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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2006、2007年中，三亚先后发生过被国家级媒体曝光和被旅客网上投诉的事。其实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的风景胜地也经常发生，可三亚领导层对这样的事的认真程度可谓“举国无双”——市长、书记出来在电视、报纸上公开作检讨不说，还专门派市级领导千里迢迢到游客家里赔礼道歉，并送上整改的意见和措施。

这就是三亚人。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和旅游胜地看做自己的眼睛，倍加呵护。城市到了这样的境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三亚已经美丽，三亚已经腾飞，三亚已经走向成熟。这是因为三亚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红树林那激浊扬清、包容奉献、坚忍勇敢和正直朴实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红树林精神和红树林文化，催生了三亚今天物阜民康的和谐景致，并且推动着三亚人民为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而激流奋进、勇往直前……

三亚建市20年中，还有一串名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一串名字中有李国荣、王学萍、刘名启、钟文、洪寿祥、王富玉、陈孙文、王为璐、符桂花、林安彬、于迅和现在的江泽林……他们都曾在三亚任职，或是从三亚走出去后来升任为省部级高级干部的三亚领导人。一个地级市，能在20年中出十几个省部级领导，这在全国同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深圳特区没有，号称“出省长”的苏州没有，其他城市更没有了。

三亚是唯一的。

三亚的这一点也说明了自身的价值和辉煌。一个出了那么多高级领导的城市肯定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三亚20年的发展历史，印证了这一结论。三亚的将来必定还会更加辉煌，因为未来的三亚不仅是海南的，更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

这是注定的。让我们一起关注，一起为三亚祝福和祈祷。

20年，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20年，是一轮青春的太阳。

再过20年，三亚会更加成熟和美丽。成熟后的美丽才是真正诱人的美丽。

这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期待。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引子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没听说过“张家港”这个地名。当90年代初，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都在介绍苏州的张家港经验时，我有些困惑：苏州哪来一个“张家港”？而且“张家港”竟然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于是打电话问老家的父亲。

“就是原来的沙洲县！从我们常熟分出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张家港”也是我的故乡一部分喔。

中国人认识“张家港”并不比我这个苏州人认识得晚，几乎是同时的。

张家港的地理位置就在我的出生地西北角，过去这里叫沙洲。顾名思义，是沙里的一个洲地。你看一看张家港的地图就知道，它处在长江口的第一岛——上海崇明岛的上游，不足百里的长江入海之前的那个大虎口处。在张家港之前的长江基本上是几百米的江面，而到了张家港之后的长江犹如滔滔巨龙，奔腾投向大海怀抱……

1961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常熟与江阴交界的那片长江积沙地设为独立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同时将常熟以北划出14个乡（公社）、江阴以东划出9个乡（公社）组成了沙洲县。

沙洲这个名字我很小时就知道，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县建制，而是在我小时候不好好吃东西的时候，奶奶在旁边会用“再不好好吃，就把你送到沙洲去”的话一直吓唬我后才牢牢记下了这个地名。在我记忆中，或者在我们苏州人的记忆中，沙洲是个穷地方，至少是我们苏州地区最穷的地方。“那里人饿死后就被扔进长江里喂鱼吃……”奶奶这样吓我，致使我从小就对沙洲有种恐惧感。

我知道沙洲而不知道张家港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张家港是1986年12月1日正式从沙洲改名过来的。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部队工作，回老家的时间少，不像现在，一年有时回几次。张家港的名声让我意外甚至有些吃惊：苏州竟然还有一个张家港那么出名？而且比我的出生地常熟还有名气！我不相信，甚至很长时间不愿相信，直到几年后我回苏州，到了张家港看了一次之后才发现张家港确实比常熟强——那是张家港第一条“步行街”出世后的一年我去的。

当时全国县级城市中张家港是唯一有一条高水平的步行街的市，我当时的直感是：这街并不比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差多少。王府井大街有些乱，张家港步行街很文明、很干净，我认识张家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对张家港的认识越来越多了。先是因为张家港的一位叫江浩的干部当了常熟市委书记，他魄力大，语言风趣，出口成章，抓工作的顺口溜像作诗一样精彩，他主政常熟那些年里把张家港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使得苏州诸县中的“老大”常熟的工作干劲和作风来了个彻底的改变。江浩同志在任常熟市委书记时，我第一次为老家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的亮点》，记录的正是他到任前后的那段历史。后来常熟又来了一个张家港人当市委书记，这人我不熟，但也闻知他把常熟老城改造得如花园一般，同时又建设起了两个开发区，使常熟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又听说第三位张家港人到常熟来当书记……我想苏州市委这么做人事安排，必定有其道理，至少说明张家港的干部是非常过硬的，他们能够把苏州区域中的县级市“老大”常熟带向一个新高度。

常熟人过去一直从内心里看不起沙洲人，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怎么瞧得起张家港，因为无论是沙洲还是张家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它只是常熟的某种附属与“穷小弟”的角色。但在近十多年里，我再回常熟听老家的人讲张家港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句话，在今天的苏州，再没有人敢把张家港不当一回事了！张家港的虎势和实力，让所有苏州人感到了一种自豪和雄气。

