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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7）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两个月以后，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得到的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初为兄弟、后为仇敌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内两党之间发生过的多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几代人都洗不清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国民党退走台湾之后，共产党对其一般成员大体不究，而且区别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对在抗日期间加入的国民党员，更视作一般问题，虽记入档案，但不致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像父亲这样又参加革命的人，更当别论。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没有国民党，我们就无从领会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国民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暴虐和苦难。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　。　想看书来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8）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打开地狱，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那么，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问到个人的责任，人们总是谈到政治的压力，盲目的信仰，集体的决定等等。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在那个春夜作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Ｆ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Ｆ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9）
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忽而阳光灿烂，忽而暴雨倾盆。我们顶着烈日，用镰刀割断气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时就不耐烦地等待天晴。我们住的地方是乡村小学的教室，二十多人挤在铺了麦秸的地铺上，过道中泥泞不堪，游漫着新鲜泥土和干麦的味道。地铺上扔满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在震耳的雷声中，我们阅读毛泽东的文章，每个人都写了大量的笔记。雨后的黄昏，我们站在大片变幻不定的天空下，吸进从田野尽头吹来的新鲜的风，在莫名的兴奋中徘徊不去，心中充满了大事将临的预感。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体，成立了秘密组织——红卫兵。他们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前，宣誓效忠毛主席，并准备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电筒的光亮惊醒，站在面前的张老师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岗的另一个同学，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这是一个殊荣，只有为数极少的同学才被准许参加站岗。重获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几个连续暴雨惊雷的夜晚，守卫着空荡荡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湿也不愿交给下一个人。教室中，手电光彻夜兴奋地晃来晃去，议论声低低的到黎明才渐渐沉寂。我还记得换岗时的口令；第一个说：保卫！第二个说：革命！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华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曲调源自陕北民歌，由一个名叫李有源的老农即兴填词，以表达他分得土地的喜悦，在荷锄下地时野唱的“酸曲”，一变而为“万方乐奏”的颂歌。这首歌的重要性压倒国歌，被一时称为道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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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永远少年的凯歌（黄斌）
永远少年的凯歌
　　黄斌
　　由我来张罗修订出版《少年凯歌》，并更名为《我的青春回忆录》，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对导演来说，我的年龄还只属于“少年”。
　　这本书第一次在日本出版的时候，我才八岁；而当第一次读到国内版时，已经20岁。期间几经台湾版、香港版的推出，无数“少年人”在感受陈凯歌导演所经历的成长苦乐时，也历经着各自成长过程中的美丽与哀愁。
　　几乎过一段时间，我就会重新翻看一遍《少年凯歌》，那个红色年代的沸腾声响仿佛贴近地在耳边回饶，而那些平凡的年少记忆又如此真切地仿佛电影般开场落幕。我一点都不陌生，我甚至能闻到那时的气味。
　　气味与气味之间隔着一个时代，却又好像近在咫尺。我试着让比我更小的85后、90后朋友读这本小书，他们也都奇异地熟悉这气味。
　　因为我们都“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却不断地“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如果有一本书可以当作交换成长的密码，《少年凯歌》绝对算是一本。
　　我听说，这几年不断有人想出版陈凯歌传记，但导演一扎进电影的拍摄就是天昏地暗，没有停息，哪有时间重新笔耕？再版修订的事宜也一拖再拖。直到2008年的冬天，我和出版社的朋友一再怂恿、几近逼迫导演把重新修订《少年凯歌》提上议事日程，并增加近100幅首次曝光的记忆影象。由于此前的版本太多，更轻妄地建议更名为《我的青春回忆录》。
　　我们竟然得逞了。
　　找到导演的夫人陈红女士搜罗历年的工作和生活照。在导演书房的柜子里，照片被红姐根据年份、影片名字、内容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个小袋子里，她竟能清晰地记得每张照片的拍摄情况、背后故事。花了八个小时挑选出四五十张珍贵图片，末了，却说“尽量少登有我的合照”，这让人想起“相濡以沫”这句老话。
　　而导演的妹妹陈凯燕女士则翻箱倒柜出导演“少年”时期的所有照片，供我们挑选。一瞬间，那个时代仿佛又回来了。
　　书的最后选了三篇附录。第一篇《千里走陕北》，是陈凯歌处女作《黄土地》的导演阐述。第二篇《张国荣的眼睛》，是导演写给“哥哥”的祭文，《霸王别姬》一直被认为华语电影史的伟岸高峰，而张国荣先生亦因此片人戏不分的演出成为不朽。第三篇是导演为柏林电影节专门写的《梅兰芳》拍摄初衷。三篇的时间跨度大约为二十五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有很多东西发生了巨变，唯一不变的是字里行间作者对电影与人生的虔诚——这便是时间的魔术。
　　本书的编辑过程除了得到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刘太荣先生、唐建福先生积极推动，再加上曦阳、李辉等的辛勤努力，竟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重制完成。
　　在导演身边工作这几年，一直觉得他既是恩师，亦是朋友。他少年般地探望历史的天空，充满诚意的奉献自省的思考。他的教诲中最被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
　　人能面对自己，便能面对所有。
　　感谢他能拿出珍贵的记忆碎片与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们分享。
　　少年，其实是可以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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