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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占有大量信息之上的深度误读，及解读的方式，是出自作者内心真实的想法，自觉的行为，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命题作文、故意而为之的歪曲呢？抑或，仅仅只是个人面对现实困境而做的一个迎合姿态呢？或许，是以这种说一不二的“批判”面目，来曲折地介绍当年的美国摄影现状？
　　问题是，在一个泛政治的年代里，一位摄影行当内的有识之士，一夜之间便无奈地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价值判断力，并以自己的知识、才气为现实增添了看似更有说服力，实则无理性的误证。这仅仅出于生存智慧的考量？是时风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出于自觉的政治激情，而做出的道德转向呢？
　　20世纪50年代早期，摄影界一位郁郁寡欢的知识分子，再次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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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的意见
1942年，23岁的谢汉俊毕业于因抗战爆发而远迁西南内地昆明的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少有大楼，却多有大师，这给了他深厚的学养与广博的学识。毕业后，他曾从事过会计、统计工作。1948年考取公派留学项目，于1949年1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因美国政府相关机构采取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加之谢汉俊坚持自己的中国内地国籍，被取消公费留学资格。
　　生计、学业的危机，却意外地成就了谢汉俊的摄影之路。起先，他去做摄影师的助手，尔后的1953年，这位有深厚经济学专业素养，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瘦小中国人，在美创办了独立摄影经营机构——汉俊人像室。
　　经营方面很快就有了起色。而谢汉俊也很快便沉醉于自己选择的工作中，并一心一意地钻研起人像摄影及相关的技术来。
　　1956年，谢汉俊还是选择了回国。他进入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室担任摄影教学、翻译工作，并组建了人像摄影室。祖国给了他荣誉，这一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回国不久的谢汉俊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较1949年之前，1956年的中国大陆社会生态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内容、结构及话语方式都已今非昔比。从美国到北京，谢汉俊不仅跨越了太平洋，更跨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迥异的语境。而这一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变化更加明显。
　　1958年8月至1959年12月，新华社《新闻摄影》月刊发起“关于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的讨论”，在新华社组织的第二次座谈会上，谢汉俊针对一位发言者的内容，在逐条反驳过程中，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新闻摄影诸多问题的认识。
　　与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不同，在讨论新闻摄影问题时，谢没有首先在立场等方面进行政治表白，更没有以立场、口号代替具体的业务讨论，甚至争论。在当年那场触动整个新闻摄影界的“真实性”问题讨论过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直接谈论新闻摄影的基本特质，把讨论引入正题的人。
　　而在1957年“反右”以后几年的新闻摄影界，在大多数时刻，政治表态的重要性已远胜于对具体业务问题的探讨。这绝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是日常工作本身。
　　发言者提出拍摄新闻照片可以事先建议。他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记者拍摄贺龙同志参观“全国优抚展览会”，其中一个展室展出了一把菜刀，说的是一位复员军人一把菜刀起家，办起工厂的事。记者知道贺龙当年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但这次参观时，贺龙不一定去这个展室，于是便向有关人员建议，请贺龙到这个展室参观，结果拍出了很好的照片。
　　发言者发言完毕，谢汉俊随即做了即席发言，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做，不是“报道事件”，而是在“制造事件”。
　　××同志举贺龙副总理看菜刀那张照片的例子，我认为记者是在制造照片，因为贺龙副总理原来并没有参观那把菜刀的意图（实际上，恐怕他并不知道有那把菜刀），而是记者主观地请他去看的。这样的照片，用来说明贺龙副总理和菜刀的关系——一种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社会现象（事实）那是很好的，但却不能作为贺龙副总理“参观菜刀”的新闻图片。
　　谢汉俊继而提出自己对“新闻图片”的理解：新闻摄影记者在报道新闻图片时，是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一位事件的制造者。就是说记者必须依从当地、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而不是一位事件的制造者。因此，若是事先建议，那就不是报道事件，而是在制造事件。新闻摄影记者应该凭他高度的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和技术修养，在复杂的客观现实中，抓住最有意义、最典型的瞬间进行报道。
　　谢汉俊毫不含混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报道某时、某地发生某种事件的新闻照片不能允许记者作任何干预。”而这一看法与态度本身，与当年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人，包括领导者的意见是不同的。“在不影响真实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适当组织加工的”，这种说法大行其道，并被新闻摄影界上上下下的许多人普遍接受。谢汉俊的发言不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面面俱到的发言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应对所袒露的真实想法。
