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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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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与法国的世纪病
  确切地说,19世纪中期,法国读者读到了《红楼梦》,在当时的《法国大百科全书》里,已经涉及了《红楼梦》。而那个时期的欧洲,是怎样一个形势呢?缪塞说得很客观,“凡是经历了1793年和1814年的人,心灵遭受了两次重创。”“目前这个世纪的所以病态”都是因为这种“心灵创伤”,缪塞将它形容成欧洲的“世纪病”。原来,拿破仑曾经在欧洲广阔的土地上,推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打碎了欧洲的旧秩序,进行了彻底的革新,可是,滑铁卢一战,拿破仑大败,拿破仑和他带来的欧洲新秩序,也全部被消灭,但是胜利者们并没有胜利的轻松感,因为,即便是最反动的人也不相信欧洲的秩序还能倒退到1789年以前的旧秩序里,大革命埋葬了旧欧洲,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欧洲,倒退却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人们新的前途又是什么呢?从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治,到拿破仑的帝国体制,再到连年的对外扩张,最后一败涂地,法国大革命无论是道义,还是实力较量,都一一失败,法国人需要的是静静地思考,欧洲新的航线在哪里。但是,思考的同时,缪塞的“世纪病”也深深折磨着人们的心灵,那是一个尴尬、痛惜、悲愤和困惑的欧洲……
  《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
  《红楼梦》此时传入法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到了法国《大百科全书》(1885…1902年)出版之后,《红楼梦》的传播更加扩大,《红楼梦》在法国的流传,主要脉络是这样的:
  1933年,德拉格拉夫图书公司出版的巴黎版《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巴拉丛书),连载了徐颂年译《梦在红楼》(贾宝玉与林黛玉之戏剧性恋爱的故事)。这个译本是节译《红楼梦》原书第17、27、28、32回中的部分故事。这就是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法文版《红楼梦》了。
  1957年,翻译家Armel Guerne出版了法文新版《红楼梦》第一卷,这是德国翻译家库恩的德文版《红楼梦》转译之作,在库恩的德文本上节略而成。
  1964年,翻译家Armel Guerne的法文《红楼梦》第二卷出版。同年,Armel Guerne 1957年的法文译本《红楼梦》第一卷再版。
  1965年,Armel Guerne的两卷法文本《红楼梦》同时出版。
  1981年,翻译家李治华出版自己的法文《红楼梦》全译本。
  法国人研究《红楼梦》突出“阶级斗争”
  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不及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相对比较晚,Armel Guerne出版的法文译著,还是从库恩的德文版转译的,不是直接从中文《红楼梦》翻译过去的。但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法国货”,也有自己的特点。
  1。 中国人推动了法国红学的研究
  中国的留法学生,华侨学者主导了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比如,1934年,巴黎大学博士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1935年,吴益泰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曹雪芹生平》,1936年,里昂大学郭麟博士的《红楼梦——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1936年,巴黎大学卢月化博士的《红楼梦派的中国少女》,这些论著在法国的公开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法国对《红楼梦》的研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国人眼里的《红楼梦》(2)
2。 “法国货” 的特点
  法国的红学研究虽然后起,但是却有“后起优势”,具有自己的特点。1964年,法国的《大拉罗斯百科全书》第三卷中写到《红楼梦》,这样记载:“18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
  在这里,法国人注意到了《红楼梦》最特别的艺术特色,对人物的“心理描写”,认识到这是“十分深刻”的。
  1970年代,法国《通用百科全书》出版,这样评价《红楼梦》:“(《红楼梦》)既不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的小说,也不是一部神怪小说或自传体小说,这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作者认为,曹雪芹“并不想宣扬厌世的观念,而是在歌颂建立在双方自愿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崇高爱情。他深刻而细腻地剖析了这种爱情,因此,《红楼梦》成了第一流描写爱情的作品。”“但是,小说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爱情。曹雪芹根据自己对千年传统的亲身感受,通过贾家兴衰,说明剥削人民的封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他以荣府和宁府为缩影,描绘了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她巧妙和婉转地揭露了传统制度的虚伪,揭露了建立在奴役他人伪善基础上的人剥削人制度。《红楼梦》是18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贫富不均,提示了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种种弊病,所以它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
  这里有几个非常独到的见解:1。 否定了《红楼梦》是悲观厌世的作品;2。 肯定了《红楼梦》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很多西方人以为的“浪漫主义作品”;3。 很有趣的是,法国研究者们也意识到了《红楼梦》里阶级斗争的一面,“通过贾家兴衰,说明剥削人民的封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他以荣府和宁府为缩影,描绘了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另一方面,她巧妙和婉转地揭露了传统制度的虚伪,揭露了建立在奴役他人伪善基础上的人剥削人制度。”对意识形态和哲学情有独钟的法国人,在这里似乎被《红楼梦》触动了100多年前的那场“世纪病”。所以,法国人研究《红楼梦》也有自己的“法国特色”。
  我们观察法国人对《红楼梦》的态度、研究和思考,实际上,也是给我们自己打开一扇宽容的窗,中国与法国,中国与西方,东方与西方,通过这些文化概念的对比,我们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文明的融合才是长久的。
