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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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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陆逊真正的死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陆逊参与了“二宫之争”。孙权太子孙登死后，孙和继为储贰，然而孙权又十分宠爱其四子鲁王孙霸，鲁王礼秩等待遇与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造成了孙霸夺嫡的可能。作为上大将军兼丞相的陆逊对东吴的“国本”大事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0）
大凡雄略之主，皆喜以“圣裁”的方式来独自决定立储大计。孙权之前的秦始皇、汉武帝，之后的明太祖、清圣祖在确立皇嗣问题上皆不许臣工插足。孙权在立嗣问题上亦复如此。他见“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分成###和鲁王党二派，遂“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于是就对党附太子的大臣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当孙权准备废黜太子孙和时，“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朱据、屈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三国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接着，原丞相顾雍之子顾谭、顾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异乡。还有骠骑将军朱据、张昭之子张承被赐死，尚书选曹郎陆胤下狱，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杀，张纯弃市。可见，在对待###的问题上，孙权对陆逊的处理是最轻的。其他人不是被“族诛”，就是被“流徙”，而对陆逊只不过是“累遣中使责让”而已。要知道，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陆逊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触怒了孙权，何况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他能够如此对待陆逊，已经是够宽容了。数年之后，孙权对处理陆逊之事颇觉后悔，当他见到逊子陆抗时，对其“涕泣”言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子《陆抗传》。孙权此言，绝非惺惺作态，而是发自内心的忏悔。作为一个专制君主，能够向臣下道歉，反思自己的言行，应该是值得称道的。
陆逊卒后，陆氏族人的权力并无丝毫削弱。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孙皓在位时，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其父陆逊。陆凯是陆逊族子，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由此可见，陆逊一门长盛不衰，有吴一朝始终是执掌军政的重臣，为吴国历代君主所宠信。
综上所述，陆逊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在三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陆逊以其杰出的才能、辉煌的战功、忠君的门风赢得了孙权的高度信任，他们的君臣关系在大部分的时间中是良好的。在治理吴国的政治、军事路线上二人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孙权在立储问题上与陆逊的分歧，是因孙权晚年昏聩所致，且矛头所针对的也并不仅仅是陆逊，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丞相顾雍、太常潘濬、骠骑将军朱据、太子太傅吾粲等众多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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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1）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统一全国的曹操在赤壁大败于孙权、刘备联军，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时机，孙权在江东的统治更加巩固，而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三国鼎立之势初步形成。古今学者在分析曹操赤壁之战失败原因时看法颇多，王夫之认为曹操有太多主客观上的不利因素。
赤壁之战，操之必败，瑜之必胜，非一端也。舍骑而舟，既弃长而争短矣。操之兵众，众则骄；瑜之兵寡，寡则奋；故韩信以能多将自诧，而谓汉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绍之势以下荆、吴，操之破绍，非战而胜也，固守以老绍之师而乘其敝也，以此施之于吴则左矣；吴凭江而守，矢石不及，举全吴以馈一军，而粮运于无虑之地，愈守则兵愈增、粮愈足，而人气愈壮，欲老吴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而恃之以为水军之用，新附之志不坚，而怀土思散以各归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众又素未有远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怀刘琦之恩，故黄盖之火一热而人皆骇散，荆土思归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积此数败，而瑜之明足以见之；即微火攻，持之数月，而操亦为官渡之绍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献帝》。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是曹操一时的骄傲自满而招致赤壁之败：“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五。当代学者从“经济均衡论”的视角，提出曹操当时统一的条件尚不成熟，因为“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5。。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说法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当时的战略角度考虑，曹操之所以在赤壁惨败，进而丢掉几乎整个荆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攻击屯驻于夏口的刘备残余势力，致使刘备得以与孙权结盟，并以夏口为据点向曹军发起反攻。可以说，忽视夏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曹操的战略失误，并直接导致赤壁惨败。本文将以夏口的战略地位为重点，从新的视角对曹操赤壁之战的得失进行分析。
1。荆、扬二州之“心喉”——夏口的战略地位
夏口，东汉时属荆州江夏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口“汉为沙羡东境。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应劭曰：江别入沔为夏水，夏水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经注》：夏水本江之别出，自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谓之暑口。自暑口下沔水，通兼夏名，而南至鲁山下，会于江，谓之夏。”“杜预曰：汉水曲入江处，即夏口矣”，“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
关于夏口建城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称：“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夏口实在江北。孙权于江南筑城，依山傍江，对岸则入沔津，故名以夏口，亦为沙羡县治”，“（建安）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湖广方舆纪要二》。若依此说法，夏口城为孙权于赤壁之战后所筑，且城在江南，则与《三国志》等史书中关于夏口城的记载不符。根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表：“臣讨黄祖，以（建安四年）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获其妻息男女七人，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此战后至孙权三攻黄祖之际，江夏郡的江南部分应逐渐为江东孙氏占据。根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在夏口，（甘宁）军不得过，乃留依祖……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又据同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从中可知，孙策于建安四年大败黄祖时，还未有夏口城，黄祖屯兵之所为沙羡县，而孙权于建安八年第一次征讨黄祖时，其城则名曰“夏口”。由此推知，黄祖筑夏口城的时间应是遭孙策攻击之后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之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第三次进攻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三国志》卷五十五《董袭传》。可知黄祖据守之夏口城应在汉水汇入长江的沔口一侧，即今长江北岸的汉口、汉阳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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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2）
关于“孙权筑夏口城”一说，《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相关史书中并无记载，只有《三国志·程普传》有程普随周瑜击败曹仁、占据南郡后“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的说法。周瑜败曹仁、据南郡的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与《读史方舆纪要》中“十四年，孙权筑夏口城，以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的时间、史实相符，唯独“孙权筑夏口城”之说无任何史料为佐证，可知此说应为顾祖禹之误。
夏口在军事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分荆襄之胜而压荆襄之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方舆纪要一》。，是连接荆、扬二州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占据荆、扬二州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正如张靖龙先生指出，夏口“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78～27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但夏口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却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显现，这主要与各个时期的天下形势有关。春秋末年，吴、楚二国争霸之时，楚国地域已跨越江淮，双方争夺的焦点在江北淮南一带，即使是“吴入郢之战”，吴国的军队也是“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战场主要在江汉平原。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80。此时的夏口处于楚国腹地，其战略地位尚未引起兵家注意。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版图东扩至海，楚国东方的威胁彻底消除。此后直至汉末，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大多时间较短，未发生较为激烈的争夺，夏口亦不可能显示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平定江东。建安四年，孙策驱逐庐江太守刘勳，与占据荆州的刘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夏口是荆州东部军事重镇，且与孙吴所占据的江东接壤，遂成为孙氏势力进攻的主要目标。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并于最后一次攻破夏口，“遂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孙权在攻灭黄祖后便匆匆撤兵，并未占据夏口，这也使人误以为孙氏屡次进攻黄祖只是为了报孙坚被杀之仇。实际上，孙权及江东将领对夏口的战略地位早已有深刻认识。鲁肃在向孙权进立国之策时，就提出应“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大将甘宁分析形势时，也建议“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西而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在鲁肃、甘宁看来，剿灭黄祖、占据夏口是成就王业的第一步。对鲁肃、甘宁的这一战略思想，孙权十分赞许，并坚决执行。其之所以在攻破夏口后未立即占领，大概是出于荆州刘表势力仍较强大，夏口失守后，刘表必全力反扑，孤城难守的考虑。且当时东吴内部尚未完全安定，不能分派足够的兵力驻守，所以孙权弃城不守，只是“虏其男女数万口”而归。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曹操重大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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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3）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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