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谈判是第一步，主要解决怎么个买法。是全部买它的厂，还是买部分？一个月谈判下来，沈文荣发现：买部分主体设备是那么多钱，买整个厂也差不多那么多钱。“这个厂我全要了！”沈文荣最后对德国人说。

日耳曼人惊愕了：“中国人，你怎么把我们的厂搬回你的国家？”

“我有办法。”沈文荣狡黠地朝谈判对手一笑。

“三年内必须全部搬走这里的一切，你们行吗？”德国人不太相信中国人能做得到这样的事。

“没问题，我们会用更短一些时间。”沈文荣告诉德方。

3084万欧元。合同上的金额是这个数目。

沙钢怎么可能做得起这桩生意嘛！合同签订后，国内的同行一片哗然。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德国，卖家有些紧张了，非要求沈文荣他们交银行担保。

结果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大章的担保书迅速发往了德国有关方面，上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张家港“沙钢”企业完全有这样的付款能力。

自己国家的著名钢铁企业要被中国人拆掉搬走了！德国民众和钢厂附近的百姓恋恋不舍地来到多特蒙德钢厂，他们像向一位英雄告别一般，成群结队地来到厂区，抚摸着已经有些生锈的钢炉和设备，有人甚至抱头痛哭……

“拜托大伙儿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厂子里的所有设备拆卸完毕，否则就不能回家过年呀！”史无前例的钢铁巨人大拆卸、大搬运开始了。1000多人组成的中国“拆运军团”是如何到德国的，沈文荣以“沙王”的口吻告诉我：“能想到的招全都用上了：政府公务访问团的、专家出国考察团的、劳务团的、旅游团的等等等等。”

“办签证说多难就有多难！”沙钢办公室的同志用了一句“不堪回首”来形容当时他们遇到的种种困难。

“沈总要求的时间太紧了，其实我们大伙知道沈总为什么这么做，道理很简单：1000多人，多在德国呆一天，我们的成本支出就是几万欧元。再算上这边早一天开工、早一天出钢材产品，那又为企业多赚多少钱嘛！”沙钢人这么说。

有德国人曾经断言：按照惯例，拆除这座大型钢厂至少需要700天工作时。沈文荣笑笑，说：“我们用100天的时间足够了。”

德国人眨眨眼，有些傲慢地朝他摇摇头。

沈文荣心想：你们德国只跟苏联人干过仗，你们当然不知道中国人其实比俄罗斯人厉害得多！

最后100天都不到，一座用8年建起的“钢铁城”被1000余名中国农民工拆得“体无完肤”。

德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是怎么干的，但有一点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星期天、节假日，甚至是喝啤酒的月光下，中国人都在挑灯夜战。“中国人不讲人权！”“中国人像奴隶似的进行劳役！”德国有关部门和所谓的人权组织开始出面干预。他们甚至在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派出飞机，在钢厂上空巡视……

“他探他的，我们照干我们的！中国人如果不是因为被帝国主义封锁几十年，又因‘文革’耽误了十多年，我们也有西方世界那么现代化，我们自然用不着加班加点！但现在不行，我们必须抢夺分分秒秒！”沈文荣自有他的“王道理论”。他让工人们学会“游击战”——在拆设备现场，搭起工棚，这样德方派飞机巡视就无法知道下面到底是在干活还是在停工。如此捉迷藏式的战斗持续了几十天，最后德方仍然弄不明白中国人到底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武器”将一座至少需要700天拆卸完的“钢铁城”，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内全部化为平地。

大搬运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举动，德国人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等待中国人再次出招。沈文荣太聪明、太“贼性”，他把所有用得着的设备和材料全部挑选出来，然后一车一车地细心打包装车，又将用不着的废弃物堆在一起。有几天时间里，他叫来当地多家废旧公司，潇洒地将300多万欧元的废钢材收入划到了沙钢的账面上。

大搬运走的是海路。从钢厂到附近港口有300公里远，13万吨设备将被中国人搬运回国。为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后大搬运，当地的德国政府都被中国“沙王”沈文荣调动了起来。

“通往海港的那条高速路，在我们搬运的日子里其他车辆皆被禁运。我们租用的几百辆搬运车队就这样不分日夜地来回奔驰着，许多德国民众整天整夜地站立在公路两旁，恋恋不舍地看着这支钢铁洪流从他们眼前驶过，我想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别样滋味……”沈文荣说起那一幕时，很为中国人骄傲。

“13万吨货物呀！整整13艘巨轮，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欧洲抵达张家港的那一刻，我的家乡人民欢腾了！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洋货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当时我们的货物，从海港码头一直堆到厂区，连绵十几里……”沈文荣说起那一幕，很为家乡张家港骄傲。

2005年，沈文荣不仅把650万吨钢板设备从欧洲的莱茵河畔全部搬运到了自己家乡，而且将这一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在当年投产后首次实现了沙钢年产超千万吨的纪录，从而跨入了世界钢铁产业的第一方阵。

2006年，沙钢年产达1463万吨，在全国位居第4位，销售收入587亿元，在全国冶金行业位居第5位，出口创汇8亿美元，位居同行业第3位，人均产钢量1116吨，在全国位居第一位。

“现在沙钢是除上海宝钢之外的中国第二大钢厂。”这话我是从北京的一位冶金专家那里听到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宝钢是国家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起来的，而沈文荣的沙钢是完全靠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钢和沈文荣是真正的中国钢铁之王。”

