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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在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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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①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甫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从此人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三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第三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33）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而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颔首。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之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竟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无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取出这瓶1988年的红葡萄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入，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症不是恐高，是恐惧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我推托。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地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我画得很糟。
第三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34）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第三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35）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掴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第三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36）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地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人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椅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有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海伦娜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夫。
还像没有做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第三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37）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掴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手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于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结盟的人。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瞭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琛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凌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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