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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其实，人类是否将实现这一令人眼花绦乱的希望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既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又是一个有空前危险的时代。本章标题后的问号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子时代之父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令人清醒的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正走向空前的灾难。”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激光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激光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如此触目惊心和危机四伏的自相矛盾之中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没能适应为第二次产业革命所迅速改变的世界。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困境。至今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连续不断的技术革命的历史，技术革命要求进行相应的社会革命，而同时代人则不愿进行这样的革命。多少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是，技术革命一直受人欢迎，因为它促使了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但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命——无论是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前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抑或是今天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都导致社会分裂，这种分裂要求在制度、思维方式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实行变革。然而，这种社会变革总是遭到人们的拼命抵制，其激烈程度一如人们之热烈欢迎技术变革。正是由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所产生的时间滞差，才造成了几千年以来世界历史上众多的苦难和暴行。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　

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项目所必需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　

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地区自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聚居着50亿毛泽东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的世界，必定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当前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所有的社会，已经到了非进行改革不可的时候了。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从美国到瑞典，再到日本，还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再到北朝鲜，抑或是在第三世界内部，从秘鲁到坦桑尼亚，再到印度尼西亚，都广泛存在着差异。在这样一个活跃多变的世界里，任何地方所取得的任何创造性成就都可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知识财富，人们加以讨论、学习、采用或予以抛弃。最终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融。生物学领域中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　

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　

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洲际轰炸机：美国1948年，苏联1955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　1960年，苏联　1968年。　

多弹头导弹（MRV）：美国　1966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　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这一结论是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爱因斯坦早在　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