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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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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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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7）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笔者注）”《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这更使孙权愤愤不平。反观陆逊此疏则文辞委婉、贴切，条分缕析，言之有理。陆逊在疏中言道：“公孙渊凭险恃固，拘留大使，抗拒王师”，实在可恶。所以使得“陛下爰赫斯怒，欲劳万乘泛轻越海，不虑危而涉不测。陛下以神武之姿，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所以幺麽小丑公孙渊自然不是您的对手。然而，吴国总的战略目标是“荡平华夏，总一大遒，欲图四海，统一天下者”，不“怀细以害大”，当前东吴的大敌是北方的曹魏，“陛下乘桴远征，必致（曹魏）窥觎，若有不测，悔之无及”。陆逊又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打败曹魏，克复中原，区区公孙渊则可“不讨自服”，何必要“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所以他恳请孙权“忍小忿，乞息六师，以威大虏，早定中夏，垂耀将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的这一番话，从东吴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着手分析，可谓高屋建瓴，在情在理，孙权深为之折服，他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由此放弃御驾亲征辽东的想法。对陆逊的这道疏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陆逊向孙权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并认为“陆逊关心的是‘江东万安之本业’，而批评孙权的行为是破坏这一局面”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载《扬州大学学报》，2005（1）。。我认为这一评述不太符合事实。无论如何，作为江东政权一国之君的孙权和“江东万安之本业”并无任何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他在盛怒之下才不顾一切地下令亲征辽东。而陆逊的规谏也是委婉而诚恳的，是在尽一个三军统帅的职责。在疏议中，陆逊还有不少吹捧孙权的话，如说孙权是“神武之姿，圣化所绥，万里草偃”等等。同①。实际上，陆逊规谏君主的措辞是很讲究艺术性的，这正是他比张昭等大臣高明的地方。平心而论，陆逊的疏文并无任何尖锐批评孙权的措辞，所以才为“孙权用纳焉”。
黄武七年，陆逊在皖城大败曹魏大司马曹休。奋武将军朱桓主张“乘胜长驱，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孙权与陆逊商议，朱桓之谋是否可行，“陆逊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为什么陆逊认为朱桓之策不可行，史书未有记载。我认为这是陆逊审时度势，对魏、吴两国的政治、军事深入分析的决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指出，只有待“天下有变”，北伐曹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个“天下有变”的“变”指的是什么，诸葛亮并未言明，以余意度之，这个“变”是指曹魏国中发生内乱，或者是曹氏宗室争夺皇位，或者是曹魏开国之君死后，嗣位之主暴虐无道，导致君臣离心，民不聊生。唯有出现这种情况，才是吴、蜀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诸葛亮却违背了他自己亲自制定的隆中决策，在曹魏并未发生“天下有变”的情况下，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结果导致蜀国兵疲民弱，为蜀汉在三国中最早灭亡种下祸根。与诸葛亮比较，陆逊就要明智得多，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陆逊力主保境安民，反对大规模用兵。魏文帝曹丕死后，明帝曹睿嗣位，曹魏的这位新君是明主还是昏君呢，如果他是庸主昏君，就可能导致曹魏的“变”。对魏明帝曹睿，陆逊和孙权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孙权对诸葛瑾言道：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务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强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宁是兴隆之渐邪！闻任陈长文、曹子丹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子瑜，卿但侧耳听之，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8）
孙权不冷静观察，自以为是地作出判断，认为曹魏的三代国君是一代不如一代。而实际情况和孙权估计得完全相反。魏明帝曹睿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雄略之主，他“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例如他在位时，任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任用满宠、贾逵抗击东吴，都取得了成效，使吴、蜀的屡次进攻皆以失败而告终。曹睿既然是一代明君，魏国此时又有司马懿、曹真、陈群、满宠这样的杰出人才，因此“天下有变”的局面并未出现，故陆逊认为“其患更深于操时”，坚决不主张大规模北伐，其见识远远高出孙权。孙权讥刺“伯言常长于计校，恐此一事小短也”，结果反而被裴松之嘲弄，他在孙权此论后加注曰：“臣松之以为魏明帝一时明君，政自己出，孙权此论，竟为无征。”《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裴松之曰。
实践证明，陆逊不主张东吴大举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孙权、陆逊死后，诸葛恪执政，此人略有才智，然狂妄自大。自东兴战役打败魏军后，“遂有轻敌之心”，他不顾文武大臣的联名反对，竟然倾全国之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这是东吴历史上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结果诸葛恪大败，“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三国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兵卒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八《孙亮传》。其实，陆逊在世时对孙权重用诸葛恪颇有微词，他曾劝谏孙权毋委诸葛恪以重任，又作书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幸的是，诸葛恪果为陆逊所言中，北伐失利，不仅使东吴国力大受损伤，且自身亦死于非命。