　　针对发言者提出的为了使画面整洁美观，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拿掉的说法，谢汉俊再次明确表示“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新闻图片主要是报道有意义的真实的内容，即使有少许不必要的东西，并不影响图片内容的意义。另外，要丢掉不必要的东西，不一定要用摆布的手段，记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距离进行拍摄，这样完全可以避免画面上的某些缺点。“所以，我认为摆布是没有必要的。”
　　发言者提出，“对政治有利”就可以组织加工，甚至摆布。他举例说，拍摄群众反对美国入侵黎巴嫩的场面时，如果当时大家站得很分散的话，就有必要组织大家站拢一些。谢汉俊分析说，记者采访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记者在采访之前，就主观地设想场面，而不是从观察、分析出发，决定如何报道。
　　谢汉俊承认报道这样的时间事件“是很重要的”，但他建议，报道这样的事件，不一定要拍大场面。他记得一位记者拍摄北京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抗议英国武装干涉约旦，画面是一个代办处人员蹲在地上捡抗议书，这就是“一张未经摆布的非常生动的照片”。
　　进行发言总结时，谢汉俊再一次表明“我认为组织加工和摆布都是不好的，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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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1949年，年届四旬的庄学本已不再是那个形单影只、独自一人闯进被诬称为“吃人野番”——果洛藏族的25岁青年、《羌戎考察记》的作者。①　这一年，他有了公职，来到北京，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加新政权的民族工作，并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最高领导的接见。随后成为新政权创办杂志中的一位编辑部负责人。
　　接下来的1950年至1952年间，庄学本仍然不时奔波在各个民族地区采访、拍摄，他先前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中断。相反，两年间，他先后到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北方的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西南、东北，庄学本所跨地域之广，这是他以前所没有的。
　　数不尽的壮丽的山河，富饶的物产，亲爱的兄弟民族和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在旅途中使我尽情饱览，增加了许多知识，同时也使我感到祖国的伟大自豪。
　　尤其使我感到兴奋无比的是，时代在这些年月里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时代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平等和幸福。当反动统治刚被推翻，旧的民族压迫的锁链刚被砍断，中央人民政府就派出了中央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慰问，并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各族人民都感激涕零地说出了心里话：“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这，又何尝不是投入新生政权怀抱的庄学本自己的心里话呢！
　　此时，庄学本出行，再也不用为生命安全与生计担忧了。相反，作为中央访问团的成员，庄学本的身份、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拥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保障与地位。再次到访民族地区时，他要承担的角色是访贫问苦、调查情况的官员；新政权形势、政策的宣传员；接待人与被调查者自然也会把他当作随着访问团而来的官员，而不是先前那个只身进入他人生活领地的观察者。
　　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民族工作的重大举措，中央访问团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对全国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
　　访问团的使命，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所遭受的痛苦，致以深切的慰问，同时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
　　参与其间的庄学本，是为自己角色的转换——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欣喜不已，还是不时想起自己孤身一人时的自由呢？
　　往后几年，庄学本更是马不停蹄，以官方代表的身份走访各地。
　　1952年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州成立，庄学本再次访问了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1953年去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4年去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采访了蒙古、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1958年重访了四川羌族地区。1962年参加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庄学本称自己“旧地重游，变化万千”。那个曾经的青年探访者，已翻开了自己人生的又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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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的自省者
被人以“同志”相称的庄学本，1949年底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1951年开始，在新成立的中央民委参事室画刊组任组长，主持《人民画报》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文字编写及“副册”民族版的出版。1951年4月，以汉、蒙古、藏、维吾尔四种文字，开始编辑出版《人民画报》“副册”（民族版）。“副册”报道的主题是有关少数民族方面的重要新闻，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附夹在相关的《人民画报》民族文字版中发行。“副册”为8开共8面，黑白凹印加单色套印印刷。1953年8月又增加了朝鲜文版。“副册”虽然篇幅有限，内容也不太丰富，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能有以图片为主形象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出版物，却反响强烈。编辑部内事无巨细，庄学本与同事江伟珉、马鼐辉，及后来调入的林国志一道，合力完成了采、编、设计工作。