第01章　苏南的“苏北”一鸣惊人

在苏州，像常熟、吴县、吴江等诸县市，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名扬天下的富饶之地，又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你不用赞美，它们也是早已被外人熟识的地方。苏州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群小镇的烘托。沙洲和90年代前的张家港则不一样，它不仅没有史书上可以阅读到的吴越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没有吴江的绣娘、常熟的湖琴、吴县的虎丘与寒山寺，它有的只是长江卷起的浪涛与江边那些破落的草房子，以及带有几分凄婉的河阳山歌……

“当时我们沙洲建县之初，县委向上面写了一份报告，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无所有。’这是县委向上级打的报告中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一无所有’。1960年，距今也还不到50年，那时我们的沙洲全县没有一辆载重汽车，更不用说小轿车了。县机关召开50人以上的会议，就是一切自带。机关人员吃食堂，睡通铺，夫妻不同居，小孩女方带，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电话不通农村；用电，只有一部柴油机发电；运输仅靠一只小机帆船——县长书记上苏州开会也只有这个最高待遇。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住草房，全县一年的总产值才3000万元。这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苏州人叫我们沙洲是苏南的苏北，意思是苏州最穷的地方，穷到比苏北的水平还不如。”一位老张家港人对我说。

我曾问过自己的父亲，他点点头，说：“沙洲建县时确实非常穷，干部不愿去。”当时像他这样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愿意到沙洲去，组织上可以安排一个吃国家口粮的公社干部，“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愿去。”父亲自嘲地说了一声，“如果真去了，现在我至少也是秦振华级的干部了！”秦振华是张家港市的拓荒者和张家港精神的缔造者，他退休之前是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副厅级干部。

也许苏州人在若干时间里并没有把沙洲（后来改为张家港）看做是那种富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或者认为“沙洲根本不代表苏州本色”的缘故，沙洲人（张家港人）从出世的那天起，他们就有一种发奋图强的强烈夙愿。

从字面上看，沙洲就是沙积而成之地。这块土地的整个生命显现在世上的时间也就七八十年时间，这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脱胎成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列县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作为苏州的“边角料”，这也决定了沙洲人虽属吴地，但性格与苏州人有很大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著文说过这样一段话：“1995年盛夏，我去张家港调研……在我的想象中，江南水乡的苏州人应是吴侬软语、清秀文静。但眼前的秦振华却像一个山东大汉，身材粗壮魁梧，说话铿锵有力。谈起张家港的情况如数家珍，充满豪情，讲到张家港的未来胸有成竹，充满信心。他的神情，他的言谈，他的举止，总使人感到有一种力量、一种劲头、一种精神。”

云山同志是北方人，张家港人给他完全是想象之外的另一种性格和气度，说明了张家港人的独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张家港地处长江立即奔腾入海之前的喉咙之口，千百年来它一面伸展双臂接纳上游奔腾而下的滔滔长江水，一面又挺胸抵敌潮起潮落的大海潮汐，它因而粗犷，因而豪放，说话需要与涛声比高低，做事需要同浪潮比力强。张家港人从祖辈那里知道，要想活命，就得步步敢在浪尖上行走；要想成功抵达彼岸，就得急流勇进不畏险滩……

这就是张家港人。

第02章　“秦大胆”创纪元

说张家港，肯定是离不开秦振华这个人的。虽然有人说“张家港精神”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但如果离开了秦振华这个人，张家港和“张家港精神”就不会那么名扬四方。

秦振华是创造张家港新纪元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老实说，见过秦振华的人没有一个不被这位说话爽快、激情四射的江南“东北汉”所折服。他是地道的苏州本地人，但正如刘云山同志的直感一样，他的长相、他的气度、他的语言，甚至他的动作，少有吴人之气，反倒是一个十足的“北方大汉”。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写苏州改革开放30年历史，没有秦振华的篇章可以肯定是残缺的。因为在历届苏州干部中，我听到“苏州经验”中的三句话里，其中有一句是关于张家港，而评说张家港，少了秦振华，史书就唱不起来。

2008年春节刚过，我到张家港采访。这是与秦振华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俨然像认识已经很久的“忘年交”。1936年出生的秦振华，坐在我面前，一张嘴，手足并用的气势，根本看不出他是与我父亲一代的人。

“我从常熟回到沙洲工作，是因为那年下乡当村支书时得了一场病，身体不好，疗养了很长时间。这个时间，沙洲县成立了，缺干部，我又是杨舍镇人，就这样离开了常熟。”秦振华说，“我这个人干啥事特别认真、用心，所以坐机关时对许多事都看不惯，就要求到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年供销社主任、书记，工作很出色，后来县里要建一个化工厂，派我去当书记，一当就是4年。化工厂在沙洲县是重点企业，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管理经验，厂子在我手上还成了先进单位。那时我27岁，后来又被调到工交局当副局长，可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但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又是党的人，对国家、对组织特别有感情，心里就装一件事：努力把工作做好，为党争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基本上走一个地方，亮一个地方，争一流成绩是我一向的工作作风和奋斗目标。‘文革’中我也吃过‘生活’（苦头——苏州土话），原因是造反派让我干坏事，我不干，所以他们就借机批斗我，在杨舍镇的卖猪场上给我挂了一块‘执行资本主义路线黑帮’的牌子。他们让我站在那里，我并没有像一些人低着头，很沮丧的样子，反倒觉得挺开心，因为我是穷人家出身，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走资派’了，我觉得挺神气。结果我这么一笑场，造反派全泄气了，批判会也开不下去了……哈哈哈，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

