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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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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亚改观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思想和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认准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努力把新三亚建设好！
1989年的中国，经历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历史性的风波。新生的三亚市在这场历史性的大风波中艰难地挺了过来。在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叶斌、王明刚、刘明哲、曾广河、符桂花、刘承宝等中共三亚市委常委同志的带领下，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坚定不移地围绕经济工作和改革开放为中心，使百业待兴的三亚沿着正确的道路，乘风破浪地前进。
当年的8月和9月，三亚相继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会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党员和人民宣布了近期与远期的三亚发展蓝图。全市上下的干劲被鼓得足足的。
上苍仿佛有意要考验新三亚。党代会和人代会刚刚闭幕，一场持续登陆24小时的台风和暴风雨袭击了三亚，给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羊栏等地的灾情异常严重。刘名启、陈人忠、徐彩凤等市委领导带领干部冲锋在前，与广大群众一起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事后，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刘名启等市领导带头在水中参与抢险救灾战斗的影像资料片后，深为感动，说三亚的干部和群众是经得起考验的，新三亚建设大有希望。
是的，三亚的希望在于有一群敢于面对困难、勇于开拓进取和下决心干好工作的干部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只有把三亚建设得更加美丽，才能对得起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三亚的期待。
作为那个时期三亚领航人的刘名启，他比谁都深切地感受到心中的压力和责任。“江泽民同志1990年5月和1993年4月两次到三亚视察，我都是主要陪同者，而且每次江泽民同志都单独接见我和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对三亚每次都有重要和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好好保护这块地方，要把三亚建设成为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游客喜爱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江泽民同志自己对三亚的那份特殊感情，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我感到压力是自然的事，因为党和人民把如此重要的担子交给了我和三亚的同志。我们只有把它建设好的理由，而无别的其他选择。”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对当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嘱托，记忆犹新。
建设好三亚，是几代中国领袖的情结，三亚人没有理由在这种崇高的责任面前不思进取、不思作为、不思创新与辉煌！
条件落后，基础差，是三亚建市初期的基本市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所作为。
衣食住行是基础之基础，现代化的三亚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那些日子里，外界也许并没有感觉到三亚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三亚人的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
先是有水喝了。刘名启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可是个好机会！我利用学习期间，几次跑到水利部，去找那些领导，请求他们支持我们搞水库。三亚过去有些水库，但坝基太低，设施差，老化了，所以蓄水能力差。三亚建市后，城市用水和农村灌溉发生矛盾。我们又穷，没钱修整旧水库，更没能力兴修新水库，只能求助于国家。水利部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三亚的具体情况，省里也很关心，所以很短时间内，我们就筹集了上亿资金，不仅在东边搞了个赤田水库，又在西端建了梅山水库，既满足了城市供水，又解决了农业灌溉。”刘名启和陈人忠都记得这两个水库对当时稳定三亚人心和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
“在城建方面，刘名启同志还没来之前，我们搞了个‘420’工程，就是对420米的三亚市内的主干道进行改造，后来又按照新规划搞了个‘1350’工程，即改建扩建从潮见桥至大东海的路面。同时又将作为东线高速公路独段的路面加宽至40米。1990年，又进行了西河西路建设工程。这些道路和城市工程，对当时三亚改变城市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使三亚百姓对树立建设现代化国际旅游城市的信心不断增强。”
“这建设，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可建市初期，我们手里没钱呀！不像现在一年的财政十亿八亿的，那时全市的财政才几千万，够什么用？连修一条路的钱都不够！怎么办？我们也有办法，是穷办法！”二十年后的刘名启很为自己当年的“招数”骄傲：“我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后，作出一个决定：将市政府原先管辖的几个招待所和酒店卖出去！按照市场运作办法将它们卖掉了！结果我们收回了几千万元钱。现在大东海你们看到的‘南中国大酒店’，原来就是我们旅游公司下属的一家小酒店，卖给香港人后，人家投资进行了翻建，变成了三亚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中央领导后来就开始住‘南中国’了，不住鹿回头招待所了。这样的买卖，虽然也是逼出来的，可在当时也算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了。用现在的话说，是盘活了国有资产。”
