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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民的哲学(连载)-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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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却不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尽管*认为人类“利他”行为的普世化必须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按劳分配，也不能作到完美的按需分配，这一点苏联和中国还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高度的中央集权意味着制度化的管理，而这种管理往往对个性化的需求视而不见，也无法准确的计算个人的劳动量，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上国家对财富的需求没有止境，因为需要不断的投入发展工业和国防，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变成国家为了达到他的目标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一点凡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深有体会。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是这样，要求人们无条件的为国家付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鼓励人们利他，遏制利己行为，并把经济理论建立在有道德的人的基础之上，这个有道德的人首先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而且是绝对忠于国家的，要求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颗螺丝钉，完全抹杀个性化的需求，试图将整个社会整合成为一部大机器。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迅猛的工业化进程，一大批农民成为了工人，反过来工业化将机器送下乡，农业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从总体上来讲，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所以人们的生产生活也非常积极，这一点在苏联的30年代，中国的50年代表现的非常明显，人们生活在一种非常亢奋的环境中，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社会主义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们也喊出要向社会主义学习，但平民毕竟是实用主义的（见工业革命的扩散（二十一））有道德的人这样的观点被抛在一边，尽管所有的平民都在高喊支持社会主义，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却不能做到。面对物质匮乏，人们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斯大林有一次在听取部下关于人们生活贫困的时候说：“不用担心，他们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因为他知道人们是如何将公家的东西变为私有的。”在中国同样如此，食堂的厨师把食物带回家，商店的售货员将商品变为己有，以至于这两个职业非常热门，连姑娘嫁人都会优先选择。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在国企里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由于高度中央集权，人们的生活待遇完全由国家来决定，而国家出于自己的需要（比如发展军事工业）占用大量的社会资源，导致返还给他的雇员（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一个巨型垄断企业，而人们是她的雇员）报酬太少，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顿巴斯煤矿的矿工斯达汉偌夫在一个工作班6小时用风镐挖煤102吨，超过原定额的13倍。他成为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偶像，他获得的物质奖励包括一套包括家具和电话的技术人员的住房，一个家庭疗养证，两个电影院永久专座。而更多忘我工作的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无条件的为国家服务得到的回报太少，大大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加上社会主义平均分配的原则（由于物质匮乏，基本生活物质必须平均分配，不然社会会出现*。）没有任何激励机制。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赢得人们尊敬的唯一渠道是当官，在这里，实用主义者驱逐了原来的持有*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依靠裙带关系和阿谀奉承爬上来的官僚逐渐腐蚀了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以至于苏联解体之后，那些共产党员摇身一变变成了支持资本主义的领头人，这种变化之快，只能证明他们是些为了利益的实用主义者。在经历了那一段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人们的积极性没有了，而国家的花费却越来越大，战后的苏联在军事上的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中国则维持了600万大军。由于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不足，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活物质匮乏。从1988年到1989年，苏联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这种生活物质的匮乏导致了持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平民阶层的不满，苏联就此解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问题，大跃进的失败导致随后而来的物质短缺，继而引发*，*实际上是一场*。*也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以至于持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毛泽东在晚年陷入哲学的泥潭中。而第二代领导人*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搁置了不实用的理论上的争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中国社会迅速转型，从一个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逐步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政府还保留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控制能力，但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国度了。市场经济意味着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逐渐显现。中国经济体系的实质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逐步加入了政府控制，而这个理论的提出则源于约翰&；#8226；梅纳德&；#8226；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面我们来看看凯恩斯。。 最好的txt下载网
工业革命的扩散（二十四）
