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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Ｆ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也是进入四中时尚未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唯一一人（他人入队通常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之间）。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Ｆ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关于他，有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以Ｆ在小学的成绩，本来是和四中无缘的，情急之下，只好求助于乃父。于是有一封盖有F父亲印章的信件送到了校长手中，Ｆ自然也就进了四中。但这封以“我的孩子Ｆ……”开头的求助信件最后以“我将于九月一日准时到校”结束，使校方大为紧张，慌忙准备迎接F父亲的光临。这一天姗姗来迟的却是大摇大摆的Ｆ本人。校长问起他的父亲，Ｆ惊奇了，问：谁说我爸爸要来？问罢想了想，就两手拍着腿大笑。——信件显然出自Ｆ本人的手笔，主语自然复原到“我”，是并不错的。故事可能只是假托，但编故事的人可说是深知Ｆ其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2）
我和Ｆ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Ｆ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Ｆ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一个好的。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Ｇ。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3）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们对他的爱，与其说是一种感情，毋宁说是一种习惯。我甚至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是一个胖子，对他来说，一切世俗的标准完全没有意义，他正是他应该是的样子。在我准备中学考试时，语文教师们曾经综合历年的考题进行测验，帮助我们接近可能的作文题目。但当年的试题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中，许多个星期天都坐在教堂中，在班主任的注视下一篇篇地朗读已经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泽东选集》，讨论“革命”、“阶级”、“专政”之类的问题，并且深信“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遍布中学的校园。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他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信奉“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只以书为思想的羽翼。他曾强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况下出游，沿途打工，维持生计，因为困苦没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行走强健了他的体魄。他常常不避风雨，反而在其间欢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面前感受天命所钟的幸福。相传他赠给晚辈亲属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孟子教诲，他少年时有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以庄子北溟大鹏自喻，自信非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方的行脚僧”。僧人而云游，必定兼有清贫、济世诲人和反叛世俗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4）
对于干部子弟来说，父辈的业绩朦胧得美丽，如同酸葡萄发酵成美酒。他们更希望继起而为共和国新的护驾亲兵。这种事出有因的循环，就使红卫兵的产生成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风气的缘故纷纷卷入，无法超然。即使像在“文革”中独持异见、最终因思想罪被处极刑的遇罗克，也曾学步毛泽东，在民间做各种杂活，以接近社会。毛泽东本人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记得在一次讨论会上，班里一位同学说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体的批判，连老师也指其有“阶级立场问题”。这位十三岁的同学毫不示弱，竟有干部子弟同学扬言要“揍他”。“文革”初起时，“保卫毛主席”是春秋曲笔，既然需要“保卫”，必然有人“反对”——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出窝黄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学生，是“文革”前就有了准备的缘故。
　　一九###至一九六五年，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宫小吉在《中学生》杂志上以《五分的秘诀》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得到五分的作文多不过讨时尚的欢喜，故毫不足取。有头脑的学生不必拘泥于成绩，三分、四分足矣。余下的时间作多方面的发展，这篇文字在毛泽东亲笔批示之后流传甚广，毛泽东说：“此人厉害”。
　　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一九###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一千八百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过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十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5）
一九###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6）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