刘名启认为，自己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这几年中，值得写进三亚历史的，当算他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坚持走了要把三亚建设成“东方夏威夷”，而不是河北的北戴河的路子。“这个意义太重要了，现在看来更是意义非凡。建市初期，正值全国性的‘海南投资热’。我们三亚是国家唯一的热带滨海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海南投资热，到我们三亚来投资的单位尤其是那些国家单位和各省市的单位，简直多得应接不暇！我这个市委书记天天会碰到有人说要给我们三亚送钱来，说要高价买我们的地、买我们的海滩。你说这不是大好事吗？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钱，现在有人大把大把地恨不得将银行都要搬到我们三亚来换我们的地呀！可我们一块地都没卖给这些单位，原因是他们都想在这里建招待所和疗养院！我们当时顶了不小压力啊！我们没有把亚龙湾和其他几块好地方卖出去，不卖出去是因为我们记着江泽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叮嘱我们的，要把那里建成中国的夏威夷！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把亚龙湾卖出去了，海滩都变成了国家机关的招待所和疗养院了，那是对三亚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巨大破坏，是一种犯罪！”
今天的亚龙湾真是太美了，它已经成为三亚最美的地方，并且跻身国际著名旅游风景胜地的行列。三亚人和所有来到三亚去感受亚龙湾之美的人们，都应当感谢刘名启及其之后的几届领导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将领袖们的谆谆教导铭记心头，并付诸行动，是他们守住了这块天赐宝地，使它有了今天光芒四射的魅力！
现在该说到钟文当书记的时代了。用时代来叙述三亚发展某个阶段的风风雨雨并不为过。虽然这个年轻的美丽城市才只有20多岁，但就其走过的艰难历程来说，它够得上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真地考察它，因为三亚可以说代表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快速发展模式。
1992年，刘名启还没有离开三亚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就开始了一场自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大的进步浪潮。这股浪潮的掀起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便是这一浪潮掀起的动力和起因。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中的巨轮一样，前面的航程如何走，如何迅速把握方向，那个时候离开了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仍然不行，而且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巨轮前进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极“左”思潮的惯性和对“资”与“社”的认识仍然不统一。
因为经受了“汽车事件”以及随后的“梁湘事件”的影响，海南的大特区建设前景和形势，在当时很不明朗。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海南的发展形势比起内地的其他省区来更是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一直跃跃欲试、想昂首前进的三亚市，自然也不免受到波及。
邓小平看出了全国的形势，当然包括海南和三亚的情况，于是他向自己的人民和党大声疾呼：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
三亚升格地级市后，以“南巡讲话”为指导，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用三亚人自己的话说：刘名启把三亚稳定了，而钟文则把三亚做大了。
钟文于1993年4月25日接任三亚市市委书记，这位务实的干部来到三亚后立即投入三亚的城市建设大潮中。
在5月20日召开的三亚建市后的第二次党代会上，钟文书记作了题为《抓住中心，牢固根本，兼硬两手，把握关键，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的报告。钟文所说的“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实力的成倍增长。“根本”是指三亚是个驻军多、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要搞好团结这个根本，才能发展好地方经济。“两手”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刘名启在任的五年，实现了三亚经济指标较升格地级市时翻一番。钟文在党代会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自己这一届的经济目标是：到1997年，三亚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2。75亿元，年平均增长23。3％；国民收入20。5亿元，平均增长26。8％；工农业总产值20。2亿元，年平均增长20。8％；财政收入1。73亿元，年平均增长11。2％。除了财政，各项指标的增长率都在20％以上，这显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指标。
高速发展的指标，就该有相应的高速发展的措施。
