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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良说我跟潘秘书聊一聊天，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阳走出宾馆大厅的玻璃门后，郑天良才跟着小潘去找黄以恒。
　　黄以恒已经脱了上衣准备洗澡，见郑天良进来了，就穿上衣服热情让座。郑天良说：“黄市长，打搅你休息了。”黄以恒说哪里哪里。
　　郑天良在外间的沙发上坐定，黄以恒给他泡茶，郑天良站起来说，“黄市长，你坐，我自己来泡。”郑天良先将黄以恒自带的玻璃杯里加满水，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来一支“玉溪”烟，先给郑天良点上，郑天良说你先来，黄以恒却执意先给郑天良点，郑天良就将脑袋凑向黄以恒手指上方的一绺火焰。
　　房间里空调温度适中，地上铺着灰色羊绒地毯，墙上挂着一幅仿制的黄宾虹山水。黄以恒看着有些拘谨的郑天良就问：“嫂子最近还好吧，也没时间去看她，代我向他问个好。”
　　郑天良说：“你很忙，没关系的。”
　　黄以恒没有问起郑清扬，也不谈今天下午会上郑天良的表态，这使郑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郑天良过了一会还是主动地说：“我认为工业区的企业，只要时机一成熟，应该全面恢复生产，出卖主权的事坚决不能干。”
　　黄以恒没有顺着郑天良的思路说下去，他说：“如果不实行股份制改造，不进行资产重组，重新恢复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宽一些。”
　　黄以恒的话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浇在郑天良的头上，很显然黄以恒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跟郑天良进行深入讨论，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业区的前景市里将要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来，回去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坏心的。”
　　黄以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丝毫不影响我们私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家的关系。没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的，就是那年王桥集实验区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争执了好多次的，而且在县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于怀，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即我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你的后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是要讲一点原则的，没有原则是要犯错误的。”
　　郑天良感到黄以恒的话确实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透露了一些内部的秘密，但事后一想，那又算什么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讲也是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黄以恒断然否定了后台一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会为他在五十岁时扶正而出最后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则下进行谈话，所以这个谈话也是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尽管如此，郑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儿郑清扬调到市里去。
　　郑天良告别黄以恒的时候，黄以恒将他送到了楼梯口，两人紧紧握手。
　　赵全福的本田车停在宾馆外面，郑天良一出宾馆大门，赵全福就上来扶住郑天良的胳膊：“老板，上车吧！”
　　郑天良没有立即上车，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些卖小吃的大排档的摊子在夏夜里苦苦等待着下一个客人，这些孤独的摊子像妓女一样寻求谋生的出路。
　　确信无一个熟识的人，他才敏捷地钻进车子里。
　　车到红磨坊后，两人直奔三楼的桑拿房里间的豪华的按摩间，茶已经提前泡好了，郑天良无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后，他坐下来与赵全福一起抽烟。赵全福问：“老板，你跟黄市长谈得怎么样？”
　　郑天良说：“回迁的事问题不大，但要等工业区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后统一考虑。”
　　赵全福说：“合和并不打算在工业区落户，我想在东门城外单独买一块地盖厂房。”
　　郑天良说：“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还说不上话，等到黄市长当书记了，一切就好办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
　　赵全福说：“老板，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天良说：“你去市里活动活动，给我在市政部门搞一个调动名额来，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办到？
　　赵全福笑了起来：“我以为有多大事，调一个人又不是杀一个人，我在一个月内给你把调令开来，要调的这个人是谁？”
　　郑天良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开调令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不好到市里去为一个普通的调动再去卖面子了，所以请你帮个忙。你打算怎么调动？”
　　赵全福说：“老板，这种小事你当然不要出面了，你帮我们办大事，迁厂买地，我帮你办小事。怎么调动太简单了，三五万肯定能搞定，要是关节太多，大不了十万块钱。”
　　郑天良说：“你这不是搞行贿受贿了吗？”
　　赵全福说：“老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怎么能叫行贿受贿，这叫互相帮助交朋友，你说我们这些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吃喝玩乐一年花不了十几万，多挣钱不就是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郑天良被赵全福一开导，也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于是就说：“反正你给我抓紧办了。今天我开了一下午会，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黄市长磨嘴皮子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回去休息了。”
　　赵全福说：“洗个澡再回去。”
　　郑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腐蚀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赵全福将郑天良拉住又坐下来：“我只是让你洗一个澡，没有任何意思。也不会安排任何人给你按摩，我也是共产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上次我就说过了，反正我这里没小姐，也没什么其他服务，除了一楼餐厅外，二三楼从来不对外开放。”
　　说着赵全福就一个人走了，留下郑天良关在屋里。
　　屋内只剩下空调器里流淌出的扫地一样的声音，含糊而暧昧的灯光暗示了这个空间胡作非为的合理性与安全性。此时，郑天良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黄以恒似是而非的态度以及他出卖了全部尊严的举止言谈像钉在他骨头里的钢钉，五十年梦游一样的岁月使他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空洞的鸡蛋壳，这个炎热的天气里他身心疲惫情绪被捂在一床棉被里窒息，他想摔碎一点什么，但眼前都是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只好将烟头死死按灭在烟缸里，烟头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
　　郑天良非常马虎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在伪装被剥尽后，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敌意，毛孔里流淌着汗水和欲望，臃肿的肚子里装满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动机。于是，他迅速跳进水池里，让滚热的水和雾气掩盖起身体的真相，然后他在自欺欺人中怀念乡下的水稻和母亲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桑拿间里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钢罩是一个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里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后，他躺在沙发上接受空调的抚摸和安慰，他想离开，但他的腿脚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大脑是领导，腿脚是群众，这是一种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表现。
　　那个让郑天良第一次领略到掠夺与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终于出现了。她还是第一次进来时的装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征性的，就像一个苹果上贴了一个激光仿伪标签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先生，您好，我来为你服务。”
　　郑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松，他们没有丝毫的陌生与紧张，郑天良轻轻地将王月玲拉进自己的怀里，极轻松地剥去了王月玲粉红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紧张地忙碌了起来，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郑天良的怀里贪婪地呻吟了起来，郑天良被这呻吟声激怒了，他站起来将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当郑天良心满意足地从王月玲身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女儿郑清扬的影子，一种被击穿了的感觉让他浑身痉挛。他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术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药一样地惊恐万状，她嗫嚅着将衣服套上，然后瑟瑟发抖地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来，王月玲小心谨慎地坐在郑天良身边，她颤抖着说：“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郑天良已经穿好衣服和皮鞋，他点上香烟，扭曲的脸在烟雾的后面破碎。
　　郑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离，问：“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王月玲小声地说，“二十一岁，家在湖南，爸爸开石头被炸死了，妈妈有风湿病，弟弟妹妹上学没钱。我是赵总从长沙带过来打工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咬了咬牙，将包里的四百块钱，掏出来全都给了她。王月玲说：“谢谢先生，我有工资，赵总不许我收先生的钱。”
　　郑天良说：“你拿着，不要对赵总说就是了。”
　　王月玲吃惊地看着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我从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