹腾十分满意，给养子谋到了司隶校尉的高官，以示嘉奖。曹嵩前后生有两个儿子，也就是长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与“德”两字同意互训，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论，曹德大概应该字“仲操”吧。当时已年满10虚岁的少年袁绍，想必不会对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无所知。从此以后，袁、曹两家将会越走越近，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汤还为另一个亲戚袁腾弄到了首都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洛阳令。这样一来，袁家便控制了洛阳城内的主要政务和最大的一支军队，还获得了宦官们的支持，比起袁汤当三公时，势力有增无减。但他们还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毕竟，真正能够决定梁家和袁家命运的那个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汉桓帝刘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决心，梁冀的地位就会稳如泰山。所幸，袁汤身体很好，能够等得起。

《后汉书》中多次指出，汉桓帝即位后的前几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桓帝也逐渐开始运用自己法定的权力，甚至做出一些对梁冀不利的判决。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发严重的蝗灾和水灾，造成数十万户流民，饥民纷纷聚集起来当土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袁汤就是以此为理由被罢免太尉职务的。为了赈灾，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为官的“公族”，其成员的脾气都很倔。朱穆的爷爷朱晖曾经与袁安共同反对窦宪讨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则有点像牛顿和居里，一思考起学问来，就对周围的环境丧失了感应能力，经常出现散步时落入土坑或河沟的情况。朱穆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年栾巴在“阳气通畅”之后，被赶出皇宫，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业，朱穆便写介绍信，推荐他入朝当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后，一方面围剿土匪，一方面严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为。当时有个叫赵忠的太监，在父亲的墓中随葬了一些逾礼的物件。朱穆一向讨厌宦官，听说后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赵忠的家属。赵忠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于是下令逮捕朱穆，罚作刑徒。

在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实是在办好事，却惹恼了宦官，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消息传入太学，引发了东汉第一场太学生上书运动。学生领袖刘陶带着数千太学生聚集在宫门，联名上书为朱穆说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这类事情在西汉也发生过，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处罚力度。但在东汉皇权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读过刘陶等人的奏折，还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刘陶因此声名大振。

冀州的局势虽然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周边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却日益动荡。长期以来，兖州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等人啸聚山林，甚至进入南方的徐州打游击，官军屡攻不克。公元156年，时任议郎的段颎被拜为中郎将，东征泰山。几个月后，郭窦、公孙举等人的首级便被送至洛阳。段颎吸取滕抚的教训，给宦官们送去了许多礼物，于是被封为列侯，儿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职。

与段颎的捷报传来同时，鲜卑、疏勒、龟兹等国联合进攻云中郡，北方局势危急。桓帝听说颍川人李膺很有能力，于是封他为度辽将军，北上援助云中郡。李膺到郡后，首先击退鲜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敌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对来往的外国人晓以利害，整顿边疆贸易，恩威并施。不过一年，各国纷纷将先前抢走的中国百姓交还，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按理说，李膺既然立功，便当封赏，但他与宦官关系不好，所以长期无法升迁。作为名士和“党人”的领袖，李膺虽然自命清高，却也无法免俗：多年之后，他将会和马融一样，与袁家联姻。

自从为朱穆请愿成功以后，刘陶便开始更加放心大胆地针砭时弊。永寿年间（公元155～158年），他见外戚和宦官专权日益严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终不能入京为官，于是再次上书朝廷，公然指责起汉桓帝本人来了。其文辞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奏折中，刘陶义正词严地批判道：

“臣以为，陛下的江山得来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从平民开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拨乱反正相比，您从来没有见过亡国的苦难，从来没有体会过战场的艰险，忘记了高皇帝勤勉节俭的圣训，没有能力增加大汉的荣耀。既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白拣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随随便便地把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一些邪恶的小人，让他们像虎豹豺狼一样毒害国家，剥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边的权贵，允许他们把各地行政大员的官职授予自己的亲戚朋友，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像野猪和蟒蛇一样吞噬着帝国的财富。天灾无法使陛下的龙体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响您的吃喝玩乐……您名为天子，却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为万民的君父，却不关怀他们的生计。更有甚者，您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妖言惑众为由，屠杀品行高尚的学者；又以图谋不轨为由，陷害开国元勋的后裔，导致死去的鬼魂在坟墓里哀号，活着的人在朝野上流泪。”最后，刘陶强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进京，领导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后，刘陶就备好棺材，坐在家里等着宣判自己死刑的诏书。可是他白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汉桓帝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袁著相比，刘陶真是幸运。他心中明白：不惩罚就是鼓励。他在奏折里攻击的对象，名义上是汉桓帝，实际上是梁冀一党。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第二节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洛阳各地区的房价也大不相同，城墙内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不动产增值速度很快，“求田问舍”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当然，这些富人的常住区域也是洛阳城内地价最贵的区域。

“延熹里”就是洛阳城内这样一块上风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区。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延熹”正是汉桓帝的年号，共持续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为在延熹元年以前，没有文献提到过“延熹里”这个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区，这也是汉朝人取名字无需避皇帝年号之讳的显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里爆发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使这个小区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里的业主之中，太监袁赦显得十分特别。作为袁汤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他这些年来工作很卖力，颇受汉桓帝信赖，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中常侍。

袁赦的女邻居更加有趣。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说她的名字叫“宣”。我们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结过两次婚，她的前夫邓香是东汉头号开国元勋邓禹的曾孙，但和袁赦一样，也是宦官。在被阉割之前，邓香与宣女士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议郎邴尊，幼女邓猛尚未出嫁，邓香就死了。此后，宣女士改嫁给孙寿的舅舅梁纪，所以他们一家便成了梁冀的亲戚，邓猛也就随继父之姓，改称“梁猛”。

多年以来，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渐渐失去了汉桓帝的宠爱，令梁冀、孙寿夫妇非常焦虑。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急于再嫁一个梁家女孩给汉桓帝，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在此时，宣女士带着小女儿梁猛到梁冀家玩，孙寿见梁猛生得标致，就把她带进宫中，介绍给汉桓帝。经过试婚，汉桓帝很满意，封梁猛为贵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汉桓帝决意立梁猛为皇后。这时，梁猛的姐夫议郎邴尊却上奏朝廷，追究历史，希望恢复梁猛的本姓“邓”。

邴尊的出身虽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却世间罕有，可以提供许多线索。“邴”字通“丙”，汉代文物上一般写作“邴”。西汉中叶，有个叫邴吉的官员参予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登上西汉皇位，是为汉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绩备受世人好评，与萧何、曹参、魏相并称为“萧、曹、魏、邴”四大西汉贤相。西汉后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后裔，邴家成员也常在朝廷为官，直至东汉不绝。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后代，那么他倾向于邓家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他本人就是邓家的女婿。

当朝皇后应该姓“梁”还是姓“邓”，关系着许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还未传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为快了。他和孙寿一商量，决心干脆将邴尊和宣女士一家灭口，铲除梁猛原姓“邓”的所有证据。东汉后期，随着中央皇权的动荡衰微，司法和治安机构显得日益无能，于是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达官显贵都私养刺客（又称“死士”，因为这一职业非常危险），以备不时之需。班固《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的刺杀案件不过10起，而范晔《后汉书》所载东汉时期的刺杀案件却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东汉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统就曾经派刺客刺杀过辩士张玄。梁冀比起乃祖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剑下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