钟文担任三亚市市委书记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大潮？海南大发展，三亚理当紧紧跟上。就改革开放的形势而言，三亚和海南都是后起的发展地区，当深圳特区风起云涌、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模式时，三亚和海南尚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胚胎阶段。十年二十年的晚起步，在今天全球化的形势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问题。时间就是生命，晚起步了一二十年的三亚，必须迎头赶上。从现在的历史眼光来重新审视当年钟文他们一届领导人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在三亚寻找能够迅速提升三亚经济效益的工业增长点，就会明白他们的苦衷了！
旅游的增长和一个城市旅游的支柱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可要让旅游经济产值承担起一个城市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对一个刚刚起步的三亚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亚要起飞，就必须有一个起飞的地方。机场便是三亚人首先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没有机场的三亚将是一个死岛，一个不能面世的埋在地下的玉石。
三亚人选择了凤凰机场。
“凤凰”的名字很好听，但凤凰涅槃时是痛苦的。机场建设需要一块巨大的土地。要土地、要建设，就得让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搬迁和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那些日子里，钟文书记和王市长他们磨破了嘴皮子，带领下面的工作人员去老百姓家一户一户做工作，没日没夜的……”一位当年参与机场建设土地搬迁工作组的同志这样对我说。
建机场是钟文从刘名启手上接过来的一副重担。然而，1993年6月，中央宏观调控的文件将许多地方的超常建设风潮狠狠地吹了12级飓风——大特区建设中的海南首当其冲。“三亚是个小地方，1992、1993年初形成的房地产热，这时一下出现严重泡沫，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内地资金猛地抽走5个多亿。资金出现倒流的现象，即原来三亚的资金都是从内地流到我们这儿的，现在突然从我们这儿回流到内地。三亚这么小的地方，几个亿资金一抽走，等于整个身体被抽干了血，还能干啥？”有干部这样告诉我当时三亚所处的危情。
几乎一夜之间，三亚所有的建设大项目都被停顿下来。可是机场建设不能停，而且必须尽快完成。
1994年钟文主持完成新一届党代会组织工作后，紧接着接待了来检查亚龙湾建设项目的美国北美洲国际海南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澳门的马万祺先生，还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同时还接受了法兰西委员会授予大东海湾旅游中心的“国际旅游金杯奖”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国际组织和人士对三亚旅游的期待……内部遭遇资金紧缩和政策性调整、外部面临催促压力，这就是三亚当时所处的境况。
钟文和市长王永春等市委、市政府领导每天都处在高强度的重压之下。退路没有，前进又困难重重，不进则退，退则无生存空间。
硬着头皮、顶破头皮向前，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苦战九个月，拿下凤凰机场！”钟文向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和全市人民发出战斗动员令。
“机场建设大战，是检验三亚人民和上上下下战斗力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因为当时围绕机场建设，需要牵动全市性的多项建设。除了机场本身外，还有通向机场的大道，几十里的大道，就有桥梁和其他支路的建设，因此当时我们分了九个块块，有道路的、有水电的、有机场航运所用的等等。同时又设计和进行了24条沿线道路、7座桥梁，及三亚二环路建设……那九个月啊，我们全市上下，拧成一股劲，整个三亚像个大工地，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不分白天黑夜地战斗着。很壮观、很带劲，当然也特别地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在钟文书记为首的市委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机场建设和其他辅助建设，当1995年7月1日三亚凤凰机场正式通航的那一天，我们再乘车走一走机场和机场到三亚的路段时，我们猛然发现三亚变大了！”当年参加凤凰机场建设的同志如此激动地回忆道。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建成通航，对进一步改善海南和三亚的经济投资环境，密切海南、三亚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南开发，尤其是加快三亚国际滨海旅游城市的建设步伐都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省委书记阮崇武面对海内外来宾这样高度评价三亚凤凰机场。
三亚因为有了凤凰机场，从此就像阿里巴巴叫开了芝麻开门的致富金宝窟。
2006年，三亚机场接待旅客300多万人次，今年将超过450万人次。现在机场正在扩建。2010年，三亚机场预计接待旅客800万人次，2015年将达1500万人次！一个50万人的小城，一年仅机场就要接待旅客1500万人次，这是何等的热闹和沸腾的世界啊！
其实，现在我们来到凤凰机场，已经能深深地感受到这里忙碌异常的气氛和景象了。这里，每天迎来送往着国内外游客，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三亚凤凰机场这只美丽的“凤凰”现在越飞越远、越飞越带劲，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日本到韩国、到欧洲、到美洲，凡是世界有游客到三亚来的地方，他们都将飞行抵达，成为一只真正的中国“凤凰”——
三亚因为有了这只“凤凰”，开始变得更加浪漫、更加美丽……
我们再回到1994年前后的三亚。
1994年的三亚凤凰机场虽然通航了，可三亚经济并不像一架架“北航”客机一样腾空而起，正好相反，三亚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此刻已逐渐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进一步加强，以房地产为标志的三亚经济全面陷入困境。
“1993年下半年开始，在三亚投资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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