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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他的观点。

　　　　萧伯纳于1931年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赞扬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并多次公开声称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界来苏联的人更多，同样写了不少游记性质的文章，记录了在莫斯科的见闻。

　　　　比如徐至摩的《欧游漫录》和瞿秋百的《赤都心史》。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念对苏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人极力的赞美，有人大肆的批评，只有多年之后，才能真正判断出是非对错来。

　　　　正如纪德所说：“预先带着信念的参观者对光明和阴暗面常常是很敏感的。苏联的朋友常常很不情愿看到苏联的阴暗面，或者，至少说不情愿承认它。因此，往往仇视苏联的人说了真话，热爱苏联的人说了假话，这种情况是太多了。”

　　　　林子轩同样是位参观者，不过他是一位来自后世的参观者。

　　　　在他的世界里苏联早已解体，成为了历史中的一段记忆，是非对错早有了公断。

　　　　他这次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陪着冯程程见识一下这个时期的苏联。

　　　　林子轩在中国虽然有名气，但还没到引起斯大林注意的地步，如果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能够和斯大林见上一面。

　　　　就算是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也见不到。

　　　　因为高尔基自从1921年就到意大利养病去了，直到1928年才返回苏联。

　　　　正因为不被重视，让林子轩有了较为自由的行程安排。

　　　　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管理人员的介绍，除了一些必要的参观地点和欢迎会议，林子轩可以在莫斯科随意走动，没有限制。

　　　　这样就很好，林子轩可不想随时随地的被人监视。

　　　　说实话，在莫斯科游行示威，声讨段祺睿政府的暴行只是一个形式，表达大家的愤慨之情，对国内的局势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游行活动到上午就结束了，林子轩和冯程程回到住处休息。

　　　　到了下午，当两人想要到莫斯科街头逛逛的时候，有人前来拜访，来人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他说是宋子闻安排他来接待林子轩的，并拿出了宋子闻的信件。

　　　　林子轩看了信件，的确是宋子闻的亲笔信，说明这个小伙子的身份不简单啊。

　　　　“我姓蒋，先生叫我京国就行了。”小伙子自我介绍道。（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一章　这就是莫斯科

　　　　林子轩一听这个名字就明白了，这是以后的太子啊。

　　　　宋子闻找这位未来的太子爷陪着他，恐怕是担心他在苏联闹出什么事情来，不好收场。

　　　　蒋京国出生于1910年，在上海受到商人陈果福的照顾。

　　　　1920年就读于上海的万竹小学，1924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

　　　　1925年10月，蒋京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这所学校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此时的蒋京国虽然还是位少年，却透着上海人的精明，言语得体，态度热情。

　　　　对待林子轩用的是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林子轩接受了这个安排，在人生地不熟的莫斯科有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导游也不错。

　　　　即便没有蒋京国，他们也要找一位俄语翻译，你不能期望莫斯科的市民会说汉语。

　　　　三人都来自上海，自然有不少的共同话题。

　　　　按照蒋京国的说法，莫斯科真没什么好玩的，和上海没法相比，这里的物资极为短缺，商店里的商品品种单调，就连服装都是同样的款式。

　　　　别说是追求时尚了，只要稍微穿上鲜亮的衣服都会引起非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更谈不上娱乐，戏院里演的是歌颂革命的戏剧，报纸和杂志上是关于大革命的讨论，出版的书籍都是赞扬新时代的小说。

　　　　根本见不到类似于上海的八卦小报。

　　　　上海和莫斯科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堡垒。

　　　　在莫斯科的街头。随处可见宣传革命的画像和标语。

　　　　林子轩带了相机，想要拍摄一些照片带回去。发表在报纸上，算是对于苏联的印象。却被蒋京国拦住了。

　　　　外国人在莫斯科拍照要经过当局允许，还要审查照片的内容，否则严禁携带出境。

　　　　林子轩没想到这个时代的苏联已经如此戒备森严了。

　　　　其实，1926年的苏联算是较为宽松，因为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

　　　　列宁过世后，苏联高层内部纷争不断，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俄国早期的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被认为是列宁最有可能的接班人。在苏联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列宁生前把斗争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对斯大林等人。

　　　　但斯大林联合苏联其他高层一致排挤托洛茨基。

　　　　那些苏联高层为什么选择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呢？

　　　　因为斯大林不是天才，他不善写作，也不善演讲，工作成绩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认为他没什么政治资本，性格简单，容易被操纵。

　　　　结果却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别人成了他的棋子。

　　　　在把托洛茨基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赶出苏联政坛，流亡国外后，斯大林于1934年开始了大清洗计划。逐步铲除他的对手，最终大权在握。

