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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东北的地界，他发觉时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了，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厂经商为主。

　　　　在东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军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东北三省作为军事基地，为此支持张座霖使东北三省独立。

　　　　一旦发现张座霖不听话，就在铁路上放炸药把张座霖炸死。

　　　　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

　　　　林子轩想到以后东北的局势，心情沉重，等到进入蒙古境内，才算好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那样会陷入无休止的苦闷之中，还是要活在当下，积极的去做改变。

　　　　当火车驶进蒙古的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院子里，几名女学生正在谈话。

　　　　她们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会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

　　　　这几名女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骨干，其中就有许广评。

　　　　第二日，许广评没有直接参与游行，而是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讯的住处。

　　　　她放下手稿，准备前去和同学集合，鲁讯拦住不让她去请愿，而是留下来抄写稿子。

　　　　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

　　　　许广评跑回学校，发现她的同学被枪打死了。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鲁讯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政府对于学生的屠杀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鲁讯更是写了文章抨击政府的暴行。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段祺睿政府。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些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的师长或者前辈们是不是也要负有责任。

　　　　这人叫做陈原，他在3月27日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

　　　　在文章里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公正。

　　　　“这次惨案的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即日成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言论在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声浪中显得独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动者，认为陈原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径，是帮段祺睿政府脱罪，是军阀政府的帮凶。

　　　　鲁讯同样是一位鼓动者，他曾鼓动青年走掀翻桌子、厨房放把火的决绝道路。

　　　　但是出于私情，也不想见到熟人因此吃亏。

　　　　1925年4月，他在给许广评的信中这样写到。

　　　　“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发了鲁讯和陈原之间一系列的笔战。

　　　　在这种全国舆论谴责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陈原自然在论战中败北，成为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还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

　　　　后来只能离开北平，远走武汉，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这一时期，不少作家都写文章参与讨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国的女子》中对牺牲的学生给予极高评价，并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朱自青当日就在现场，他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详细记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

　　　　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杀！”

　　　　北平的《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林子轩离开北平时发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来。

　　　　当时还没有人相信政府会犯下如此暴行，现在看来却不由得让人心惊。

　　　　林子轩叮嘱过平禁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万象书局要站在学生这边，所以万象书局的报纸和杂志刊登的都是抗议北洋政府的文章。

　　　　正是三一八惨案，导致段祺睿政府倒台。

　　　　1926年4月9日，鹿中麟率国民军以段祺睿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

　　　　段祺睿逃入东交民巷法国使馆，执政府倒台。

　　　　4月17日奉军占领北平，奉军进京后查封《京报》馆和一批进步报刊。

　　　　《京报》创始人邵飘平于4月26日清晨被奉军秘密处决。

　　　　张学梁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等，大肆查**刊，搜捕反对人士。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他们刚刚打倒了段祺睿，还没来得及欢呼，却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

　　　　张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为残暴，北平处在极为恐怖的氛围之中，包括鲁讯在内的不少社会名流都上了通缉的黑名单。

　　　　鲁讯不得不辗转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到五月才返回寓所。

　　　　正因为如此，鲁讯在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年时光的北平，南下谋生。

　　　　和鲁讯有同样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随着这批文人的南下，中国新文学的阵地从北平逐渐转移到了上海，从此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全新的一页。（未完待续。）

第三百零九章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进入苏俄境内，林子轩和冯程程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苏俄，而不是宣传中的苏俄。

　　　　在北平的时候，一些去过苏联的学者告诉林子轩，苏联人虽然会安排参观活动，但不会限制人身自由，参观者可以在莫斯科随意走动。

　　　　如果懂得俄语，还能和莫斯科的市民交流。

　　　　苏联政府并不介意展现自身不好的一面，这种事情无法避难，只能说是革命过程中的阵痛，他们更在意展现自身未来的光明前景。

　　　　他们会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富人被打倒，穷人得自由，消灭了社会阶级，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没有了贫富差距，最终实现人人平等，世界解放。

　　　　这无疑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大同世界”的说法，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家对于社会制度的终极追求。

　　　　不少中国学者被这种光明的前景吸引，觉得苏俄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相通之处。

　　　　但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就需要大革命，用鲜血铺平理想的道路。

　　　　这恐怕是中国学者和苏联人的分歧之处。

　　　　中国的学者大多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获得执政权，逐步的改善社会生活。而不是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在沿途的火车站点看到苏俄人的生活状况。

　　　　火车站上有不少乞讨的儿童，还有做生意的小贩和麻木的人群。看到火车进站，他们活动起来。朝着火车涌来，希望能够讨要到食物和钱财。

　　　　不少苏俄人乘坐火车前往中国的东北三省讨生活，在东北的哈尔滨和奉天等城市做生意。

　　　　在后世，东北地区的城市里都有俄国风格的建筑。

　　　　林子轩在上海租界见过俄国人，那些人大多是从苏联流亡的俄国贵族，他们带着财富逃离苏联，到上海定居。

　　　　一场大革命，赶跑了贵族，留下的都是吃不饱饭的平民。

　　　　这时候。西方社会对苏联采取经济和政治封锁的策略，警惕着这个新生的国家。

　　　　直到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才让苏联获得了发展机遇，从西方国家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冯程程透过车窗把食物递给乞讨的孩子，那些孩子争抢起来，乱作一团。

　　　　她有点难过，为这群孩子伤心。

　　　　其实。在中国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旦到了饥荒之年，或者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难民们都会朝着大城市涌来。