  自古以来,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都在力求融合和互通,《红楼梦》是不同文明之间融合与互通不可多得的一个桥梁。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仇恨、战争,乃至偏见、纠葛,在历史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我坚信文化的融合能够超越政治偏见、隔阂,乃至地理的距离,因为这些才是久长的,代代传承的。从对《红楼梦》的认知和研究里,我们感受到了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荷兰人……他们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欣赏、尊重和传播,不同文明之间的善意、接受、爱与沟通,才是值得我们珍惜与呵护的。今天,我们能够超越偏见、隔阂、误解与距离,是因为我们拥有文化的骄傲和信心,全世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要有足够的骄傲,足够的信心。这份骄傲和信心,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胸怀和态度——宽容、大度、从容、不偏激、不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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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西方人眼里的林黛玉形象
东方与西方,中国与西方,在我看来,是文化概念,它们是温暖的,有活力的。国际文化界对《红楼梦》的传播与研究,促进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认可与接受。《红楼梦》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让西方人接受了东方,也让东方人融入了西方。西方人,英语世界的读者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能够阅读《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而不再是节选的翻译本。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宝玉这些大观园的儿女们,从此开始走进了英语世界的读者们的视野里,至今已有50多年。
  中国人眼中的林黛玉
  林黛玉,对于我们来说,家喻户晓,一个陈晓旭出家和病逝,牵动了亿万人的牵挂和眼泪,其实这是林黛玉这一文学人物的魅力所致。说到她的形象,其外貌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似蹙非蹙、似喜非喜,这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形象描写了,而娇花照水,病如西子,则把人物内在的气质活脱脱地“外露”出来,如此高超的文学描写,在中国文学里,是非常少见的。
  林黛玉住在潇湘馆,潇湘馆对于黛玉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要,潇湘馆的外景是这样的:“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竽翠竹遮映。……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清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
  潇湘馆的最大特点是竹子,所谓“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片翠竹环绕,竹子象征着高洁、清雅、坚强,这恰恰是黛玉的突出品质。潇湘馆是黛玉自己挑定的住址,“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得幽静”,翠竹、诗书、苦恋、孤寂、泪水,这些陪伴着黛玉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词人秦观有《踏莎行》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杜鹃”与紫鹃相对,而且,该词情调凄婉哀伤,忧沉无底,道尽了青年人的离愁别绪,其中,“潇湘馆”三个字,已经明写了。
  以上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黛玉,她的美和意境,她的气质和风韵,真是千言万语不足道也。
  西方人眼中的林黛玉
  在英文译本里,黛玉走出了潇湘馆,离开了大观园,到了大西洋两岸,黛玉别号“潇湘妃子”,中文意义很好理解,在英文中“River Queen”,江河王后之意,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译名很“无厘头”,其实不然,我们再看看,“潇湘馆”的英文译名,是“Naiad’s House”,“Naiad”是谁?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水泉之神,住在河滩、湖泊、泉水中,被描写成美丽、天真、快乐和仁爱的形象,所以,林黛玉,这个潇湘妃子,就成了西方人眼中的Naiad,称为“River Queen(江河王后)”,也就顺理成章了。
  50多年来,英文版《红楼梦》的读者们把黛玉理解为“River Queen”,图中是“River Queen”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大家就可以明白黛玉到了大西洋两岸,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Naiad版黛玉和“外国金瓶梅”
  用“River Queen”来确定黛玉,有几个不妥之处,1,Naiad是快乐为基调的人物,而黛玉是悲剧为基调的人物;2,黛玉是“心较比干多一窍”,机敏聪慧,言语夺人,而Naiad则是一个仁慈宽容的女孩;3,潇湘馆,虽然有“潇湘”之名,但重在“竹子”这一点,以竹取胜,不在水,而英译本明显是望文生义,以为“水”是潇湘馆的特色。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第一位的是传播,Naiad化的黛玉,最大的好处,就是有益于《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里的传播,而且,在西方文化里,Naiad是一个非常善良、优美和爱的化身,也是西方读者心里的圣洁女孩,这是英文翻译家的良苦用心。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很少,所以,Naiad这个形象有助于黛玉的传播,能够更好地让西方读者了解黛玉,喜爱黛玉。
  其实,我们国内在引介西方文学名著的时候,也有过“Naiad版黛玉”的趣闻。郑振铎等人引介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时,用了一个概念:“外国《金瓶梅》”,这个概念对该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概念和“Naiad”一样,有准确的地方,也有不伦不类的地方,后者更多一些。
  在传播阶段,一些概念处理得好,可以让作品一炮走红,处理得不好,就会加深人们对该作的偏见,以讹传讹,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应该本着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慢慢来,让时间和善意去消融彼此的偏见和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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