72岁高龄的人，内心却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充满活力，且特别幽默。这样的人天性了不起，机遇将赐予这样的人干伟业。

这个机遇对秦振华来说，意义非凡，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机遇对张家港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时间正好是1978年。

这一年1月1日，苏州大地虽然仍有几分寒意，但改革的春潮已经开始涌动。42岁的秦振华第一次主政一个有几万子民的杨舍镇。那时张家港市还没有成立，杨舍镇还只是沙洲县的城关镇。

“我去当这个县城城关镇书记，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干部中有一种说法，杨舍镇是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意思是专为县里服务的，所以在我去之前，镇里的干部对工作不那么主动积极，也缺少创新，认为反正是为县里服务的，县里让怎么做就怎么做。长此下去，工作没有创新，班子里的矛盾也多起来了，镇上的工作没有什么起色。我当书记后，通过调查研究认为：杨舍镇作为沙洲县的城关镇，理应成为沙洲县的‘窗口’，也就是说，沙洲县的工作好不好，首先要看杨舍镇做得如何。窗口敞亮了，沙洲人的脸上才有光彩。再说，如果窗口的工作没做好，怎么可能当好县委、县政府的后勤部呢！”秦振华的这一观点和工作出发点，受到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他就是当时的沙洲县委书记高德正。

难怪我在苏州采访时一说到张家港的事，老书记高德正就脱口而出：“秦振华是我看上的人！”

高德正确实没有看错秦振华。

秦振华在杨舍镇当书记时，第一件事就是治理和改造全镇的露天厕所。别小看这“露天厕所”，咱老家啥都好，就是旧习传下的露天厕所十分不雅，城里城外一个样。可几千年的旧习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在农耕时代，一些在路头街边的露天厕所其实是“厕主”的“生财之道”，粪便可是农家作物不可少的，你倘若端了他的厕所，他非与你急不可。于是一般人不愿去碰这类“毛刺头”的鸡毛蒜皮，但好端端的江南水乡、雅镇闹市，只因为那么多露天厕所搞得臭气熏天，也不雅观。秦振华要对露天厕所动真格，有人想看热闹，结果没看成，因为秦振华不仅把镇上的露天厕所全部“一锅端”，换成了清洁整齐的“公厕”，而且连镇属管辖的三个村的农民露天厕所也一起治理得干干净净。

“工作要出色，先从干净做起！”也不知秦振华是怎么想的，他上任初始，对全镇干部下的第一道“指令”就是到常熟著名的全国卫生镇浒浦学习。108个干部，浩浩荡荡地到了邻县的常熟浒浦参观取经。

干部们参观后回来感慨很多，却心虚地说：“学不像。”

秦振华看到症结，并想了一招：你们不是说学不像吗？那我叫个人带着你们干！这人也姓秦，是过去浒浦镇管卫生的退休干部，老家就是沙洲的。秦书记求贤得了一个老秦，杨舍镇没多少时间也跟浒浦一样变得干干净净。

“别说，这秦振华还真有法子喔！”高德正和县里的领导走在昔日臭烘烘、如今整洁干净的大街上，颇有感慨。

“可我在治厕和改造乡镇卫生时发现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即使再著名的卫生城镇，也只能做表皮干净的文章。改厕修路筑地下水道，哪一样都离不开用钱。经济搞不上去，啥事都做得不彻底、不到位。这个印象我太深刻。有一次我们改造一段下水道，想到县里贷一万元钱，管经济的副书记硬邦邦地给我一句话：哪有钱呀？自己想办法！”秦振华说到这里，拳头一挥：“从此我发誓要搞经济！”72岁的老人，一如出征的战士。

“我最先搞的一个企业是绦纶丝厂。1986年，乡镇合并，杨舍镇一下就大了，成了真正的‘县城’。既然是县城，就得像个城市，所以我建议镇政府给我们张家港市搞一个星级宾馆——就是现在我们这块地……”秦振华用指头朝坐着的地方点点，示意我采访他的宾馆的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就在这里划了300亩地，市里还有人不同意，觉得我步子迈得过大。我对他们说：张家港过去一直是个不被人瞧得起的‘苏南的苏北’，我们不能再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观念了，而是要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到后来我说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也不能要了，要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就要定下天大的事情！邓小平同志为啥说‘发展是硬道理’，让我们只管干，不要争论，就是怕耽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有了金钱，百姓的日子就好过，社会就能发展。当时我重点抓了镇、村两级企业的大发展，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澳洋集团、骏马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