3。渐不克终的君臣关系
陆逊之所以在三国纷争中建立如此卓越的功勋，除了他个人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外，同吴主孙权对他的极度信任，委以军国重任是分不开的。夷陵之战时，陆逊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资望甚浅，而其对手又是久经沙场，被曹操目为“天下英雄”的刘备。孙吴重将、旧臣、贵戚对陆逊这个年轻书生的能力皆表示怀疑，甚至不服从陆逊的指挥。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陆逊正是在孙权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大破蜀军，取得辉煌胜利。
刘备死后，诸葛亮秉政，吴、蜀之间的联盟虽然重新恢复，然而双方皆有猜忌、防范之心，故对两国之间的外交策略十分重视。孙权将吴国的外交大权托付陆逊，凡“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同上。。孙权甚至把自己吴王的大印都放到陆逊那里，大小事情，是否可行，都要听取陆逊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这种君臣同心、肝胆相照的关系比之蜀汉刘、葛的“鱼水”之情毫不逊色。
黄武七年，曹休以十万大军大举攻吴，司马懿亦率军自汉水而下。形势十分严重。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三军。陆逊这次挂帅出征，仪礼规格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陆机为逊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吴录曰：假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黄钺在商周时为天子所专用，周武王伐纣时曾用黄钺，《尚书·牧誓》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可见，陆逊此时已享受了超乎人臣的礼遇。
孙权称帝后，拜诸葛瑾为大将军，而以逊为上大将军，汉代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文献通考》卷五十九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孙权所置的“上大将军”之职并非汉制，而是其独创。“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胡三省注。这是为了表彰陆逊的功绩，进一步提高他的官职而新设的。后世亦有相似之例，如唐高祖李渊因李世民平定天下，立下殊功，故封其为“天策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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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9）
孙权虽建都建业，但武昌位居长江上游，军事地位极其重要。故孙权将太子孙登、诸皇子及尚书等官员留在武昌，实际上是以武昌为其陪都。陆逊辅佐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吴国阃之外的军国大事，实际上都由陆逊裁决，其职责极为重大。顾雍死后，陆逊又代其为丞相。为了显示拜相之事兹关重大，孙权还派专人自建业将丞相印绶送至武昌陆逊处。陆逊任相后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孙权命他“内外之任，君实兼之，总司三事，以训群僚”，而且原来的“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同上。一般而言，位居丞相者，皆在中央朝廷任其职，且不主管军队。然而陆逊此时身在武昌，统率吴国上游大军，军职之外再兼任丞相，这是颇为罕见的。三国时期，唯有诸葛亮才能如此。然葛氏受先主托孤之重任，加之后主刘禅昏庸暗弱，无力主政。而孙权实为东吴开国之君，一代雄略之主，其能赋予陆逊如此之重任，这在三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陆逊最后的结局是不幸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言，陆逊是被孙权逼死的。然而个中之因仍然值得探究。关于孙权逼死陆逊的原因，学者大致有这样几种看法。其一，“孙权之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陆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马植杰：《三国史》，153页，人民出版社，1993。其二，孙权情愿依靠、重用毫无根基的淮泗集团，而不愿让世代根植江南的吴地大姓的势力过于膨胀，陆逊是江东大族的主要代表，故孙权必欲剪除之。其三，陆逊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其政治思想与主张法治的孙权存在严重的差异。
对上述看法，笔者皆不敢苟同。《世说新语·赏誉》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逊传》中陈寿赞云：“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由此可见，三国时期陆氏家族的“忠”是著称于天下，传为美谈的。孙权“任才尚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知人之明，他怎么可能怀疑“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的陆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呢？至于孙权晚年欲重用淮泗集团，打击江东大族，其理由亦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张昭为江东###大臣，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建立东吴政权时，“当置丞相”，朝臣商议，皆认为非张昭莫属。孙权却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结果任命孙邵为相。“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三国志》卷五十二《张昭传》。孙权死活不肯用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欲重用淮泗集团？其实，孙权用人同曹操基本相似，执行的是“唯才是举”的方针，而并无明显的地域倾向。
所谓陆逊代表的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而孙权推崇的是法术专制之道，故二人发生冲突，亦颇牵强。陆逊是三国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被孙权誉为“有超世之功，怀文武之才”，其治国用兵之道乃法儒二家兼而有之，岂是寻章摘句、舞文弄墨的寻常儒生可比。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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