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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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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郑天良也参加了六天的现场会，会上没有人提到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那里太远而且也没建成，当然也就不会去参观。没几个人认识郑天良，郑天良就像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扔在风中，人云亦云地跟着大部队参观喝酒吃饭，分组讨论会上，他很想说合安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有二十一个亿，顶多只有九个亿，但他面对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工业区以及五条商贸大道，郑天良如果唱反调的话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他在一片掌声中反而有了做贼心虚的心态，他没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贼。
省市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一个星期报道合安县的经济建设成就，省报还发表了社论，题目叫《合安速度带给我们什么》。中央的媒体也水涨船高地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不到一个月后，黄以恒调市里担任河远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郑天良继续担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他的处分虽然没有公开，但全县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消息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得很快。乔岸接任县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赵根苗调任合安县县长。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所以官回原职也属理所当然。只是原分管的工业这一摊子现由田来有分管，而且工作卓有成效，当然也不好动他。所以乔岸就跟郑天良谈了一次，让他分管原来田来有的那一摊子，也就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分工调整，希望郑天良能够把这一摊子抓起来。
郑天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烟雾在郑天良的胡子的缝隙里缭绕，乔岸发现他的胡子长得快有寸长了，就对郑天良说：“老郑呀，回去把胡子剃干净了再来上班，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真的是打了败仗一样。”
郑天良心里有了一丝感动的情绪慢慢地滋生出来。
郑天良离开王桥集的那天，天很冷，当郑天良卷好铺盖上车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雪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将王桥集的许多人和事都掩埋了，郑天良的心回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战役的战场，玄慧寺下面的一往无垠的雪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战败的残兵败将，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命。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
郑天良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离开王桥集时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感受。但他直到临枪毙前的那一刻，他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17
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阴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轰我，她毕竟在我有钱的时候跟我一起享受过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这些物质记忆应该可以瓦解她对我的部分仇恨。
这次回省城总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我就像孔乙已买酒喝时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了三百块钱放在了桌上。然后将刚买的一小包饼干拆开来给儿子吃，儿子贪婪地两块两块地往嘴里塞，嘴巴鼓得像金鱼的肚子，嘴角上粘满了饼干碎屑，儿子专心致志咽饼干的表情让我手脚冰凉。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吃上烤羊肉串和炸鸡腿。
我对韦秀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写完了后可以挣四万块钱稿酬。等钱拿到手后，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过几年，我们会买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这样说等于告诉她我不想离婚而且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韦秀的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辉来，她先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你要是把挣来的四万块钱全都交给我，我就不离婚了。”
我听了这话后有些气愤，就嘲讽地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钱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觉得用钱来赎回自己失去尊严对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交易？”
韦秀终于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样总比出去卖淫好。”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码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卖淫的事了，我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嘲弄一个无辜女子，所有罪过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于是，我走过去抹去了韦秀眼角的泪水，她的泪水没有一点温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说：“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你，我会对你和儿子负责任的。”
韦秀软软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团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这天晚上，韦秀给我做了一顿萝卜排骨汤，一家三口喝着带有荤腥的骨头汤，竟吃得热血沸腾，儿子将骨头啃得一览无余，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进了碗里，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
我住下了，我们在一张腿脚摇晃的床上重温了夫妻间已经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头汤一样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找到书商姚遥的时候，姚遥对我前一阶段调查的内容毫无兴趣，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调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郑天良以前就是雷锋张思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读者要的是郑天良赤裸裸的堕落与淫荡，而不需要你的考证与考据，这是一个功利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读书就像手淫一样，只要发泄，不需要其他意义。你懂吗？而我们这套书的名字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写好郑天良关键是要写好他与女人的关系，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到刺激和放下书就想去嫖娼，我看你这本书也就PASS掉算了。”
为了四万块钱的稿费和韦秀那张日益枯萎的脸，我不得不放弃尊严指着手里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说：“姚经理，郑天良跟所有的贪官都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女人的，我之所以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主要是想寻找他堕落的某些结论之外的依据和原因，这也是新闻媒体上不可能披露出来的，应该有卖点。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写他与女人的关系。”
姚遥非常蛮横地一挥手，做出一个果断否定的手势：“不行，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出这套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才能动笔。”
我点头哈腰地连声说是，我感觉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个不讨皇军喜欢的汉奸一样，露一嘴歪牙，满脸可耻的笑容。为了不让韦秀卖淫，我只好在精神上卖淫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继续去了耿天龙家，老人对我倒是很欢迎，因为我陪他度过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让他在回忆中一遍遍地重温旧梦，这无疑是在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及时浇水。但当我问及郑天良与女人的关系时，他不情愿地说：“我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从来就不愿相信，而且法院并没有认定的我外甥女沈汇丽借郑天良的三百万是因为男女关系，这完全是诬陷。说郑天良贪污受贿我也想不通，你舅舅当年口袋里连五块钱都没装过，这个人怎么就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我想这里面名堂大着呢。但我不想说得太多。”
耿天龙对郑天良有怨气，但没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脸老人斑掩盖起历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龙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说：“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表明，当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后，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龙抚摸着黄昏里的鸟笼，然后对着笼中的鹦鹉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接着鹦鹉学舌，很是没趣。见耿天龙死活不愿讲我舅舅郑天良男女关系的事，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来找他调查什么了。这个起初让我感到很随和的老人这一刻让我反感，因为郑天良的腐败堕落与女人有着因果关系，这不是写书挣钱的需要，而是我调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我相信检察院的举证，而不相信耿天龙的掩饰。这个老人如果还在台上的话，我相信他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这个老人不尊重事实，我敢保证，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中，他们的老人斑后面隐藏的不仅是衰老的年龄还有见不得人的罪恶。
我独自一人走在县政府宿舍区院子里，寂静的水泥路两边的法国泡桐树裸露着被歪曲了的枝干光秃秃地站在风中，如同一些守灵的老人循规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阳光下，此前飘落的树叶以及我舅舅在这条路上踩过十几年的脚印一起下落不明了，舅舅家的房子依然还缩在西边的角落里，敲门进去的时候，舅妈周玉英一见是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舅舅，没了”。我看见舅妈的头发已经花白，枯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里流淌着掺进了盐酸和耻辱的血液。
院子里的冬青树依然青翠，这是一种坚守贞操的树。只是梅花树已经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裸枝条，死活不明。一些空洞的坛子罐子东倒西歪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里，还有碎砖、破塑料袋穿插其间，院子里的景象无比荒凉。舅舅被枪毙后，舅妈仍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每天倚在门边晒太阳，从早坐到晚，她在回忆中还原舅舅郑天良的形象，然后就六神无主地流着眼泪。
舅舅家的格局与我十二年前的记忆惊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外，看不出任何变化，陈旧的家具以及四处弥漫着腌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质的椅子上多了两个布垫，墙壁的颜色呈暗黄色，灯泡上还缠了一些蛛网，在灯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当中，骨灰盒是暗红色梨花木的，中间部分嵌着舅舅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骨灰盒上朝气蓬勃，脸上挂着年轻的微笑和欲盖弥彰的自负，舅妈在骨灰盒前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柱檀香燃起缕缕清烟。我站在舅舅的骨灰盒前，想起了过眼云烟这个成语。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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