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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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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和他哥哥一模一样。”
我的相貌和我的声音，让我生母确信是她二十二年前在行驶的火车厕所里生下的孩子。
后来的DNA亲子鉴定结果证实了我是她的儿子。然后我陌生的亲人们从那个北方的城市赶来了，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姐姐，还有我的嫂子和姐夫。我们城市的电视和报纸热闹起来，“火车生下的孩子”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我在电视里看到自己局促不安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勉强的微笑。
好在只是热闹了两天，第三天电视和报纸的热闹转到警方扫黄的“惊雷行动”上。报纸说警方在夜色的掩护下对我们城市的洗浴中心和发廊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人员七十八名，其中一个卖淫女竟然是男儿身，这名李姓男子为了挣钱将自己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从事卖淫，他的卖淫方式十分巧妙，一年多来接客超过一百次，竟然从未被嫖客识破。这是新闻的焦点，电视和报纸的兴趣离开了“火车生下的孩子”，集中到这名男扮女装的伪卖淫女身上，只说其巧妙的卖淫方式，至于如何巧妙的细节，电视和报纸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城市的人们津津乐道地猜测起了五花八门的巧妙卖淫方式。
雨雪在我眼前飘洒，却没有来到我的眼睛和身上，我知道雨雪也在离开。我仍然坐在石头上，我的记忆仍然在那个乱哄哄的世界里奔跑。
我陌生的亲人们返回北方的城市两个月后，我大学毕业了。在我们相聚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希望我毕业后去他们所在的城市工作，我的生父说他在处长的位置上还能坐四年，四年后就要退休，他趁着手里还有些权力，为我联系了几份不错的工作。杨金彪对此完全赞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没有办法帮助我找到理想的工作，他认为我去了那个北方的城市可能前途无量。当时我的生父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建议，他担心杨金彪会不高兴，再三说明我留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他可以想想办法找到这里的关系，让我得到一份好工作。他没想到杨金彪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而且真诚地谢谢他为我所做的这些，反而让他不知所措，杨金彪看到他有些尴尬的表情，纠正自己的话：
“我不应该说谢谢，杨飞也是你们的儿子。”
我的生母非常感动，她私下里抹着眼泪对我说：“他是个好人，他真是个好人。”
我父亲知道我要去的城市十分寒冷，为我织了很厚的毛衣毛裤，为我买了一件黑色的呢大衣，还买了一只很大的行李箱，把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装了进去，接着又将里面很旧的衣裤取出来，上街给我买来新的，我不知道他是向郝强生和李月珍借钱给我购置这些的。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早晨，我拖着这只装满冬天衣服的行李箱，里面还有那身西装，跟在杨金彪的身后走进火车站，剪票后他才将火车票交给我，嘱咐我好好保管，火车上要查票的。我们在站台上等待时，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当我乘坐的火车慢慢驶进车站时，他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肩膀，对我说：
“有空时给我写封信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就行，别让我担心。”
我乘坐的火车驶离车站时，他站在那里看着离去的火车挥手，虽然站台上有很多人在来去，可是我觉得他是孤单一人站在那里。
后来他在我的生活里悄然离去之后，我常常会心酸地想起这个夏天早晨站台上的情景，我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闯进他的生活，而且完全挤满他的生活，他本来应有的幸福一点也挤不进来了。当他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我却不知不觉把他抛弃在站台上。
我在那个北方的城市里开始了短暂的陌生生活。我的生父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和应酬，已经退休的生母与我朝夕相处，她带着我走遍那个城市值得一看的风景，还顺路去了十来个以前的同事家中，把她失散二十二年的儿子展览给他们，他们为我们母子团聚感到高兴，更多的还是好奇。我生母满面春风向他们讲述如何找到我的故事，说到动情处眼圈红了，刚开始我局促不安，后来慢慢习惯了。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件失而复得的商品，没有什么知觉地聆听生母讲述失去的痛苦和找到的喜悦。