在说道凯恩斯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我在工业革命的扩散（八）中提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新的一轮生产力的暴涨，化学方面的突破使人们建立了一大批化工厂（石油化工、煤化工、化肥、医药等）比如美孚、壳牌，内燃机的发现造就一大批汽车、飞机厂（比如福特、奔驰），电力的广泛使用造就了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这样的巨头。这些领域的突破有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公路、铁路、钢铁、航空、房地产等产业也出现暴涨，在19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中，尽管出现一些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没有产生根本的危害。美国的大城市开始成型，高楼大量的建设起来，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世界财富向美国转移的步伐，在这个背景下，美国金融资本成长了起来，逐渐取代了英国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美资开始向全世界渗透并取得了一些国家的金融控制权，比如德国。同时世界各地的资本也在向美国转移，比如一战时期的全球性资本为了避免风险从英国伦敦转移到了美国纽约。来自全球的资本集中在纽约博弈，产生大量的投机行为，股票市场暴涨，从而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金融泡沫。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纽约证券市场股票呈价跌量增的背离之势，各个技术支撑点均无力抵抗先后被击穿。至1930年，25种有代表性的工业股票价格由1929年平均每股最后成交价格的美元降为美元。这次股灾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沉重的打击了美国经济，1930年有26400家公司和934家银行倒闭，1931年是28300家公司和1440家银行，1932年增加到31300家公司和1453家银行，33年则是20300家公司和1783家银行。1933年初全美银行业基本瘫痪，美国经济开始崩溃。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重工业下降了近80％。失业大量涌现，33年的时候失业1700万人接近美国全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失业者因为还不起银行贷款失去住房，靠政府救济维持生命，流浪街头。
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加拿大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英国失业率为22％，德国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二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日本爆发抢米风潮，300万人失业，工厂开工率为30％。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同小异，到处是流浪汉，很多人只能靠救济生存。国家大量破产，拒绝支付外债。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坚持古典经济学的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以及商人们都认为市场会自动复原，无须政府干预，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但危机并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动复原，萧条似乎永无止境。反到是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苏联计划经济实行的很好（见工业革命的扩散（十八）），人们要求政府有所作为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学家中间也有很多人在思考，凯恩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凯恩斯以前的主导经济理论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又称传统经济学。他们尊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学说为圣经，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的五大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自动均衡”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经济都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达到均衡；商品的价格波动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变动能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均衡；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涨跌能使劳工市场供求平衡，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一切人为的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什么也不管的政府是最会管理的政府，应该信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或失衡。
凯恩斯在观察了29年的经济危机后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开始就从就业入手批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他说：“可用资源之数量，例如可就业人口之多寡，天然财富之丰瘠，资本设备之大小，一向只用叙述方法加以说明。至于在此可用数量之中，实际就业者究有多少，由何种力量决定，则极少有详明理论。说对于这种理论全无探讨，当然是过分。因为讨论就业量之变动者甚多，而一讨论到就业变动，便不免牵涉到这种理论。我并不是说这个问题被人忽略了，我是说：关于这个问题之基本理 论，一向被认为太简单、太容易，至多只要提一下就够了。所谓“自愿的”失业，乃因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适应迟缓、冥顽固执等种种关系，工人拒绝或不能接受相当于其边际生产力的产物价值为其工资，以致产生失业。但“摩擦的”与“自愿的”二范畴，概括一切失业。在经典学派前提之下，不可能再有第三范畴——即我下文所谓“不自愿的”失业。”
事实上，总有一部分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而工作，但无工可作。一般而论，只要有此需求，现行工资下之工作人数可以增大经典学派以为这和他们不冲突。理由是：在现行货币工资之下，劳力之供给量固然可能大于劳力之需求量，然而这种情形之产生，乃是因为劳工间有公开协定或默契，不愿接受较低工资而工作；只要劳工们肯把货币工资减低，就业量自会增大。故此种失业，骤看似乎是“不自愿的”，实际上并不如此，应当列入由于集体议价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失业范畴中。不景气之下之失业现象，是因为工人不肯降低货币工资而引起的，也并不显然与事实相符，如果说美国一九三二年之失业原因，是因为劳工们坚持不让货币工资降低，或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真实工资率，也不易令人置信。有时就业量变动甚大，而劳工之生产力或劳工之最低要求（以实物表示之），却无显著变动；工人在不景气时，亦不比繁荣时更为顽强，——远非如此；劳力之物质生产力，也并不在不景气时变小。这些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已足构成初步理由，令人怀疑经典学派之分
析是否合适。
凯恩斯提出他的观点，全面的批评了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在这个基础之上，凯恩斯建立了一套站在宏观面的总量分析法，以前的经济学很少提到宏观层面，就是有，也很少有量化分析。所以西方经济学也称凯恩斯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总之，凯恩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这一派经济学家也被称为凯恩斯学派。战后的各国政府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维护经济体系的稳定。但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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