　　　　也让苏联进入最为黑暗的时期。

　　　　和以后的苏联相比较，1926年的苏联可以说是阳光明媚。

　　　　除了老百姓贫穷点。国家不富裕，审查制度过于严格外。真没什么好的吐槽点。

　　　　林子轩抱着观光者的心态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体验着这个时代的苏联。

　　　　莫斯科的市民要比其他地区的市民衣装整洁。

　　　　虽然也有看起来像是流浪汉一样的存在。却并不多见，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其他商店则乏人问津，几乎看不到奢侈品的影子。

　　　　他还碰到鬼鬼祟祟试图兜售古董的苏联人。

　　　　蒋京国介绍说那是以前俄国的贵族，私藏着一些家族传下来的古董，专门卖给有钱的外国人，因为苏联人一旦发现，就会举报。

　　　　或许是林子轩穿的服装过于高档，才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

　　　　想要购买也可以，只是要当心上当受骗。

　　　　仅仅走了几条街区，林子轩和冯程程就没有了兴致，除了建筑不同，这些街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景象，没有奇特之处。

　　　　通过一座城市的景象就能看出这座城市所承载的文化。

　　　　晚上的时候，他们到戏院去看了一场戏剧，讲述的是十月革命的故事，演的很不错。

　　　　当然，如果每天都看类似的戏剧也会感到厌倦。

　　　　这不是说苏联就没有经典剧目，至少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等经典的芭蕾舞剧还在上演，只是并不是每天都有。

　　　　林子轩对此颇为期待。

　　　　虽然他不懂得芭蕾舞，但也愿意受到芭蕾舞艺术的熏陶。

　　　　接下来的两天，林子轩先是参观了一所学校，然后听了一场报告会。

　　　　这是苏联方面安排好的参观行程，让来访者充分感受苏联伟大的革命热情。

　　　　在莫斯科的一所小学，参观之后，校长提议林子轩题词，这是每位参观者都会有的程序。

　　　　林子轩想了想，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英雄报告会的主角有军人、农民和工人，他们通过各自的职业来展现苏联大革命前后国家的变化，讴歌国家的制度好，讲的声情并茂，热泪盈眶。

　　　　报告会结束，又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重点对报告会进行总结和谈自身的体会。

　　　　林子轩听不懂俄语，蒋京国在一旁翻译。

　　　　这些人大概的意思是听了报告会，被英雄们的事迹感染，浑身充满力量，要为祖国贡献青春，伟大的祖国，伟大的领袖等等。

　　　　这时候，苏联人觉得参观者应该发表意见了。

　　　　听了这么激动人心的报告会，难道你的心灵还没有被震撼，没有被洗礼，从而成为苏联的坚定拥护者么？

　　　　林子轩望着那些激动的面孔，有点不忍心打击他们的积极心。

　　　　“我来到苏联这几天，看到了不少问题，我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林子轩发言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吓了一跳，心想怪不得宋部长交代了要看住这位林先生，就是怕捅娄子。

　　　　他非常机警，并没有照实翻译，而是说了一句不相关的话，反正林子轩也听不懂，先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再说。

　　　　“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所以苏联现在应该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林子轩继续说道，“既然有初级阶段，那么就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我认为中级阶段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高级阶段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此才算是社会主义。”（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二章　哲学船

　　　　林子轩把话说完，蒋京国才松了口气。

　　　　他真害怕林子轩会说出一番抨击苏联政策的言论，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年有余，虽说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学习，但他不是聋子和瞎子，总能通过报纸看到莫斯科的消息。

　　　　苏联政府对待**********者绝不留情，莫斯科充斥着肃杀的氛围。

　　　　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觉得林子轩的说法问题不大，便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林子轩的发言翻译了出来。

　　　　座谈会上的苏联人来自各个阶层，既有工农兵，也有一些社会学者。

　　　　对于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话题没有人接茬。

　　　　这个话题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问题，说不好就是路线错误，容易出事。

　　　　他们彼此看了看，氛围变得古怪起来。

　　　　终于，一位学者说话了，蒋京国翻译了过来，并提醒林子轩小心回答。

　　　　“林同志，你觉得怎么才能更快的实现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涉及到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

　　　　林子轩不能说你们不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还要从西方国家引起先进技术，才能快速的发展，否则就会破产解体。

　　　　不说这些建议适不适合苏联的国情，他要是说出来必定会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奸细。

　　　　好在林子轩不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位小说家，不需要回答这么严肃的问题。

　　　　“我不懂经济，我想这需要苏联人民共同的努力。”林子轩应付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和在场的人放松下来，没有人想惹麻烦。

　　　　接下来他们自顾自的交谈。也不去询问林子轩的意见了，担心这位中国文学家又说出什么让人惊讶的观点来。

　　　　座谈会结束，按照惯例，会有一份会议记录送到苏联的情报部门备案。

　　　　这是外国名人在苏联才会有的待遇，每一位苏联公民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外国人的言行。