2008年2月19日那天，我在沙钢采访沈文荣结束后，工作人员请我吃午饭，在沙钢的内部餐厅里，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这里原来的雅间铭牌是“春兰”、“夏莲”、“秋菊”和“冬梅”……现在已经改成米塔尔、阿赛洛、浦项、纽柯等世界钢铁巨头，很有意思，我知道沈文荣这个张家港“沙王”是在将自己的企业定位在与这些世界钢铁巨人的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现在大家听完我对“沙王”沈文荣的介绍，是否同意我最初曾经讲过的“假如离开了沙钢和沈文荣，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这句话呢？

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引子　感受“华夏第一市”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富有，富有得满地都铺着黄金，如山的黄金灿烂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那么自豪，那么从容，那么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个千万富翁、一个个亿万富翁……

这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为千万富翁；如果你认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话，你就可能是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财产可以跃居世界富人榜。

这里的人拿着一份最新排名的“百名富人榜”朝我笑道：不准，这太不准了！我们这儿至少有几十位富商可以进入这个排名的，可他们没有进去，其实那些所谓的富人调查机构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到底谁最富。

这就是义乌。这就是中国的义乌，一个农民们靠做小商品起家的中国义乌，一个叫人不可思议的富有之地。

这个城市靠鲜活的市场演绎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仅仅20年时间，从原本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变成了影响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性商贸名城，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伟大理想。它以42万种小商品、年成交额近400亿元的力度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这里的海关每天出口的标准集装箱有1000个，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长年扎营此地！

20年里，这里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高出全国发展水平15个百分点！

义乌，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地方！一个赚全世界钱的地方！一个全世界人都在此赚钱的地方！

你无法相信，这里过去是个完完全全的“一无所有”之地：既不靠海也没有肥田，浙中盆地交通不便；没有资源，人均耕地稀少；没有工业基础。义乌最初唯一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

但是20年后的今天，所有来义乌的人都会赞叹这儿的市场之大。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想把义乌遍布全城的50个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时计，每个摊位逛1分钟，整个义乌市场则需要走120天。

义乌，世界商城之最！

同样，所有来过义乌的人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富裕起来的？

有关义乌市场和经营这个市场的文章现在很多了，但对于这个市场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亿万富翁们的昨天是怎样个景况，看一看8年前笔者用3个多月时间调查采访得来的第一手素材，你会看得津津有味——

对长久居住在首都北京的我来说，当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中国某一小地方有个“华夏第一市”时，不免有些好笑；不过后来很快得到证实，这确是个事实。1998年末和1999年初的三四个月里，由于工作需要，我在北京、深圳、海南和苏南几个城市间穿梭着，在感受中国的首都、特区、大特区和被誉为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的苏南之后，我两次来到了浙江中部那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义乌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真的在这里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市”——一个以繁荣和生机取胜于别人的城市。

在深圳和海南，或许这里已经走过了它最辉煌的时代，或许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尚未脱出阴影，总之我没有像过去来时被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所激动，眼下的深圳和海南一切都很平和，或者说商业气氛明显有些萧条。

苏南是我的故乡，在以往的几年里我曾对其投入过极大热忱并用笔多次讴歌过。但走过义乌后再看一看我的故乡时，我多少有些伤感地必须承认：今天的义乌人，无论从外部的直感或从深层次的实质内容上看，都已超过了苏南地区，而且至少5年甚至更长一段距离……

虽然目前还没有哪里可以同首都北京相提并论，但有一件事却异常令我深思和吃惊：这几年，北京城里盖了一家又一家大商场，其规模、其豪华程度一家胜一家，但很多商场开张之后的景况却不尽如人意，场内冷清的、没多时又关张的不在少数。地处二环路边的“新万通广场”便是一例，然而这家论档次、论规模、论地势都是一流的新商业大厦，却在开业不到两年即不得不关张歇业，令附近的京城百姓嗟叹不已。1999年元旦，我再一次路过此地时，恰见“新万通”改头换面成了“小百货批发市场”。经不住人山人海的诱惑，当我走进大厦之内，不由得阵阵惊喜，因为这儿的商业气氛远胜于西单、王府井那些老牌名街而一举成为北京人渴望一走的商厦。细细一打听，更为吃惊的，那就是托起这首都繁荣商厦的业主竟有三分之一是义乌人，那些叫京城百姓如醉如迷的商品则几乎有一半以上来自千里之外的义乌市！

不服是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论说谁英雄谁好汉时再也不能按其传统的概念了。君不见，一个年轻的比尔·盖茨电脑王国竟然可以抵我泱泱中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国有大企业的全部产值和利润；君不见，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为什么总有人不肯甘心低下那颗军国主义的头颅，就是因为它有优于你十个二十个国家的财力和技术在做后盾；我们不是也有像“春兰”、“海尔”这样一两个品牌抵得某些省份几成或过半国民生产总值的事吗？

义乌人正在成为我们13亿中国人生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里有一家兄弟3人开的“浪莎”袜厂，一年生产的袜子能供13亿人一年每人穿一双；（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里的一个叫大陈的小镇人还能每3年可以给全中国人每人供应1件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衬衫；

这里……这里还有数不清的“全国第一”早已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信不信，只有那些到过义乌并能细心观察的人才会首肯这一点。

我首肯义乌为“华夏第一市”，既不是因为她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7年营业销售额居首位，也不是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

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方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方米？那在此处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么小的一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得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方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字，可那是10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方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方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卖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打盹，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体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衢、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高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埠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量商品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中感受到……

第01章　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果说本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以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听起来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多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年、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把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