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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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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一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的了？”
“这也还用问吗？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下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只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小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游荡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做“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声名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做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俐牙的冯爱倩几句话就将两个刚刚还像斗鸡一样的小老板说得无话可说地低着头出了门。虽然在短暂的采访中我无法获悉更多的相关事例，但义乌市场管委会冯爱倩、何海美、龚辉潮他们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无限的思索：义乌市场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之所以不断地繁荣，它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了冯爱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创业者的敬业精神与无私奉献，是义乌市场闪闪发光的基石，它支撑着这座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在第二代市场建立不久，原设计的1800多个摊位在开业不到一个月里由于经商人员猛增，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办法，使场内摊位扩至2800多个，但参与经商的人员依然如潮水般地涌来。经历当时这一幕的义乌人都还清楚记得，新市场开业时，大伙对当时全省第一大室内市场叹为观止，可转眼间竟然被挤得无立足之地，别说远道而来的客商们进不了市场，就是本地的摊主进出都成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市场，因此几度出现摊位租赁费猛增，有人看着摊位抢手，便干脆倒腾起摊位来，这更加剧了市场的吃紧与混乱。1985年4月下旬，已经从谢高华手中接任的新一代县委领导现场办公，在征求工商户的意见基础上，决定为适应市场需要提出了再建一个市场的方案。然后令决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传出，当即引起了另一种异议，由于新方案中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里甚至向中央写信说：“这么好的田毁掉建市场太可惜了，光靠市场能吃饱饭吗？”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是：你们这么干，既毁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这些自发的又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们所制造的某种不正常的现象所迷惑！在当时，这种意见不是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从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干部的心态来看，对搞市场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为义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打了问号。怎么办？路只有两条：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场向前推，不建就是让市场发展到此为止。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都集中在县委身上。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赵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赵仲光书记处理此事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叫上县里五套班子成员，跟着他来到实地考察，最后来了个集体表决的方式把再建市场的事定了下来。“有意见只听不改，定下来就快上，明年国庆节前开业时我来剪彩！”赵仲光书记最后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斩乱麻，而义乌的决策者们从谢高华开始就一直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便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仅用了10个月时间，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城内建成。
形势依然出乎想象。开业之初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令义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市场之好连经营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时隔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义乌的第三代新市场再度告急：经营场地爆满不说，整个义乌城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室内场地不够用，许多经营者和客商只能见空地方就凑在一起买卖交易起来，曾出现过有人什么生意都不会做，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栋楼给外地人提供进货发货中转，结果此人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了100多万元！义乌人太精明呀，有人听说出租房屋赚大钱，于是便掀起了在县城内大兴新宅基的热潮。哎，这一热，连一向头疼如何把城市建设赶上去的城建干部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搞了几十年却从没多少改观的义乌城市建设在一夜之间楼群遍地，马路一新，整个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叫人兴奋的是政府没掏多少钱，仅仅多拿了几套规划而已。
市场给义乌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短短几年间的市政建设使以往的一个小旧镇，瞬间一跃崛起，成了浙中的现代化城市。1988年，义乌正式由县变成了市。而这撤县改市的进程，如果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也许义乌的今天仍然是个县级建制的地方。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进入自由经济时，它的发展将常常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同样的道理，当它一旦进入良性状态后，它的发展将超乎我们想象，并对整个社会形态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第三代市场开业不久，摊位的紧张再度成了义乌市场的首要矛盾，而此时外地客商对义乌市场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故经营者纷纷向已经是市府的义乌领导们强烈要求再把市场扩大，其急切心情胜于火燎。看来第三代市场的决策过程又是短期行为了。别犹豫了，再扩吧！这回上下几级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看法一致，因为实打实的好处使义乌很少有人再对市场说三道四了。集体决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场后侧过稠州路向东延伸的120亩地作为第四代市场规划区。6月份决定，7月份就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向全市发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千千万万个经营者和60多万义乌百姓都在期盼着更大更精彩更宏伟的“中国小商品市场”诞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遍了中国大地，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空乌云阵阵。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来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铲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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