　　1954年为适应新形势，由中央民委副主任、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倡议，中央民委向出版总署报批，总署于1954年4月正式同意由民族出版社从1955年1月起创办《民族画报》。同时，《人民画报》“副册”自1955年1月停刊。由周恩来总理题写刊名，我国第一本以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为宗旨的大型画报《民族画报》按时问世。办刊经费由政府拨专款予以补贴。
　　“《民族画报》创刊初期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照片中，站在后排、身材修长的庄学本面带微笑，鼻梁上架着眼镜，俨然一个大家庭中敦厚、淡定的长子，再也没有当年的漂泊容颜。革命大家庭给他带来了安定。
　　《民族画报》历届领导班子名录这样记述：
　　1955年2月—1958年3月编辑部副主任庄学本
　　1958年4月—1964年编辑部副主任郝纯一、庄学本
　　1964—1979年6月编辑部副主任郝纯一、林扬、庄学本
　　有关单位体制内庄学本工作生活状况，相关媒体仅有这样简略的记述：
　　《民族画报》创刊后，庄学本作为编辑部副主任，负责主持画集的编辑出版，间或外出采访。其间，他还完成了“养獐取麝”的科学研究工作，后获卫生部颁奖。
　　一位被后来的“发现者”称之为“摄影大师”的庄学本，以“养獐取麝”——这项科学研究工作获奖，作为自己人生的成就，被记录下来。
　　1957年，庄学本是如何认识自己影像价值的呢？他的那些陈年旧影与主流价值取向到底有无差距呢？那一年，中国摄影学会为他举办了个人影展，他在《写在个人影展之前——用摄影机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一文中以谦逊的语调，道出了自己的困境：
　　中国摄影学会要我举办一次个人影展，当时未经深思就接受了。
　　但在选择照片时不免又感到为难，因为学会要求展出的图片应该是在摄影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而我过去在摄影时往往是随手拈来的一些记录性的照片，对艺术上很少下过工夫。所以在展出图片的选择上，不得不降低了艺术标准而多照顾一些民族特点，但在民族一面要求，又显得材料零零星星，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内容。
　　虽然“受到重视”，得以在中国摄影学会主持下举办20世纪50年代难得一见的“个人影展”，但此刻，办公室内身着规规矩矩中山装的庄学本还是敏感地体悟到，自己年轻时代拍下的那些老照片，与新政权下的影像诉求已经有了不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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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为师的神话
195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新华社摄影部袁苓撰文《向苏联摄影记者学习》，回忆起自己1955年作为“自己人”在塔斯社摄影部学习、工作的经历。②
　　这篇回忆文章出自“反右”高潮阶段，“我国人民以万分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自然会有不少应时之语。新闻界人士在向苏联学习方面，也经历了从1949年到1955年间一个时期内对苏联经验全盘接收，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震荡，及以1956年7月以后《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工作改革期间，新闻界在某些方面对苏联经验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与受益方面，出现了短暂的“回归”——主张学习1949前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①
　　此时，借纪念十月革命之机，重新提出“在新闻战线上，在中苏兄弟间”，再次肯定新闻界向苏联学习的经验，自然面对的是比之前些年更为复杂的语境与心态。在新闻摄影界，面对苏联这一“他者”，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全盘模仿，到意识形态方面因时局变化而出现的反复，几年来，也颇多变局。纵然如此，袁苓还是对苏联新闻摄影做了“一边倒”的热情礼赞与全盘肯定。而袁苓的个人经历与这篇文章本身都可看作承载这一问题的“标本”之一种。
　　除了个人在塔斯社学习期间所感受到的“赤诚友谊”外，袁苓还再一次温习了塔斯社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有益经验。
　　在我们访问塔斯社摄影部的时候，摄影部的领导人明确地指出，新闻摄影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一部分，列宁办报的原则（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是国家通讯社的原则，其中包括摄影部。他们说：“我们从生活中寻找这样的事实，来动员人民完成党和政府的决议和他们的任务。我们发出的照片都要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说它要明确地向读者表现什么，号召读者做什么，对读者有什么教育意义，告诉读者新的东西。”
　　袁苓认为，我们与塔斯社在强调新闻报道必须服从*的要求，要对人民群众有指导性，这样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是一致的。而“右派”分子说我们强调从政治要求出发，就是不顾摄影的特点的“主观主义”；并说用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来要求新闻摄影是“教条主义”。很显然，他们是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
　　在此问题上，袁苓理解的“塔斯社经验告诉我们”：摄影记者不仅要正确挑选事实，而且在选择场面和时机的时候，在开镜头之前，也要正确判断所选择的每一具体场面或情节是不是最精彩的，会给读者什么影响。
　　照片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也是塔斯社新闻摄影工作的一个原则。摄影部的领导经常提醒记者，作为摄影机构，所作的报道是摄影报道，所以稿件的形式应该看作重要的问题。一张好照片应该主题是好的，摄影技术是好的，而且构图是成功的。但同时他们也反对摄影记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哗众取宠。在此，袁苓看到了政治原则之外的、新闻摄影“专业性”的一面，并反思了自己过去在这方面存在的“两种相反的毛病”。
　　袁苓所指的“两种相反的毛病”，也正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新闻摄影界在“内容与形式”问题上纠缠不清的两难论题。按照他的现身说法，一是拍摄过程简单化，潦潦草草，有单纯记录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