我在这个新家庭里刚开始像是一个贵客，我的生父生母，我的哥哥嫂子，我的姐姐姐夫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两周以后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我们拥挤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我的生父和生母，我的哥哥和嫂子，我的姐姐和姐夫占去了三个房间，我睡在狭窄客厅的折叠床上，晚上睡觉前先将餐桌推到墙边，再打开我的折叠床。每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时，我的生母就会把我轻轻叫醒，让我尽快起床收起折叠床，将餐桌拉过来，要不一家人没有地方吃早餐了。我的生母有些过意不去，她安慰我，说我哥哥的单位马上要分房，我姐夫的单位也马上要分房，他们搬走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的这个新家庭经常吵架，哥哥和嫂子吵架，姐姐和姐夫吵架，我生母和我生父吵架，有时候全家吵架，混乱的情景让我分不清谁和谁在吵架。有一次为我吵架了，这次吵架发生在我将要去一个单位报到工作的时候，我哥哥说我睡在客厅里太委屈，建议我有工作有薪水后到外面去租房子，我姐姐也这么说。我生母生气了，指着他们喊叫起来：
“你们有工作有薪水，你们为什么不到外面租房子？”
我生父支持我生母，说他们工作几年了，银行里也存了一些钱，应该到外面去租房子。然后子女和父母吵上了，我的哥哥和姐姐历数他们同学的父母多么有权有势，早就给子女安排好住处。我生父气得脸色发青，骂我的哥哥姐姐狼心狗肺；我生母紧随着骂他们没有良心，说他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我生父找关系安排的。我站在角落里，看着他们汹涌澎湃的争吵，心里突然感到了悲哀。接下去哥哥和嫂子吵架了，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两个女的都骂他们的丈夫没出息，说她们各自单位里的谁谁谁的丈夫多么能干，有房有车有钱；两个男的不甘示弱，说她们可以离婚，离婚后去找有房有车有钱的男人。我姐姐立刻跑进房间写下了离婚协议书，我嫂子也如法炮制，我哥哥和我姐夫立刻在协议上签字。然后又是哭闹又是要跳楼，先是我嫂子跑到阳台上要跳楼，接着我姐姐也跑到阳台上，我哥哥和姐夫软了下来，两个男的在阳台上拉住两个女的，先是试图讲讲道理，接着就认错了，当着我的面，两个男的一个下跪，一个打起了自己的嘴巴。这时候我生父生母进了自己房间，关上门睡觉了，他们已经习惯这样的争吵。
这个家庭的暴风骤雨过去之后，我站在深夜宁静的阳台上，看着这个北方城市的繁华夜景，心里想念起杨金彪。从小到大，他没有骂过我，没有打过我，当我做错什么时，他只是轻轻责备几句，然后是叹息，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这个家庭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吃过早餐出门上班后，只有我和我生母坐在餐桌旁，我生母为昨晚因我而起的争吵感到内疚，更为她自己感到委屈。她连声抱怨，抱怨我哥哥和我姐姐两家人在家里白吃白喝，从来不交饭钱；又抱怨我生父下班后过多的应酬，几乎天天晚上像个醉鬼那样回家。
我生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抱怨自己的家是一个烂摊子，说操持这样一个家太累了，等她说完后，我轻声告诉她：
“我要回家了。”
她听后一愣，随后明白我所说的家不是在这里，是在那个南方的城市里。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没有劝说我改变主意，她用手擦着眼泪说：
“你会回来看我吗？”
我点点头。
她伤心地说：“这些日子委屈你了。”
我没有说话。
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没有叹息也没有呻吟，而是低声说了很多话，说他怎么在铁路上听到了我的啼哭，怎么抱着我跑到李月珍家里让她给我喂奶。在我四岁的时候，他为了婚姻丢弃我也是那个晚上告诉我的，说到这里他老泪纵横，一遍遍责问自己：
“我怎么能这样狠心……”
我告诉他，我也丢弃过他，去了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我说我们之间扯平了。他在黑暗里摸了摸我的手，说我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里不能算是丢弃他。
说完，他轻轻笑了一下。他说起返回那块青色石头前找到我时，因为冷我身上盖满树叶，他说这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孩子了。那个晚上我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我想起了石头、树林、草丛，还有让我胆战心惊的狗吠。我说不是冷，是害怕，有一条狗一直在汪汪叫着。
“怪不得，”他说，“你头上也盖着树叶。”
我嘿嘿笑了，他也嘿嘿笑了。“我不怕死，然后他平静地对我说：一点也不怕，我怕的是再也见不到你。”
第二天我父亲不辞而别，他走得无声无息，连一张纸条也没有留下，拖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离我远去。后来的日子里，我为自己的疏忽不断自责，我父亲离家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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