　　　　就算是在上海。吃不饱饭的也大有人在。

　　　　林子轩和冯程程是资本家，住在租界内，平时很少接触到这种情况。

　　　　冯程程曾经去看望在工厂里做工的童工。已经觉得够可怜了，想不到苏联的情况更糟糕。

　　　　苏联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贫穷。

　　　　3月20日傍晚。林子轩来到莫斯科。

　　　　前来迎接他们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人员，这所大学虽然是苏联人出资筹建。校长和教员也都是苏联人，但名义上是一所中国学校。

　　　　为了照顾好中国学生的日常生活，学校里也有中国的管理人员。

　　　　莫斯科中山大学施行两年制，第一年以学习俄语为主，第二年学习革命历史和军事训练。

　　　　对于林子轩的到来，学校很重视，派人迎接。

　　　　“林先生，你知道了吧？”在车上，一名管理人员询问道。

　　　　“什么？”林子轩不解道。

　　　　“前两天在北平执政府门前发生了血案。”那人义愤道，“段祺睿政府竟然向着游行的学生开枪，打死了几十人，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

　　　　林子轩装出惊讶的模样，冯程程捂住了嘴，一副不敢置信的神情。

　　　　在北平有各国的记者驻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不久各国记者就通过电报把消息传回国内，在莫斯科的留学生知道了这件事。

　　　　“我们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场游行示威，抗议段祺睿政府的暴行。”那名管理人员继续说道，“林先生，你会参加吧？”

　　　　“这是自然，我实在没想到竟会如此。”林子轩断然道。

　　　　随后，他询问了详细的情况。

　　　　不过因为事情刚刚发生，中国留学生只知道一个大概，还没有详细的信息传到莫斯科。

　　　　莫斯科的报纸上倒是报道了三一八惨案的情况，林子轩看不懂俄文，也就没有去买。

　　　　反正事情已经发生，剩下的只有纪念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原本是一位俄国贵族的官邸。

　　　　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

　　　　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

　　　　林子轩和冯程程被安排在教职工宿舍歇息，条件不错，看得出苏联在这所大学上花费了不少心思，在住宿和饮食方面对中国学生都有优待。

　　　　3月21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预备游行。

　　　　他们请林子轩发表演说，谴责段祺睿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

　　　　林子轩对此颇为熟悉，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演说，声讨段祺睿政府的暴行，高度赞扬了学生的英勇行为。

　　　　在演讲的尾声，他如此说道。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最伟大的事业——为中国的解放而斗争。”

　　　　“那些学生虽然倒下了，但会有千千万万的学生站起来，我们会将他们铭记在心底，继续前行，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

　　　　听演讲的不仅有中国留学生，还有苏联的校长和教员。

　　　　这位校长听到身旁翻译人员的话，觉得林子轩说的真好，如果把“中国的解放”变成“全世界的解放”那就更好了。

　　　　就这样，林子轩的莫斯科之行从一场游行开始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章　前来苏联的参观者们

　　　　林子轩之所以要引用这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是因为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是他阅读过的为数不多的苏联小说之一。

　　　　在后世，这段话和高尔基的《海燕》成为中国人对苏联的最后记忆。

　　　　而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极为励志。

　　　　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完全瘫痪，卧病在床，他的双目开始失明。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决意通过文学作品，展现自己所处时代的面貌和个人的生**验。

　　　　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他克服种种困难进行写作，终于在1933年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只是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

　　　　最终经过朋友的介绍才得以出版，没想到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苏联一书封神。

　　　　之后，他住进了苏联政府为他盖的别墅，有专门的人员照顾他，还有医务人员为他看病。

　　　　他开始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这本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时常要根据“上面”的意思进行修改，这是为了保证小说创作路线的正确性。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国作家纪德有过一段恩怨。

　　　　纪德是法国小说家，194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1935年访问了苏联，回国后写了《访苏归来》，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访苏归来》的正文只有三万字。却真实的描写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

　　　　正因为真实，并且表达了对苏联幻想的破灭。以及得出了苏联必将破产的结论，在世界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

　　　　苏联当局对这本书的反应极为强烈。通过各种途径动员各国支持苏联的人士对纪德及其《访苏归来》发动猛烈的抨击。

　　　　苏联的报刊指责纪德是“披着羊皮的狼”和“法西斯奸细”。

　　　　因为纪德宣称自己是**者，对苏联怀有憧憬，只是参观之后改变了看法。

　　　　纪德在苏联期间就批评苏联国内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没有人敢于写标新立异的作品，文学创作套路化。

　　　　他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有过一次会面。

　　　　当时两人的交谈很友好，但当《访苏归来》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指责纪德是个卑鄙无耻的骗子，欺骗了苏联人民的感情。

　　　　和纪德同属法国作家的罗曼罗兰批评了纪德《访苏归来》。

　　　　罗曼罗兰是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获奖小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1935年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

　　　　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西方文化界地位极高，罗曼罗兰在苏联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和斯大林等苏联高层有过交往。

　　　　他看到了蒸蒸日上的苏联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作风，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

　　　　回国后，罗曼罗兰写了《莫斯科日记》，记录了在苏联的见闻。包括对于斯大林等苏联高层的印象，还指出了高尔基性格上的软弱。

　　　　只是，他做出了封存《莫斯科日记》50年的声明。

　　　　“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日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据说是因为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妻子的家人还生活在苏联。

　　　　罗曼罗兰和纪德都看到了苏联的问题，也都写了下来。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纪德认为苏联没救了，罗曼罗兰觉得苏联还可以抢救一下。我们应该帮助它。

　　　　这恐怕是罗曼罗兰批评纪德的《访苏归来》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访问苏联的西方学者很多，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和英国戏剧家萧伯纳。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与列宁和高尔基有过面谈，他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甚至于恐惧。

　　　　他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