　　　　林子轩并不在苏联情报部门严密监控的范围，只是稍微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

　　　　毕竟苏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林子轩算是小有名气。

　　　　会议记录被送到情报部门，有专业人员分析林子轩这段话的意图，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苏联国内贫困现状的不满。

　　　　另一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定性。

　　　　从这段话还能分析出这位中国人认为苏联应该先发展农业，实现温饱，再发展工业。

　　　　这是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横加干涉。

　　　　这位分析人员觉得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国家性质和革命理论的高度。

　　　　于是，他写上自己的意见。把情报呈递给了上一级部门。

　　　　上一级部门同样进行了分析，无法判断这位中国小说家的意图，特意请来了苏联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研究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

　　　　一些理论家翻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最终发现，这个问题马克思没说过啊！

　　　　在马克思时代，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的问题。

　　　　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要不要采用这种阶段式的划分？

　　　　这些理论家做不了主。只能继续上报，最终被送进了克里姆林宫。

　　　　林子轩不知道苏联的情报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也没想到座谈会上的内容会被送到情报机关，他只是随口一说。

　　　　他继续自己的莫斯科之旅，和冯程程一起参观各种沙俄时代的历史古迹。

　　　　莫斯科怎么说都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像中国的西安和北平一样，有着不同时代的遗迹。

　　　　两天后，他受邀参加了一次苏联作家协会举办的交流活动。

　　　　主题是中国和苏联两国文学界的交流。展示苏联革命文学蓬勃发展的新风貌。

　　　　林子轩看了与会者的名单，没发现自己认识的作家。

　　　　他知道的苏联作家不多，有些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不少作家被驱逐到国外去了。

　　　　在1922年苏联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哲学船”的事件。

　　　　这一年，苏联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

　　　　1922年8月16日深夜。苏俄国家保卫局的行动队分别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与乌克兰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搜捕。

　　　　搜捕的对象是当时俄罗斯最重要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与作家。

　　　　整场搜捕一直持续到8月22日，共有225名高级知识分子被列入搜捕名单。

　　　　这些俄罗斯知识界的精英在经过审讯后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被驱逐出祖国，去往西方，他们大多定居在柏林或者巴黎。

　　　　苏联当局认为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于这些**********的知识精英采取驱逐的方式，不像后来斯大林执政期间采取迫害的方式。

　　　　这是他们的幸运。

　　　　林子轩不认识这些苏联作家，这些苏联作家同样不知道林子轩是谁。

　　　　林子轩的书籍没有被翻译成俄文，他的小说不具有革命性，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在苏联根本无法出版。

　　　　这样以来，所谓的交流就成为一种形式。

　　　　苏联的作家们大谈革命文学，批判资产阶级文学，把西方的著作都批评了一番，只有那些赞扬或者亲近苏联的作家才能得到他们的好评。

　　　　林子轩没读过他们的著作，也就无从谈起。

　　　　他本来写了一篇稿子，想要谈一谈中国文化和俄国文化的渊源，看到这种情况，也就放弃了，而是说起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仅仅是泛泛而谈，他对这次的交流会不抱什么期待。

　　　　他们开会的地点在苏联的作家协会，交流会结束，有人带着林子轩参观作协的荣誉展览室，介绍苏联这个时期的著名作家。

　　　　展览室内挂着不少画像，每一位著名作家的画像下面都有他们写的书籍和获得的荣誉。

　　　　高尔基排在第一位，获得的荣誉也最多。

　　　　作协的负责人充满自豪的一个个作家介绍过来，其中有一位叫做扎米亚京的作家介绍的特别简短，只说了名字就结束了。

　　　　这倒引起了林子轩的兴趣。（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三章　看来你已经有了灵魂

　　　　在林子轩的脑海里有关于扎米亚京的少量信息。

　　　　这位苏联作家是和英国作家奥威尔，以及赫胥黎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三人写了三部小说，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分别是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

　　　　《我们》于1924年以英文在美国出版，《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1984》出版于1949年，无论是《美丽新世界》还是《1984》都有借鉴《我们》的地方。

　　　　扎米亚京出生于1884年，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造船系。

　　　　1914年发表了小说《外省小城》，高尔基盛赞其写作才华，他积极参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两次入狱，三次流放。

　　　　可以说是革命的中坚份子。

　　　　俄国革命爆发后，他赶回俄国，发表多部戏剧和小说，成为彼得堡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然而，苏联成立后，他敏锐的察觉到新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写作了一系列批评的文章，因为批评新政权政策和讽刺现状被苏联报纸点名批评为危险的颠覆分子。

　　　　他于1920年创作了小说《我们》，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批评，禁止在苏联出版。

　　　　直到1924年《我们》的书稿才被带出苏联，在西方社会出版。

　　　　扎米亚京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